邯郸三个少年杀人犯，如果放在我国古代会被判处什么刑罚？

大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四月，四川盐亭有一九岁男孩名刘縻子，见同村的李子相正在吃烤胡豆。

讨要未果，乃拳脚相向。

李子相只有八岁，且身体瘦弱，竟被当场殴打致死。

然后刘縻子抓起胡豆施施然而去。

而这整个过程，其实都被受害者李子相年仅七岁的妹妹李润亲眼目睹。

所以李子相父母告官之后，施暴者刘縻子很快就被锁拿归案。但是包括四川总督文绶在内的地方大小官员却不敢自专，将卷宗呈送京城刑部。

而刑部侍郎胡季堂也无法决断，因为根据《大清律例》规定：

“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犯杀人应死者，议拟奏闻，取自上裁。”

所以，最后还是得奏请乾隆皇帝圣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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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发生在河北邯郸的三个初中生霸凌杀人案，可谓人神共愤，过程内容不做赘述，在此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令人发指！

邯郸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曾贡献过1584条成语——再加一个“邯郸三害”？

燕赵之地，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这三害，真的是在给邯郸抹黑。

其最终会如何定罪论责，“历史百科杂谈”小编因为不是法学专业者，所以不予置喙。

在此只是单纯说一说，如果“邯郸三害”这种犯罪行径是发生在我国古代，会被判处什么刑罚。

关于未成年犯罪的问题，在古代律法当中一直都有专门规定，早在西周礼法就已经做出阐释，比如《礼记·曲礼》有：

“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焉。”

而在《周礼·秋官·司刺》中还规定了“三赦”：

“一赦曰幼悼，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

幼悼、老耄、蠢愚都是属于无刑事责任能力人，所以会被宽大处理，而且七岁（悼）是一个门槛。

而这种理念也一直贯穿了我国古代各朝的律法制定当中，比如在睡虎地秦简就有以身高确定犯罪行为人刑责的律法内容：身高不满六尺（秦制六尺约等于一米出头）者，免于刑责。

一米出头大约就是七八岁的孩童。

汉律当中则是规定：“年未满八岁……非手杀人，皆不坐。”

而到了唐朝，所制定的唐律是我国古代律法的成熟标志，后世各朝代的律法基本都是以唐律作为蓝本依据，其中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问题已经有了具体化的规定。

在被誉为中华法系巅峰的《唐律疏议》当中，将未成年犯罪人做出了年龄段划分，即“七岁以下”、“七岁到十岁”、“十一岁到十五岁”。

其中，“七岁以下”犯罪者，不论是什么罪名，都不予处罚。

“七岁到十岁”犯罪者，盗窃、伤害之类的罪名，可通过“收赎”来免于刑事处罚；故意杀人类的死罪，虽可判死，但可通过“上请”来减轻刑事处罚。

“十一岁到十五岁”犯罪者，一般罪责可通过“收赎”来免于刑事处罚；而故意杀人之类的死罪，处死。

“收赎”即由监护人交钱赎罪；“上请”即皇帝亲自裁决。

可见，从唐代开始，不是所有的未成年犯罪都可以免于刑罚，故意杀人、谋逆等死罪，除了未满七岁的可以完全免于刑罚之外，其他两个年龄段都没有免死金牌。

“七岁到十岁”的还有“上请的机会，而“十一岁到十五岁”的基本就废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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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代以后，各朝代的律法制定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规定，都基本沿袭了《唐律疏议》。

但需要说明的是，在古代毕竟是封建专制社会，本质上还是人治，帝王的喜好倾向会直接左右案件走向。而且不论是哪个封建朝代，在很多谋逆类的案件当中，鸡犬尚且不留，还哪管什么七岁还是十岁。

而“七岁到十岁”犯有故意杀人罪的未成年人罪犯，因为帝王要彰显仁慈，基本在接到“上请”之后都会予以宽恕处理。

比如在《宋会要辑稿》当中记载：北宋仁宗嘉佑三年（1059年），淮南西路濠州有九岁少年与邻居老妪争柴薪，刀砍老妪致死，地方官判死刑，并奏请皇帝裁决。

而经过赵祯御批之后，最终罚铜免死。

此外，地方官的意志也很重要。比如南齐时期，吴兴郡有一个十岁少年在路上捡到了他人遗失的钱袋，据为己有。案发之后，太守王敬直接将其杀头示众……

法律在这里，根本就成了一纸空文。

当然，这在大一统中央集团王朝，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帝王意志确实是高悬在上。

在大清朝——这个朝代是非功过在此且不提，只说帝王的素质：不得不说，在不涉及满人统治的时候，清朝皇帝还是很清明的，而且在未成年人犯罪方面确实有所贡献。

比如雍正十年（1732年），直隶有个名叫“丁狗仔”的人，霸凌名叫“丁乞三”的十四岁未成年人。丁乞三不堪其辱，反击之中打死了丁乞三。

根据《大清律例》，丁乞三需判罚绞监候。而雍正皇帝亲自过问案件之后，认为“犯罪人情有可原，从宽免死，可减等发落，赔偿死者烧埋之钱”。

此后，这个“丁乞三案”成为定例：

“实与丁乞三情罪相等者，方准援照”。

即如果有欺凌情节，可援引“丁乞三案”；反之，如果没有欺凌情节，该怎么处罚就怎么处罚。

这确实是符合公理人心。

但是保护未成年人有保护的道理，问刑也有问刑的道理。比如随后的乾隆皇帝，这位十全老人虽然好大喜功，但是在律法裁决方面还是值得夸一夸的。

在本文开头，九岁的刘縻子因为一把胡豆而杀死了八岁的李子相，确实是可恶，但是因为未满十岁，所以还有“上请”的机会。

乾隆皇帝认为：这个刘縻子在九岁时候都会为了一把胡豆而杀人，长大了更不会是什么好鸟，于是驳回上请，判处绞刑。

随后根据这个“刘縻子案”，朝廷又出台了一个新例：犯罪人年龄在十岁以下的杀人案件，若死者年龄比犯罪人大四岁以上，方可“上请”宽恕；若犯罪人年龄在十一岁到十五岁之间，因被欺侮或者是无意中杀人，方可“上请”宽恕。

其他的则不予“上请”宽恕。

这种区分年龄与事由的未成年人犯罪杀人刑罚规定，还是值得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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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对于“十一岁到十五岁之间”的未成年人故意杀人罪，在唐代以后、清代以前，基本就是凉凉了。

而在清代，除非像是“丁乞三案”那样，犯罪人是在遭到欺凌情况下反击杀人。其他的正常情形，基本也是凉凉了。

性本恶也好，还是性本善也罢：有的人，真的是魔鬼。

多说一句：有人说要给邯郸三害以改过的机会，要救赎、要治愈——那么，被残忍虐杀之后深埋在土坑里的那个老实憨厚的少年，就是活该倒霉？

痛失儿子的父母，这一生又拿什么救赎与治愈？

律法应该是保护善良之人，而不是保护奸恶之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