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中经常提到国家：比如爱国，比如国家政策，比如国家要我们干什么，甚至要求我们孝顺国家。国家在中文中，被赋予了太高的道德地位。但是我们一直忽略了一个最重要也是最基础的问题：国家的存在基础是什么？谁来代表国家？怎么代表才是正当的？
根据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民族国家理论（nation-state），现代国家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是根据国民普遍性的政治认同而存在，不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体。那么代表问题可是个大问题了，下边先梳理一下政治学理论，最后给出个人总结。
在政治哲学史上，第一个提出政治代表问题的是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他在他的政治哲学著作《法的原理》、《论公民》、《利维坦》中，逐步提出这个系列的理论。在霍布斯看来，政治权力是解决人类无政府状态下的困境的人为创造物，为了避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争斗，更好的进行自我保存，才让渡权利，缔约形成主权者；而“代表”则是解决政治权力统一性这一问题的开端。
霍布斯是自然法-契约论学派，认为政治权力来源于自然人的同意，为了避免相互争斗，保证自我保存，而进行权利让渡（指的是放弃反抗主权者的权利）；政治权力受自然法约束，是为了弥补人性的不足的人为创造物。国家是一个“政治人格”，在于组成国家这个统一体的所有人都具有一个意志。
霍布斯在考虑言语和行动的责任归属时，明确划分为“自然人格”和“人造人格（公共人格）”。前者的言辞和行动是属于他自己的，后者则代表另一个人的言辞和行动。授权者承认代行者的言辞和行动就是自己的意志。也就是说，通过权利让渡，自然人成为授权者，代行者成为主权者，主权者成为每个人的代表，授权者对主权者的服从也是在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法国政治思想家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1767-1830）在反思法国大革命的悲剧以及卢梭的思想时，认为任何主权都必须由具体个人行使，无论主权者的概念多么抽象，一旦权威的实际组织开始操作时，抽象的主权者本身无法行使权力，它必须将权力交给自己的代理人。也就是说，任何政治权力不论在抽象意义上如何代表人民，如何体现公意，在实际上，它必然由少数人行使，必然更多地反映少数人的利益与意志。
当代美国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 Jr.)在其公共选择理论中认为，政治官员也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比如权力、地位、名声、金钱等，会利用自己的权力最大限度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必须设计出能够制约他们的权力和他们在权力范围内行为的法律和制度规则。
日常生活中，关于国家，主要在这几个问题上有争论：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政治与道德的关系；自由与强制的问题；平等性与差异性的问题；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
当然，我在这里主要简要讨论一下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在现实存在中，似乎是先有国家，后有个人，所以很多国家主义者倡导个人应服从国家，似乎是因为国家“生养”了你。但凡是倡导集体优先的社会，必然都会强调一种更强组织化和更强的集体控制。由此带来两个问题：一个是个人可能会被压制，个性受到压抑；二是那掌握集体控制手段的个人或集团，往往会拥有更大的权力，甚至可能侵犯其他普通个人的自由与权利。这也是集体主义模式的危险所在。
所以同样是自然法-契约论学派的英国思想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在 《政府论》中否定了国家超然的道德地位，因为国家及洛克认为的国家“代表”即君主并没有任何道德制高点；相反，国家与政治权力的存在基础，恰恰是为了保证个人的生命权、财产权和人身自由权。
综述上述四段理论，我们可以想到这样一个结论：政治权力的保护功能是其最重要的存在基础之一；国家是想象共同体，必须通过政治代理人来行使国家权力；通过人为创造法律和制度来划分政治官员的“自身人格”和“公共人格”，来防止政治官员用权力来为自身服务。但是，实际运行中的政治代表的正当性，也蕴含在与授权者的交流之中。政治代表必须与授权者采取一定程度上的交流，才能真正代表他们的意志；政治代表是一个民主的沟通与程序问题。像我们那个可爱的代表申纪兰，曾经说“我们是民主选举，我们不与选民交流”完全是在秀智商下限。
上述理论来自于：《自然社会》，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李猛；《自由主义》，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教授李强；《政治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杨光斌；《西方政治思想史》，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唐士其；《政治学通识》，复旦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包刚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