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的重大错误：否定丞相王绾建议，采纳李斯的郡县制

嬴政二十六年（221年），随着齐国灭亡，秦国一统华夏，帝国初立千头万绪，于是嬴政召开数次大会共商国是，除了确立“皇帝”、“朕”、车同轨、度同制、书同文等之外，更在分封制与郡县制之间做了选择。

我们都知道，秦始皇否定丞相王绾（wǎn）分封建议，采纳李斯的全国推行郡县制。那么，秦始皇的选择对不对呢？以史书记载来看，这是秦始皇的一次重大错误，不信请看下文分析：

根据史记记载，丞相王绾等指出“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

王绾提出了三个问题：一是“诸侯初破”，六国尚有复国之心，秦国根基不稳；二是燕、齐、荆远离咸阳，存在统治困难；三是偏远之地不分封，如何有效统治？基于此，王绾认为可在偏远之地分封诸子。

史书上对王绾记载极少，但其实他被严重低估了，我们熟知的统一六国、书同文、车同轨、度同制等推进时，王绾与隗状是左右丞相，而李斯只是廷尉。因此，为相至少十余年的王绾，不可能不懂察言观色，不可能没有横溢的才华，不可能不懂秦始皇的心思，所以既然他与隗状都认为需要分封，且“始皇下其议于群臣，群臣皆以为便”时，必然有其道理。

但随即李斯反对，以周朝分封为例，指出分封导致春秋战国混战，因此全国推行郡县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

赞成分封者众多，赞成郡县者极少，按理来说秦始皇应该慎重一些，但秦始皇却没有“再议”或“采纳多数人的意见”，而是立即赞同李斯的意见，即采纳在全国推行郡县制。

然而，接下来的两件事，可以说明秦始皇采纳李斯建议存在失误。

首先，扶苏与胡亥的两句话

嬴政三十五年，发生了焚书坑儒，还将大批罪人发配边疆，公子扶苏上书劝谏说“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此时，距离秦朝建立已有十年，但天下人心还很浮动。

胡亥元年，与赵高商量时又说“黔首未集附。”换言之，秦朝建立十几年后，天下百姓还是人心没有归附。

六国贵族不甘灭国，一直渴望复国，他们基本不太可能集附，但黔首却也一直没有集附，问题无疑就大了，因为背后折射的是治理问题，秦朝的地方统治出了大问题。

百姓不在乎六国，不在乎法律严苛，但在乎能否“得利”。如果秦朝建立之后，百姓日子不如从前或与从前相差无异，又如何真心归附秦朝？以当时的情况来看，与百姓有关系的核心问题无疑是田政。周勃以丧礼吹奏混饭，韩信饥一餐饱一餐，陈胜给人种田......说明他们都没有田产，或者田产被夺被兼并，与他们一样的人可能非常多，所以陈胜吴广起义才能一呼百应。

其次，秦朝严峻的吏治问题

秦始皇攻灭六国之后，随即面临的是统治问题，但无论是秦吏自身数量，还是稳定地方的需要等，秦朝都要使用六国之人，或者直接就是六国原先官吏。事实上，除了军政一把手之外，其他的大多数都是六国之人，后期甚至军政一把手都是六国之人，以沛县与会稽郡为例。

陈胜吴广起义之后，沛县县令找到萧何、曹参等人，密商起义之事，后来萧何建议县令邀请“逃亡的豪杰”——刘邦参加起义。

项梁、项羽躲在会稽郡，虽然一心反秦，但却与郡守殷通交好。陈胜吴广起义一个月后，殷通（下图，剧照）就与项梁商量说“全江西人都在造反，这是上天亡秦的征兆，做大事应该先发制人”，于是计划造反，以项梁和桓楚为将。当然，随后项羽进来一刀砍了殷通，随后项梁造反，取得了义军领导权。

以沛县县令、会稽郡守来看，他们对秦朝根本没有什么忠心可言。更严重的是，当时造反的地方官员数不胜数，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六国之人。换言之，秦朝吏治出现了严重问题，甚至都与反贼勾结在一起了。

通过上述两件事可见，秦朝对六国故地的统治存在问题，偏远之地近乎失控，其中原因很多，很难一言以蔽之，但客观现实是以秦始皇的威望与智慧（包括李斯等人的），在十几年中，都没能实现对地方的有效统治，甚至反而越来越失控。

也就是说，至少在一些偏远的六国故地，事实证明秦朝郡县制不符合当时实际情况，无法让秦朝有效统治，故而怎么努力都是失败的。

相反，如果秦始皇采纳王绾与隗状等的建议，在偏远之地分封诸子，那么秦朝对荆楚、燕国、齐国等的控制力度必然大不一样。一旦分封的诸子在当地形成有效统治，解决田政与吏治等问题，那么陈胜吴广、刘邦项羽等或许还会造反，但肯定无法裹挟大量百姓，也就注定几乎不会成功。

总而言之，在全国推行郡县制，符合历史的潮流，的确可以消除未来极有可能发生的内斗，但最好的未必最适合，全国推行郡县制就不符合秦始皇时的实际情况，因此王绾的建议是老成之见，李斯（上图，剧照）的建议或存拍马屁嫌疑，秦始皇在这一问题上的判断出现重大失误。

参考资料：《史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