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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日，江南的一个偏远农村，传来了神秘的传说，关于一种被称为“叫魂”的奇怪现象。这个古老的传说，涉及婴儿或孩童，在面对突如其来的大动静时，如恶狗的咆哮、鞭炮的爆炸或者大声的训斥，会因为极度的恐惧而发生身体的异常反应，哭泣、狂躁不安，被迷信地称之为“吓掉了魂”。当地的长辈们会采取一种特殊的仪式，将孩子抱到受到惊吓的地方，一边抚摸着他们，一边念叨着孩子的名字，希望能将“魂”叫回来，从而安抚孩子的情绪，令他们恢复正常。这一传统方法被认为非常有效，孩子们经过“叫魂”之后，常常不再感到惊悸，情绪也逐渐平稳下来。
这种叫魂的现象本质上是一种在医疗水平相对较低的年代，为了安抚家庭成员的心理而采取的一种仪式。然而，这其中蕴含的逻辑却有些令人不寒而栗：如果“魂”可以被叫回，帮助人恢复健康，那么理论上也可以被叫走，使人“失魂”，最终导致生命的消亡。这在古代被视为一种危险的邪术，一旦被指控使用叫魂术，那就是面临着丧命的危险。
在1768年，浙江杭州城外的德清县，发生了一起奇怪的事件。一个名叫吴东明的工匠正在承包修建一座石桥的工程，正当他忙碌于给桥打桩基时，一名名叫沈士良的男子走了上来，神神秘秘地塞给他一张纸条。沈士良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单身汉，与两个侄子一起生活。他告诉吴东明，他的两个侄子欺负他，甚至殴打他和他的老母亲，他相信这是侄子们想要独霸祖产的阴谋。于是，他将侄子们的名字和八字写在了一张纸上，希望吴东明在修桥的过程中，将这张纸压在木桩上，以便两个侄子的“魂”被拘禁在木桩上，被压制，导致他们的“阳气”被吸走，最终丧命。
吴东明对于这个可怕的请求感到恐惧，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不敢涉足这种危险的事情，担心自己也会陷入其中。甚至，他将这一事件举报给了县官。县官听闻此事，认为这是一桩家庭纠纷的犯罪未遂，于是将沈士良抓捕，并对其进行了严厉的责打。虽然案子在表面上被解决了，但这个谣言却像病毒一样蔓延，变成了“德清县的工匠都擅长叫魂”的地域黑传。
德清县的叫魂传闻传遍了江南地区，引发了人们的恐慌。在这个地方，有一名年轻人名叫计兆美，他来自一个家教严格的家庭。某日，他在朋友家喝酒过量，夜不归宿。他的叔叔认为他必然做了什么不轨之事，派人四处寻找他，声称如果找到他，就会把他打断腿。计兆美害怕叔叔的报复，逃到了杭州城。然而，身上并没有多余的钱财，他又不愿意乞讨，于是陷入了困境。当地的居民觉得他的行为可疑，开始盘问他。计兆美回答了问题，但由于他的口音是德清地区的，这让人们产生了怀疑。他被当地人举报，最终被抓到了县衙。
在县衙，计兆美遭受到了酷刑的折磨，他听说了关于吴东明的案子，于是开始编造故事，声称他也懂得叫魂的术法，并且与吴东明是同谋。他甚至谎称吴东明是制造桥塌陷的幕后黑手。吴东明被莫名其妙地卷入其中，他与计兆美并不相识，但被迫与之对质。然而，计兆美的口供前言不搭后语，最终只能承认自己编造了这一切。尽管如此，关于叫魂的谣言却因此传播得更加猖狂，人们深信不疑，认为江南水乡间隐藏着一伙精通“叫魂术”的邪恶势力。
除了纸符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物品也被认为可以用来实施叫魂的术法，比如受害人的发辫、衣物等。在山东，曾发生过一名乞丐一夜醒来后发现自己的发辫被剪掉的事件。山东巡抚富尼汉将此事视为一项高度敏感的政治问题，并立即向乾隆皇帝密报。乾隆皇帝也认为这起事件不仅仅是简单的叫魂，更涉及对满清王朝的挑战，有政治阴谋的嫌疑。他要求各省采取严厉措施，特别是针对和尚和道士。富尼汉为了获得功劳，开始在境内抓捕怀疑者，施以严刑拷打，这些人被迫承认有一个妖党存在，并提供了一份名单。然而，富尼汉没有经过充分的查证，就将这些信息报告给了乾隆。
乾隆随即将这些供词传发到各个省份，要求进行彻底的调查，并追捕几名主要嫌疑犯，以及清剿妖党。作为叫魂案的发源地，浙江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然而，两江总督高晋在进行了调查后向乾隆回报称，江苏地区并没有发生叫魂事件，谣言都是无稽之谈。但乾隆皇帝不愿意接受这一结论，他坚信无论如何都要防范任何可能威胁到皇权的行为。他宁可相信那些谣言，也不愿意放过任何可能的威胁。
这种态度导致了事态的不断升级。在距德清不足百里的萧山，两名游方和尚遇到了一个小男孩。这名男孩念出了和尚法器上的字，而在偏远地区，很少有人识字。两位和尚对男孩的智慧感到惊讶，询问了他的年龄和名字。然而，这个简单的问题引发了村民们的不信任，他们认为这是在套取男孩的八字，以进行叫魂仪式。村民们围住了两位和尚，将其视为叫魂的罪犯，并进行了殴打，导致两位和尚惨死，尸体被焚烧。
随着时间的推移，暴力事件和混乱局面不断加剧。一名铁匠仅仅因为被认为来历不明，就被村民绑到树上，遭受殴打致死；一大群人在街头观看戏剧时抓住了一个可疑的“妖人”，将其打死，并焚烧了尸体。只要外貌有一点可疑的乞丐都会被当作是偷剪发辫的嫌疑犯，送交官府，即便官员们心知肚明这只是冤枉之举，也只能对他们进行拘留和审讯。为了保命，这些人常常随意编造指控，将妖党的帽子扣在任何有嫌疑的人头上，甚至私自实施私刑，整个社会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
这场闹剧的演变逻辑其实非常清晰：乾隆皇帝对地方官员施加压力，地方官员通过酷刑逼供，将流浪者视为替罪羊；普通百姓可以随意指控他人是叫魂犯，将妖党的帽子套在任何怀疑对象身上，以确保自己的安全。由此，大半个中国被卷入了恐慌之中。
面对民间的暴力事件，乾隆终于认识到，这样下去将引发百姓对朝廷的愤怒，社会将陷入动荡。他决定对所有案卷进行彻底审查，最终发现了问题的根源。他开始将责任推向地方官员，包括两江总督高晋、江苏巡抚、安徽巡抚、山西巡抚等高级官员都受到了惩罚，地方官员也纷纷被革职。最终，挑起叫魂案升级的富尼汉被贬为山西布政使，这场事件终于草草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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