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兵黩武
隋炀帝自恃国富兵强,“慨然慕秦皇汉武之事”。即位之后,就对周边各族不断进行各种军事、外交活动,进一步扩张隋朝的国势。
大业元年(605),契丹侵扰营州(今辽宁朝阳),炀帝命通事谒者韦云起,发突厥兵进击契丹。韦云起率突厥骑兵二万,诈称往柳城(治所营州)与高丽交易,乘机偷袭,俘获契丹男女四万和许多畜产。韦云起以功升为治书侍御史。由此加强了东北边防。
大业三年(607),炀帝北巡,到达榆林(今属陕西),突厥启民可汗来朝。为了向突厥示威,炀帝出动了大批军队,“甲士五十余万,马十万匹,旌旗辎重,千里不绝”。并命工部尚书宇文恺制造大帐和观风行殿,行殿能容侍卫数百人,可分可合,下施轮轴,移动便捷。大帐可坐数千人,炀帝在大帐中,备仪卫,建旌旗,大宴启民及其部落三千五百人,表演“百戏”为乐。这样盛大的军容和奇巧的制作,使突厥人“惊以为神。每望御营,十里之外,屈膝稽颡,无敢乘马”。连启民可汗也亲执佩刀,为炀帝芟除牙帐中的秽草。炀帝志得意满地写诗道:“呼韩顿颡至,屠耆接踵来;何如汉天子,空上单于台!”但是好景不长,八年之后,炀帝再次北巡长城,就被始毕可汗围困于雁门(今山西代县),差点丢掉了性命。
西突厥,隋文帝时已经来归。炀帝西巡河右时,曾遣使召处罗可汗来会,处罗不至。于是用裴矩之议,离间西突厥内部,使处罗部下射匮可汗袭击处罗,处罗大败,东走高昌。
大业七年(611),处罗朝炀帝于涿郡临朔宫,炀帝大喜,“接以殊礼”。西突厥的归附,有利于发展对西域诸国的贸易往来。西部边疆的吐谷浑,正当通往西域诸国的要道。
大业四年(608),炀帝采纳裴矩的建议,利用突厥铁勒部打败吐谷浑。又派观王杨雄、许公宇文述等乘机进击,大败吐谷浑,伏允可汗率众退保覆袁川(今青海湖东北)。
五年(609),炀帝西巡河右,命内史元寿等率兵围攻,伏允逃走,部众多归降,故地尽为隋有。于是高昌王麹伯雅、伊吾吐屯设等及西域二十七国,相率来朝。一时焚香奏乐,歌舞喧噪。炀帝复令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骑乘嗔咽,局亘数十里,以示中国之盛”。吐屯设献西域数千里之地。因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等郡,命卫尉卿刘权镇守河源郡积石镇(今青海兴海一带),大开屯田,扞御吐谷浑,以通西域之路。
在南方,大业元年,驩州道行军总管刘方,率军进攻林邑(今越南境),连战皆胜,进至国都,林邑王梵志弃城奔海。刘方班师,梵志遣使通好,从此林邑和中国贡使往来不绝。但在这次战争中,兵员损失也很大。
大业三年,炀帝派遣屯田主事常骏、虞部主事王君政等往使赤土(在马来西亚南部)。从南海郡乘船出发,走了二十多天,将要到达时,赤土国派了三十条船来迎接,并以极为隆重的礼节招待使者。常骏等回国时,赤土派使者携带厚札,随同来华报聘。后来婆利(北婆罗洲)、真腊(柬埔寨)等国,也都遣使入贡,因而促进了中国与南洋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在东方,最重要的是通使流求,也就是今天的台湾。大业三年,炀帝派羽骑尉朱宽入海求访异俗,到达流求。第二年,又派朱宽前往招抚,流求不从,“宽取其布甲而还”。后来,炀帝又派虎贲郎将陈棱、朝请大夫张镇周率船队、兵万余人,从义安(今广东潮州)前往流求。当地人见到船舰,“以为商旅,往往诣军中贸易”。可见台湾与祖国大陆早已有贸易往来。从此以后,大陆人民移居台湾的日益增多,海峡两岸的联系进一步加强了。
隋炀帝的这些军事、外交活动,开拓了疆域,保障了边境的安全,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对高丽进行的三次战争,遭到失败,从而激化了国内的阶级矛盾。
高丽位于朝鲜半岛的北部,西晋灭亡以后,乘机入据辽东。隋文帝时,高丽王高元联合靺鞨侵扰辽西,遭到隋军的反击,遣使谢罪而罢。
隋炀帝为欲恢复辽东故地,声言“眷彼华壤,翦为夷类”,并指责高丽“兼契丹之党,虔刘海戍,习靺鞨之服,侵轶辽西”。因此借口高丽王不肯入朝,下令东征。在东莱(今山东掖县)海口督造战船三百艘,以供水军之用。在河南、淮南、江南等地,制造兵车万辆,以供军需运输之用。
大业八年(612年),大军云集涿郡,共一百一十三万人,分二十四军出发,炀帝自率六军殿后。首尾相继,鼓角相闻,旌旗绵亘,一千余里,直奔辽东。水军由来护儿率领,从东莱出发,指向平壤。高丽军据城守御,顽强抵抗。水军登陆后虽有小胜,但在平壤城下大败而退。宇文述等率领陆军三十多万人进攻平壤,面对坚城,亦因粮尽引还。高丽军四面抄击,隋军大败于萨水(清川江)。士兵战死逃散,回到辽东的只有二千七百人。“资储器械巨万计,失亡荡尽”。
隋炀帝并不甘心失败,大业九年,又发动了对高丽的第二次进攻。正当陆军进抵辽东作战,水军刚要出海的时候,礼部尚书杨玄感突然起兵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南),围攻东都。炀帝闻讯,立即撤军回救洛阳,平息内难。高丽军尾随追击,军资器械,损失甚重。
大业十年,隋炀帝仍以“拔海移山”之志,第三次进攻高丽。来护儿军至卑沙城(今辽宁金县东大黑山),打败高丽军,正要进攻平壤,高丽亦因困敝不堪,遣使乞降,囚送叛将斛斯政。炀帝看到国内形势不佳,便借此班师,转而镇压国内的农民起义军。
隋的灭亡
隋炀帝即位以来,为了满足无穷的欲壑,大兴土木,广事征调,到处巡游,挥霍浪费,以致“天下死于役而家伤于财”。又加连年发动对高丽的战争,进一步加重了人民的痛苦。山东、河北一带为出兵高丽的基地,兵役、力役最为严重。
大业七年,邹平县民王薄首先起义于长白山(今山东邹平南),作《毋向辽东浪死歌》,反对用兵高丽。于是义军蜂起,刘霸道起于平原豆子(今山东商河、惠民境),孙安祖、窦建德起于高鸡泊(今河北故城西),鄃县(今山东夏津)人张金称、蓨县(今河北景县)人高士达亦各在境内起义。隋炀帝一开始就用严刑酷法镇压人民的反抗怒火。下令为盗者随获随杀,甚至抄没全家。樊子盖镇压汾、晋间起义军时,大肆烧杀;王世充镇压刘元进领导的起义军时,一次坑杀三万人。但是屠杀只能激起人民更大的愤怒,起义队伍越来越多,越来越强大。
大业十二年,隋炀帝不顾廷臣的劝谏,第三次南巡江都。他写诗留别宫人说:“我梦江都好,征辽亦偶然。”面对土崩瓦解的形势,他却说得如此轻松!他在江都一年多的时间里,生活更加荒淫。自知末日快到,对萧后说:“外间大有人图侬,然侬不失为长城公(陈后主),卿不失为沈后(陈后主妻),且共乐饮耳!”又对镜对萧后说:“好头颈,谁当斫之!”萧后惊问其故,他笑道:“贵贱苦乐,更迭为之,亦复何伤!”这些话表现出他在农民起义的压力下,狼狈不堪的情景。
大业十三年(617),农民起义有了巨大的发展。齐郡杜伏威率众渡淮,攻占历阳郡城(今安徽和县);渤海窦建德据有河北,在乐寿(今河北献县)称长乐王;李密据洛口城(今河南巩县东南)称魏公,威胁洛阳。隋炀帝见中原大乱,不敢北归,谋建丹阳宫,保据江东。但随从的骁果卫士多是关中人,怀念家乡,时有逃散。
大业十四年(618)三月,虎贲郎将司马德戡、元礼和监门直合裴虔通等,利用骁果的不满情绪,推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为首,发动兵变,把炀帝用腰带勒死,时年五十。历时三十八年的隋朝统治到此便告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