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贞因无法生育而自责，向甘泗淇提出离婚，甘泗淇：我要的是爱人

前言

在1955年的大授衔中，有一位英姿飒爽的女将，她就是出生于湖南浏阳的李贞，她的丈夫是家喻户晓的传奇将领甘泗淇，人们称呼这一对夫妻为“夫妻将星”。革命是艰苦的，在长征中，李贞曾诞下一子，但孩子不幸夭折，自此以后，李贞再没有怀过孕，看着周围的战友儿女成群，她深感自责，于是向甘泗淇提出离婚，希望甘泗淇再组家庭，面对妻子的“大爱”，甘泗淇又是如何回复的呢？

悲惨的婚姻

1908年深秋，湖南浏阳县的一个贫苦家庭，又增添一名女婴，她是李贞，但是年近40岁的父亲深感忧愁，因为这已经是家里的第六个女孩子了，生活拮据，艰难度日，无奈之下，只好将年幼的李贞送去做童养媳，李贞没有名字，人们称呼她为“旦妹子”。

如果不是生活所迫，哪个做父母的愿意这般选择？看着泪流满面的李贞，母亲只好说：“人家没有女儿，很想有个女儿，你是到别人家做女儿的！”李贞信以为真，可到了那家之后，才知道母亲的“谎言”，这家已经有一个女孩子了，她告诉李贞：“你是卖给我弟弟做婆娘的！”李贞闻言，心如刀绞，伤心地哭了。在婆家，李贞不仅洗衣做饭，还要挑水砍柴，每次稍犯一点错误，就会遭来无休止的责备谩骂。

苦难的童养媳生活，磨砺了李贞的性格，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她总是躺在床上思考：为什么地主老才能够不劳而获？为什么我只能给人做童养媳？不甘受辱的她，决定冲破封建牢笼，追寻光明。1926年，18岁的李贞听说本地组建妇女组织，她的心中顿起波澜，跑到妇女会领了一张表，歪歪斜斜地在表上填了“李贞”，从此她拥有了自己的名字。

1934年10月，红二军团与红六军团会师，转战湘西开辟新的根据地，为巩固和发展新的根据地，贺龙率主力东进，任弼时率剩余部队发动群众，作为组织部长的李贞，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之中。一天，李贞刚回到宿舍，忽闻敲门声，开门一看，见来人是任弼时的妻子陈琮英，李贞忙请她进屋坐下，端茶倒水，好生招待。

陈琮英与李贞聊了一会儿工作，李贞谈工作的时候显得很亢奋，陈琮英说：“弼时给我说过，有时间下去一次，做一些实际的工作，他说要向你学习！”陈琮英做机要工作，十分忙碌，李贞问：“你的工作不一般，能离开吗？而且弼时同志的身体也不太好，需要你照顾。”陈琮英说：“女人结了婚事是多一些，但不可能总一个人过啊！”

陈琮英的这句话让李贞回想起不堪回首的往事，当年做童养媳时受尽磨难，那样的婚姻，对她来说，除了痛苦，再无其他，好在万念俱灰的时候，她参加了妇女协会，走上革命的道路。1927年3月，李贞加入中国共产党，胆小怕事的婆家担心因她受牵连，忙一纸休书断绝关系，李贞终于摆脱束缚，可以自由地参加革命活动了。

李贞认识了时任中共永和区委书记的张启龙，张启龙对李贞照顾有加，李母生病之时，张启龙拿出自己全部的津贴，请妇联的同志转送，由于医治及时，李母很快转危为安，所以李贞打心里官谢这位“领导”。但是反动派将屠刀伸向共产党人的家属，张启龙的父亲、叔父、堂弟先后惨遭杀害，李贞给予关怀，悄悄地为张启龙送去热饭儿菜，还给他洗衣服，生活上的互相关心，工作中的互相支持，渐渐地，二人之间萌生情愫，1932年经组织批准，喜结连理。

但是好景不长，张启龙很快被错误地打成“AB团分子”，为了李贞不受牵连，他单方面提出离婚，李贞伤心欲绝，大哭一场，向保卫局提出自己的心愿，请求与张启龙保持夫妻关系，但遭到拒绝，一对恩爱的情侣就这样被迫分离。

李贞沉思着，陈琮英似乎看出她的心思，便语重心长地说：“事情都过去了，就不要多想了，你再找一个人吧！”李振摇摇头：“我没有想过这方面的事情。”陈琮英继续劝道：“现在环境安定了，找个人也好有个照应！”李贞没有再说话，可她的心中，却不得不承认陈琮英说得有道理。陈琮英开始牵线搭桥：“我给你介绍一个人怎么样？”李贞问：“谁？”陈琮英说：“甘泗淇，甘主任！”

硝烟中缔结良缘

甘泗淇原名姜凤威，1903年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的一个农民家庭，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受中央委派，来到湘赣苏区，由独立师政委调任省宣传部长。到任后，甘泗淇得知组织本打算让李贞担任此职，但李贞考虑自己文化不高，要求调整，因此甘泗淇得以接任。此时甘泗淇虽未于李贞谋面，但对她留下极好的印象。

一日，甘泗淇和军区政治部的几位同志前去红军学校检查工作，刚进校门，就看到学员整齐列队唱着革命歌曲，担任指挥的是一名女同志，身形矫健，富有活力，甘泗淇不由得被吸引住了。这时，这名女同志跑步前来向检查的领导汇报：“红校政治部主任李贞报告，学员集合完毕，请首长指示！”甘泗淇闻言，心中一惊：她就是李贞！回到驻地后，甘泗淇在自己日记本的扉页，悄悄写下李贞的名字。

以后，甘泗淇对李贞的经历进一步了解，不由得更加佩服，内心也泛起爱的涟漪。省委开会的时候，甘泗淇借机找到李贞，邀请她到驻地详谈，还帮助她写了反映红军学校学习和工作的报告，李贞见甘泗淇年纪轻轻，学识渊博，平易近人，如此关心自己的工作，心中十分感动。有一次，李贞得知甘泗淇生了病，连忙用津贴买了一包鸡蛋前去探望。

李贞对甘泗淇的印象非常好，但是从没想过要与他结婚啊，因此陈琮英牵线搭桥的时候，李贞极力反对：“人家在苏联留过学，我是个童养媳出身。”言下之意，李贞觉得自己配不上甘泗淇，但陈琮英说：“别把话说得那么绝对，甘主任对你的印象是非常好的！”李贞闻言，羞涩地低下头。

1931年，李贞被调到军区工作，如此一来，她与甘泗淇接触的机会更多了。1935年元旦，在组织的介绍下，在战斗的硝烟里，贺龙亲自主持，甘泗淇与李贞喜结良缘，正式结为革命伴侣。

长征，对于每一名战士都是极大的考验，而这时的李贞怀有身孕，困难可想而知，组织上曾劝她留在根据地，但她坚决反对：“我打过仗，吃过苦，能接受任何考验，请组织放心！”为精简机关，军团组织部只留下3名干部，工作人员少，但工作量大，李贞认真负责，每次战斗结束，她都会第一时间了解战士的情况，听取各方的意见，一天到晚忙个不停。

李贞有一匹马，有一顶帐篷，但她总是将物资留给更需要的人。一次，一个女战士生病了，李贞将自己的衣服拿给她穿，自己却打着补丁，在饥寒交迫中，李贞终于病倒了，战士们见她脸色蜡黄，纷纷询问病情，李贞却哼着小调，说自己没事，骑在马上的同志见到李贞的坚持，泪眼潸潸，说道：“李部长，你病情这么重，我怎么忍心坐你的马呢？”李贞安抚道：“同志，你为革命负了伤，组织上照顾你是应该的！”

行军途中，甘泗淇忙碌异常，当得知李贞病重时，他感到万分惭愧，贺龙和任弼时让他赶快去照顾妻子。甘泗淇见李贞发烧厉害，经军医诊断，是得了伤寒病，但是部队缺医少药，于是将自己在莫斯科读书时得奖的钢笔拿到当铺卖了，买来针剂，李贞的烧才退下来。月黑风高，狂风大作，甘泗淇心疼李贞，将自己仅有的一件毛衣脱下来，拿给妻子穿。

部队过草地的时候，李贞怀孕7个多月了，恰恰在这最困难的时候，她早产了，战士们只能吃树皮、草根，刚刚降临人世的孩子，又能吃什么好东西呢？孩子饿得啼哭不止，虽然大人们百般呵护，但还没有走出草地，孩子就夭折了，李贞伤心不已，身体愈发虚弱，高烧不止，经常昏迷不醒。从那以后，李贞再没有怀过孕，她们夫妻二人，为革命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夫妻将星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甘泗淇任120师政治处主任，李贞任120师教导团组织科科长。为解决抗日战争中所需要的妇女干部，八路军成立妇女干部学校，李富春和任弼时推荐李贞做学校的校长：“你曾担任湘赣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有办学经验，又是女同志，就由你来管这所学校吧！”李贞服从组织的决定，恋恋不舍地告别前线，告别甘泗淇，来到后方的学校。甘泗淇一直奔赴在抗日前线，开辟晋冀鲁豫根据地，参加百团大战，战功赫赫。

1947年6月，甘泗淇任西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李贞担任政治部秘书长，夫妻二人一起参加了解放大西北的一系列战役。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们共同奔赴朝鲜前线，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出色地履行职责。1950年，李贞跟随中国妇女代表团来到莫斯科，向苏联人民介绍中国人民志愿军女战士的光辉事迹，并在克里姆林宫的报告会上声情并茂地演讲，场下响起阵阵掌声。

1953年，甘泗淇和李贞从朝鲜凯旋归来，又一起投入到祖国的国防建设和人民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工作之中。在1955年的授衔仪式上，甘泗淇被授予上将军衔，李贞被授予少将军衔，周恩来对李贞说：“你是新中国的第一位女将军啊！”李贞谦虚地说：“这是党和人民给我的荣誉，我绝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甘泗淇和李贞被称为“夫妻将星”。

但是在李贞的心中，一直以来都有一件遗憾的事情，看着其他战友儿女成群，沉浸在做父母的喜悦之中，她感到内疚，感到对不起丈夫，于是对甘泗淇说：“老甘，趁现在还来得及，我们离婚吧，你再娶一个，给你生孩子！”甘泗淇闻言，正色道：“我要的是爱人！”这样一句简单的话，没有甜言蜜语，却是情真意切，李贞感动得流下泪水。

1964年，甘泗淇积劳成疾，离开人世，但在他心中，还有许多心愿未完成，他还渴望继续创造更多的辉煌。时任军事检察院副院长的李贞伤心欲绝，但她明白丈夫的心思，于是更加忘我地投入到工作之中。1990年3月11日，李贞在北京病逝，她在遗嘱中交代：

将平时节省下来的11000元人民币存款和2500元国库券，一部分捐献给宋庆龄儿童福利基金会，一部分捐献给甘泗淇的家乡湖南宁乡县作为办学补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