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多次因言获罪，换句话说，苏轼势必敢言，而且爱言，也就是喜欢发表评论，所以，才会因言获罪，但苏轼多次因言获罪，换句话说，苏轼势必敢言，而且爱言，也就是喜欢发表评论，所以，才会因言获罪，但在某些本来期待苏轼会有精彩评论的事件上，苏轼却选择了缄默不言，尤其是在恩师欧阳修因“濮议”被言官们集体围殴的时候。
毫不讳言，欧阳修是三苏共同的伯乐，嘉祐二年，苏轼、苏辙兄弟考中进士，这一年，欧阳修知贡举，也就是礼部试的主考官，给苏轼的策论评了个第二名，第一名意外给了自己的学生曾巩，但包括杨照在内的学者们都误以为这也是苏轼的最终成绩，显然大错特错。
当时，进士试考试内容，不仅是策论，还包括诗赋、经义，而苏轼的诗赋却是不及格的，就像是今天的高考，无论“3+x”中的“x”是1、2，还是3，但仅有一门，哪怕是满分，其他都不及格，想必也难以被录取，更不可能是第二名，这就是苏轼当时面临的状况。
后来，苏轼、苏辙再应制举，而推荐苏轼的就有欧阳修，而这也是参加制举考试的必要门槛，就像考博需要教授推荐一个道理，不仅如此，欧阳修还向当朝宰相富弼推荐苏洵，但是，因为苏洵此前的名作《六国论》事实上否定了富弼最引以为傲的成就，最终，并未能为富弼所用。
当时，西北党项人崛起，而北方的契丹人也趁火打劫，朝廷派富弼出使辽国，最终以增加岁币的方式，和辽国达成和议，而《六国论》的核心观点，六国以“贿秦”而亡，无疑是对富弼此举的批判和嘲讽。
尽管欧阳修对三苏名声大噪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欧阳修在“濮议”中遭遇言官们围攻时，三苏却都保持了沉默，而前文提到的曾巩却撰文《为人后论》，来为恩师的立场辩护。
后来，苏轼为儿子娶了欧阳修的孙女作媳妇，而欧阳斐是欧阳修之子，也是苏轼姻家，元祐中，苏轼兄弟还朝，俱为侍从官，尤其是苏辙官至门下侍郎，位亚宰相，但这一时期，欧阳斐一再被被政敌刘安世攻击，诟为“五鬼”之一，且不论原委，此时二苏作为侍从，都有言事的权力，却没有一人肯为欧阳斐辩护。
绍圣、元符时期，哲宗亲政，与宰相章惇再次提及欧阳斐父子，被《宋史》列入“奸臣传”的章惇却敢于为欧阳修父子辩护，原因或许仅仅因为欧阳修曾经称许过章惇。
如果在和恩师欧阳修的问题上，还不足以说明问题，那么，还有另一件事，众所周知，苏轼被贬黄州是因为“乌台诗案”，而“乌台诗案”事实上是北宋第一起严重的“文字狱”事件，作为受害者，苏轼对于类似事件想必深恶痛绝，但当第二次文字狱事件——“车盖亭事件”爆发以后，位居宰相的范仲淹次子范纯仁以及曾巩弟曾肇，都对此事提出异议，希望朝廷不要以文字间的“疑似”就对前宰相蔡确痛下杀手。
我们想象中的苏轼应该和范纯仁们一样据理力争，不再让他人重蹈自己的覆辙，但是，置身其中的苏轼却选择了和稀泥，悍然将“车盖亭事件”的是与非、对与错置于不顾，打起了太极。
当然，北宋时期，还有第三起“文字狱”，和苏轼的门人黄庭坚撰写的一篇碑记有关，而打击和报复黄庭坚的正是赵挺之，也就是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的公公，但赵挺之和黄庭坚结仇，却和因为苏轼。
当初，赵挺之时任德州通判，而黄庭坚是其属下，后来，苏轼攻击赵挺之，而用以攻击赵挺之的理由却把黄庭坚给出卖了，相当于今天网上相处流传的，苏轼和黄庭坚一起喝酒、吹牛皮，黄庭坚一时兴起，调侃起昔日的上司赵挺之，结果，苏轼把大家私下的聊天记录拿来曝光了，自然惹恼了赵挺之。
后来，赵挺之做了执政，借人检举黄庭坚的机会，对黄庭坚打击报复，将黄庭坚贬至广西河池，两年后，黄庭坚在广西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