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塔山事件：蒋介石一箭三雕，中蒙之间唯一交战，为何是糊涂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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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塔山事件是一次中蒙边界突发事件。但这次事件发生在中苏关系开始走向恶化的当口，国民政府又处理失当，闹得云山雾罩。这次事件遂成为新疆和苏联关系的转折点，也成为整个中苏关系走向全面恶化的转折点。

1、北塔山事件的出入

北塔山属新疆省迪化专区（乌鲁木齐市）奇台县，位于该县东北部中蒙交界处，西北与阿尔泰专区相毗连。

当时驻新疆骑兵第五军的韩有文旅驻守奇台，韩有文派马希珍连驻守在北塔山。由于外蒙古新独立出去，中蒙边界尚未正式划分清楚。从清初以来，科布多与阿山同属一个地区。

因中蒙边界未定，没有在边界设置固定哨卡。在这一情况下，双方发生越界事件是难以避免的。

1947年6月2日，阿山专员乌斯满因反对三区，被三区军队从阿山赶出。乌斯满率领几百号人的队伍，节节败退，从北塔山地区误入蒙古境内，并抓走了8名蒙古兵。

马希珍连长发现可疑马迹，率部搜索，不期与蒙军发生遭遇战。

蒙古边防军科布多中校队长班子尔克沁发来通牒，限令48小时内交出8名蒙兵和马匹，把驻在刀踏头尔特山的东北对面胡芝尔特阿山上的野营撤退，否则一切后果由马希珍负责。

韩有文旅长据报，经请示西北行辕主任张治中，即令将蒙古兵放回。但复电到时已逾48小时。6月5日蒙古边防军赶到出事地点，双方发生战斗，蒙古方面还出动了飞机支援。

马希珍连奉命后撤10里至库仆地方，蒙古兵亦后退，北塔山一直在中国驻军守卫之下。

6月6日以后，蒙军虽有越界情况，飞机亦飞来侦察，但无轰炸，双方部队亦无接触，事态逐渐平息了。

由于北塔山事件的特殊背景，有关记载出入很大。

《中央日报》记载：

根据阿山专员乌斯满和北塔山驻军报告，1947年6月5日外蒙骑兵一营，配合军用汽车多辆，更带轻重武器，向中国北塔山阵地进攻，并有苏联标志飞机4架掩护，投弹扫射。中国驻军颇有死伤。蒙古骑兵深入中国境内600华里(《中央日报》1947年6月11日)。

据蒙古人民共和国官方说法：

1947年6月2日一队几百人哈萨克部队在乌斯满的率领下，并得到正规部队的支持，摧毁了蒙古边防哨所，越过中蒙边境，深入蒙古领土腹地。1947年6月5日蒙古军队赶到出事地点，经过残酷战斗，把入侵者赶出了国境线以外，使他们遭受沉重损失。战斗过程中，蒙古部队得到了空军的支持。乌斯满抓走8名蒙古兵是中方承认的事实，这就证实蒙方所说“摧毁了蒙古边防哨所”属实。

2、北塔山事件的疑点

但中央通讯社迪化分社却发出一个夸大其词的消息：

“顷由军事方面证实，苏联飞机四架，于5日中午轰炸我北塔山驻防国军，并掩护外蒙军队向该地驻军进攻，飞机低飞轰炸扫射，投弹甚多，我军民死伤颇重。现外蒙骑兵两营已侵入新疆境内600余华里，正与我守军激战中。”

所谓军事方面证实，即韩有文旅长的报告。该报告说，马希珍连长6月6日来电，说5日中午有苏联标志的飞机四架飞来轰炸，马希珍连猝不及防，颇受损失。马连后奉命后撤十里的库仆地方，蒙兵亦后退。

但迪化分社加上外蒙兵“已侵入新疆境内600余华里，正与我守军激战中”这段话，把性质就全变了。

迪化分社的这则消息疑点甚多。苏联飞机的标志是什么，蒙军飞机的标志又是什么，并没有弄清楚，因此，该通讯社并没有把有“苏联标志”的飞机认定为“苏联飞机”，这是其一。

其二，蒙军仅两个营，竟打进新疆600华里！这两营蒙兵有没有苏联飞机掩护？进入到新疆的什么地方？与中国哪一支军队激战？全都没有报道。好像这两营蒙兵是神兵，想打到哪里就打到哪里！显然这则报道是故意夸大事实。

但是为大打内战而急于搜寻反苏借口的国民党报纸将上述不实报道加以转载，并连续报道，继续夸大事实。

中央社10日电讯：北塔山战事仍继续进行，苏联飞机仍不断分批轰炸我阵地。

该通讯社14日电讯报道的情况更为离奇：

苏联标志飞机5架（自称前误为4架）于6月5日掩护蒙军一营“向我北塔山守军猛攻”，“我军自5日至8日血战4昼夜，该地得失数次，终于8日午将来犯蒙军击退，敌方遗尸三十余具，其中有军官一员，我虏获蒙军小炮一尊，轻机枪三挺步枪十余支，电台一座，文件地图多件…此均为此次蒙军侵我新疆之有力证据”。

除报道“战事”情况外，大量报道北塔山官兵作战如何英勇，军事首长如何给予嘉奖。《中央日报》还以“东北人士”口吻，将北塔山事件说成是“九一八”事件，恣意煽动说“外蒙军侵入新疆北塔山，及苏机轰炸我国城市军队事，无异第二‘九一八’事件重演”。

这些夸大其词的报道和恶意煽动，激起了一些社会人士和团体的反苏情绪。

沈阳、镇江、重庆、成都等城市的一些群众团体举行集会，要求对苏联提出强硬抗议；一些舆论甚至要求政府准备对“苏联帝国主义”作五年之抵抗。

在夸大报道北塔山事件的同时，国民党的宣传工具将攻击的矛头，转向了与事件毫无关系的中国共产党，借社会人士和群众团体之口，污蔑中国共产党。

国民党新疆当局还鼓动一些民族上层人士在迪化发起组织“新疆各族人民拥护和平统一联合会”，举行集会，指斥三区方面破坏和平统一，号召“为国家领土主权之完整而奋斗”。

3、国民党方面的政治目的

对这次事件的实际情况最有发言权的是张治中将军。

因为他作为西北行辕主任主管新疆军政事务，是有关原始情报的直接获得者。

他认为有三个问题并未弄清楚，即飞到北塔山的飞机是否就是苏联的飞机，是蒙古军队越界还是乌斯满越界，6月5日的武装冲突是偶发事件还是苏蒙预谋的事件。

张治中为澄清事实和安定新疆局势，将事件经过分别电告蒋介石、行政院长张群和外交部长王世杰，说明中央社发的消息并不真实，不仅蒙兵没有侵入新疆600华里，也不能证明进行轰炸的就是苏联飞机。

根据实际情况，张治中判断这次事件是一次局部冲突，“只能向蒙古或请苏联转达提出抗议，不应该向苏联提出抗议，此时以国内及新疆情势论，都不宜使事态扩大。”

但南京政府并不接受张治中的建议。

外交部不容分说，于6月11日通过驻苏大使傅秉常分别向苏联和蒙古提出抗议，要求苏联政府惩办有关过失人员，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对该事件所造成的中国军民的损失，保留要求赔偿的权利；对蒙要求蒙军立即退出中国国境。

外交部还向报界宣布，此次事件“并非寻常边疆冲突事件，我政府极为重视”，拟派大员赴新疆指导地方当局。

这个大员就是向以反苏出名的国防部长白崇禧。他为北塔山事件亲飞迪化视察，显然是要摆出要与蒙方大打一场的架势。如白崇禧真的到新疆活动，必将为日趋恶化的中苏关系火上加油，对新疆局势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张治中急电白崇禧和蒋介石说明白万不可来新疆的理由。

蒋介石认为北塔山事件的起因，主要是苏联不满意国民政府任命麦斯武德为新疆省政府主席，三区方面又容不得反苏的乌斯满，所以苏联挑起边境武装冲突，消灭乌斯满，以支持阿合买提江。

基于这一认识，他电示张治中：

一要支持乌斯满，二要守住北塔山阵地，对这次事件“采取严正外交步骤”。

所谓采取外交步骤，就是不想把事态弄得不可收拾。因为蒋介石的目的是要通过渲染北塔山事件烘托内战气氛，并不想把事态闹得过大而不可收拾。在收到张治中的电报后，决定取消白崇禧新疆之行。

6月19日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应召回国，这是苏联关注北塔山事件的重大举动。彼得洛夫于回国前两天举行鸡尾酒会。

为缓和对苏关系，孙科、张群、于右任、邵力子、王世杰、白崇禧、陈立夫等党政大员，和一些党派负责人以及社会知名人士出席了酒会；外交部还进行一系列的告别活动。

这些举动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对苏关系的紧张气氛。《中央日报》援引合众社采访张治中的报道，称“对于新疆外蒙边界事件在军事上言并不过分严重，且最近将来不致再度发生”，还强调该通讯社与张治中“所见相同”。

4、从中苏交涉到中蒙交涉

这就是说，国民党的宣传工具也降低了调门。

6月11日外交部向苏联提出抗议的当天，苏联驻华大使馆参赞费德林，即拜会中国外交次长叶公超，说明苏联大使馆并未接到蒙古军队进袭新疆的报告，表示将向莫斯科查询此事。

彼得洛夫回国时特选经迪化航线，亲自向苏联驻迪化领事馆了解北塔山事件的实际情况。在彼得洛夫到达迪化的当天，苏联塔斯社、各报社和蒙古方面，开始对中国方面的抗议进行严厉驳斥。

6月20日苏联复照批驳中国所谓苏联飞机参加蒙军对北塔山作战的指责。

6月22日，外交部再次照会苏联，说攻击北塔山的四架飞机涂有五角星，仍保留6月11日所提抗议。

这次照会没有提出苏联飞机参加作战的新证据，苏联没有理会。国民党常务委员会责令张治中搜集苏联飞机参战的确实证据，张治中当然无法查明这一似是而非的事实，此事便不了了之。

有关这次事件的交涉，便转为中蒙交涉。

6月22日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乔巴山，通过其驻莫斯科公使向中国驻苏联大使提交对中国的抗议照会的复照，该复照认为，北塔山事件起因于边界纠纷，蒙方认为，北塔山在其境内，中国军队曾侵入蒙古边界。

蒙古方面还作非正式表示，希望中国承认北塔山为其领土，并将乌斯满撤回迪化，以平息争执。

6月27日蒙古驻苏公使又照会中国驻苏大使，抗议中国军队于6月17日在北塔克博多越界，在诺林哈尔盖塔河口射击蒙军。

蒙古的两次照会，提出了一个远比北塔山事件，本身重要得多的边界领土问题，而且这一问题不仅仅涉及北塔山一处领土的归属。

外交部仔细研究了蒙古的复照和来照，于7月8日和10日电令驻苏大使傅秉常，向蒙古驻苏公使提交抗议照会，申明中国政府对中蒙领土和边界问题的立场。

这两次照会的要点是：

（1）中国政府在承认外蒙古独立时，曾宣告外蒙古独立之后“即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其意义系指外蒙在独立后之边界即为外蒙在独立前，中国中央政府所划定之外蒙古之疆界。根据外蒙古独立前中华民国行政省区界地图，北塔山系在新疆省境内。在外蒙独立前后，新疆当局都在该处设警驻军。

（2）蒙军深入中国境内200余公里，对北塔山实施攻击，对这次事件不能看作是普通的边界纠纷。

（3）即使6月5日事件是所谓的“边界纠纷”，蒙方也不应下48小时最后通牒，动用武力，攻击中国驻军。这样做，“显示外蒙政府无尊重国际和平和国际社会所共同信守之规约”。

（4）自6月6日至6月30日期间，续有蒙古军队越界攻击中国驻军，飞机侵入中国新疆境内进行侦察、轰炸、扫射之事实。

（5）中国政府除要求惩凶，保证不再有类似行动及保留要求赔偿外，蒙古政府应立即命令入侵新疆军队撤退。

蒙方对这两次照会未予答复。

5、北塔山事件的后果

由于事件系边境偶发冲突，而核心是中蒙需要勘定边界问题，仅就事件本身来往照会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中蒙交涉到此结束。

但这次事件的发生提醒国民政府必须重视中蒙边界问题。

事件发生前，国民政府对北塔山的确切位置并不清楚，一会说蒙军（到北塔山）越界600余华里，一会又说越界200余公里，闹出不少笑话。

事件发生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作出决议，责成政府主管部门组织边疆研究委员会，搜集资料，做整个研究，拟订实施办法。

外交部根据决定，重新启动“边情访问团”分赴各有关地区实地勘察搜集资料。内政部方域司则对中蒙边界历史和现实情况作了认真研究。

新疆当局受命对以北塔山为中心的边界地段加强了守护和管理。这些对中蒙边界的解决起到了有利作用。这是北塔山事件产生的积极结果。

北塔山事件所产生的消极结果是进一步恶化了中苏两国关系。该事件本来与苏联无关。

但国民党的舆论工具硬把涂有五角星的蒙古飞机说成是苏联飞机，把一次偶发的边境事件说成是，苏联支持蒙军向中国新疆地区，大举进攻的预谋事件；外交部还正式向苏联提出严重抗议。

苏联政府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一起国民党故意制造的反苏行动。在国际场合，苏联不止一次地声称，北塔山不在中国境内，而在蒙古境内；在处理新疆问题上，苏联彻底放弃与国民政府合作的态度，不理睬国民政府关于在新疆进行经贸合作谈判的建议，支持三区代表退出新疆省政府，形成三区与七区对峙局面。

与北塔山事件前后发生的，还在于在新疆俄罗斯人的归属问题。

6、“归化族”与“归文会”

俄国内战期间(1918——1922年)，大批白卫军及其家属，并裹挟难民进入新疆，其人数最多时达4一5万人。

除回国和前往其他地区者外，大部分人在新疆定居下来。新疆当局发给他们公民证，但没有正式承认他们为中国国籍，称他们和他们的子女为“归化族”。

抗战胜利后，所谓“归化族”仍有两万余人。“归化族”这一称呼就是不承认他们是俄罗斯人，是归化于大汉族的民族，具有明显的民族歧视意味。

这些俄国移民最初成立了自己的经济互助组织，称俄罗斯经济协会。嗣后新疆省政府另行组织“归化族文化促进会”(“归文会”)，即将经济协会所有财产移交“归文会”接管。

因此“归文会”实际上是俄罗斯居民经济互助、自我管理，省政府加以协调和管理的经济文化组织。

称俄罗斯移民为“归化族”，称协调和管理他们的组织为“归文会”，伤害了俄罗斯人的民族感情，苏联方面十分不满。

为增进中俄两大民族感情、促进两大民族的了解和信任，新的新疆省政府成立之后，立即着手解决这些问题。这些问题本来属于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并不难解决。但由于又临时出现了苏联侨民问题，解决起来就增加了难度。

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损失了3000余万人口，战后恢复经济急需劳动力；而在十月革命后大批逃亡国外的俄国侨民，目睹自己国家的强大，逐渐地改变了仇视苏维埃政权的立场，特别是继战胜法西斯德国之后，苏联又出兵中国东北，消灭了日本关东军，对旅居中国的俄国侨民产生了巨大影响，他们心向祖国，要求恢复苏联国籍，这也正好适合苏联政府的需要。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于1945年11月10日和1946年1月20日先后发布命令，授权苏联驻华使领馆恢复中国境内的俄罗斯人的苏联国籍。

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命令，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发布布告，宣布恢复“归化族”的苏联国籍。

布告称：

凡1917年11月7日以前为俄国国籍并失去国籍者及其子女，有享受同等国籍权利之优待；在中国东北、新疆、上海和天津等处的俄国侨民，均有恢复苏联国籍之权；凡被取消苏联国籍之人士，现在均可自愿恢复其国籍，但需在1946年4月1日以前（随后延长至7月1日），持有关证件向领事馆提出申请，从1946年1月20日起办理申请事宜。

中国外交部准予“归化族”自愿去留，凡不愿加入苏籍者正式补办加入中国国籍手续。

自苏联领事馆布告发布起，原被称为“归化族”的俄罗斯人纷纷申请加入苏籍。但有相当一部分人听信传言（传言说，在中国久居者，苏联政府怀疑他们是特务，或被杀死，或被流放边疆作苦役)，怕回国受迫害，又怕损失在中国的财产，不肯回国。

这样已经办理加入苏联国籍者，又变成了苏联侨民。当时这样的苏联侨民占大多数（既恢复了苏联国籍，又不肯回国)，留下来、不愿意恢复苏联国籍的占少数。所以苏联领事馆提出撤销“归文会”，另成立苏侨会。

要求提出后，新疆当局立即表示同意。

并拟订三项原则，答复苏领：

（1）“归文会”结束后，准中籍俄人另成立组织；（2）准苏侨成立组织；（3）“归文会”现有财产由两新组织平分。

苏联领事馆对第三项原则极力反对，称“该会财产为全新万余俄侨所有，中籍俄人只有数十家，财产只能照此比例分配。并主张先将全部财产移交苏侨会再行划分。”

7、从“归化族”到“俄罗斯族”

新疆当局提出先由省政府社会处、“归文会”、苏领馆三方组成小组对“归文会”现有财产调查清楚后，再商定办法。

同时考虑到中国土地法的有关规定（依据中国土地法的有关规定，苏侨除公共会所有土地、房屋以外，不能享有土地所有权或租赁权)，新疆主管人员请示当时任西北行辕主任的张治中，就将来“归文会”财产能否移交苏侨会问题，请示中央有关主管部门。

张治中为迅速解决这一无关大局、且对中苏两国关系极具敏感性的问题，指示经办人员，此实系地方事件，不涉及政治与法律问题，不必上报内政和外交两部，以免徒增枝节。

根据张治中的意见，具体经办人员原则上同意按比例分配财产。张治中的变通办法本无可厚非，因为“归文会”的财产都是原来俄国移民的财产，“归文会”尽管是新疆省政府组织的，但并没有划拨多少国有财产。

而且，“归文会”财产移交给苏侨会也是属于团体共有。

但是未恢复苏联国籍的“归化族”人不服，上告到蒋介石那里，在上告信中质问新疆当局（实际上是质问张治中）：是否承认“归化族”是中国人、“归文会”是中国文化机关？为什么违反土地法“外人在我领土内不得有土地等不动产”的规定，准备把原属于“归文会”的财产划拨给苏侨会？

国民政府主席待从室致电张治中，令其查明情况后向政府报告。

这样，张治中不得不又指示新疆经办人员，在法律许可范围内变通解决。

其解决办法为：

（1）苏侨会成立照法律手续办理，其会员应以正式向中方登记者为限；

（2）“归文会”的活动结束后，现有会员另行组织合作社，接收原有财产一部分，政府并予扶助；

（3）“归文会”原有财产，由省政府社会处全部接收，除俱乐部一所按照土地法第19条关于外国人为公益团体会所得租赁或购买土地之规定，先移交苏领馆接收，俟苏侨会成立时，再拨充该会会所外，其余依照法律另议分配办法。

这个分配办法就是：

迪化市内，除俱乐部转交苏侨会长期无偿使用外，其他财产移交未恢复苏籍俄罗斯人组织之合作社；乌拉摆农庄和多虎利牧场由政府收回归政府所有，所赎款项分配给苏侨会和合作社。

苏方表示同意，财产分配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1947年5月18日苏侨会正式成立。苏侨会会员以正式登记者为限，驻新疆外交特派员刘泽荣与苏联驻迪化总领事萨维列也夫以换文的方式加以肯定。

这样，历时一年多的时间，撤销“归文会”和成立苏侨会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尽管问题最后得到解决的时候，新疆形势已经大变了——在对苏关系方面，已从缓和走向紧张，使原本为政治问题，变成了外交问题，因此其效果大打折扣。

但从此不再将俄罗斯人称“归化族”，而称俄罗斯族，对平和俄罗斯人的心理，促进新疆稳定，增进对苏关系，仍然有积极作用。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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