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简读系列：昨天：我们拥有朝阳——古代中国的灿烂文明

昨天:我们拥有朝阳

——古代中国的灿烂文明

今天是未来的昨天,也是昨天的未来;我们无时不在把现实变成往事,如同无时不在把理想变成现实一样。

认识昨天,正是为了认识今天,认识明天。

公元1798年,所向披摩的法兰西军团于埃及登陆。征服了半个欧洲后,拿破仑又成了金字塔的主人。然而,当人们都以为他将继续挥戈东进时,这位矮子统帅突然停止了脚步。他莫测高深地说:中国还在沉睡,不要惊醒这个睡梦中的巨人。

历史在惊诧:这位军事天才为什么望东方而却步,是什么使他如此确信,一旦巨人苏醒,整个世界将为之震惊?

145年后,公元1943年,人类有史以来的空前浩劫——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进入尾声。经美国总统罗斯福提议,斯大林、丘吉尔一致同意:中国将成为战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世界在沉思:一个百年屈辱、积贫积弱的国家,又被十几年的日本侵华战争摧残得遍体鳞伤,为什么仍然拥有这不可忽视的国际地位和影响?

又过了29年,公元1972年,尼克松访问北京。而在他任副总统的八年中,美国曾三次用核武器恫吓过红色中国。

这一次,尼克松在中国呆了八天。据说,这是美国总统出访一个国家最长的一次,而在职总统到未建交的国家去谈判,在美国历史上更是破天荒。

这似乎是一个规律:不管怀着怎样复杂的心理,近代以来所有称得上伟大的外国政治家都密切注视着中国,好象他们都背诵过歌德那不朽的名句——“视线所窥,永是东方”。

中华民族是各古代文明中唯一未曾中断其文化传统的古老民族,是各兄弟民族紧密联系的多元统一体。统一是中国历史上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从考古人类学的角度,中华民族发育史至少可追溯到170万年前。那时的“元谋猿人”已能制造简单的石器,甚至可能已会用火。以后,80万年前的“北京人”、四五十万年的“蓝田人”、1.8万年前的“山顶洞人……从猿到人进化的各个阶段直立人(又称“猿人”、距今10万年以前)、早期智人(又称“古人”、约10万至4万年前)和晚期智人(又称“新人”、约4万至1万年前),在我国均有发现,形成较完整的进化序列。

目前,新石器文化遗址在我国各省区都有发现,总计七千多处,并初步形成不同的文化单元。这说明,在公元前6000年到公元前4000年,我们的先人已分散聚居在今天我国境内的辽阔土地上。在以后的悠悠岁月中,中华民族开创了一个世界史上光耀夺目的几千年的文化长河。

距今六千年前后,埃及文明、两河文明（两河文明:约公元前3500年西亚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今伊拉克境内)出现奴隶制国家,史称“两河文明”）几乎与我们的黄河文明同时进入了石器与青铜器并用的时代。新的生产力及其所导致的私有财产的出现和增多,使她们最终完成了原始氏族公社的解体,相继进入奴隶制时代。

此刻的欧洲,基本上还处在一片蛮荒之中。

当古希腊人吸吮着埃及文明和两河文明的丰富营养,在欧洲东南隅崛起,并达到西方奴隶制文明的顶峰时,公元前六世纪,埃及和两河文明却相继灭在波斯人的铁蹄之下。

几乎同时,在东方,掌握了制铁术的中国人,却依凭由此催生的新的生产力,率先向封建社会迈进。（我国封建生产关系出现于春秋时代,公元前475年中国进入战国时代，史学界一般以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开始。）这是中华文明领先于古代世界的开始——直到九百多年后,随着西罗马帝国灭亡于北方日耳曼游牧民族,欧洲才缓慢演进到封建制。

于是,文明史留下了一个永远值得玩味的奇迹:如果说西方欧洲文化像多个人的“接力跑”,由埃及人、巴比伦人传给希腊人、罗马人,又传给北方游牧民族,近代传到拉丁条顿民族,那么,中国文化则是一个人的“马拉松”,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经秦、汉、隋、唐,直到宋、元、明、清,这一路跑下来的都是中国人——可以说,中华民族是古代各大文明发源地中唯一未曾中断其文化传统的古老民族;中国是世界上唯一长期保持大致相同的疆域和不可逆转的统一趋势的国家。

当然,中国也曾发生过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征服。匈奴人、鲜卑人、氐人、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多次从蒙古高原或辽东地区呼啸而下,入主中原,蒙古族和满族还曾建立过全国性的统一政权。但是,这些游牧民族无一例外地学习和迅速接受了先进的中原农耕文明。结果,中华文化不但没有因此而出现断层,反而在各民族的相互学习中得到继承,不断丰富和发展这些游牧民族也先后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这在世界文明古国中同样是别无先例的。

中国自秦汉以来两千多年历史中,统一的时间约占2/3,分裂的时间占1/3,而且每一次短暂分裂,都迅速走向更高程度的统一。尽管各地区和各民族政权之间曾长期混战,造成沉重的灾难,但他们共同开发了中国的疆域,共同缔造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光芒四射的历史。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拥有如此坚韧的向心力和延续力,这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个伟大奇观。其原因当然是十分深刻的。

打开地图,我们会发现,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这块沃土,北面与广袤的蒙古高原对峙,西方是沙漠戈壁和青藏高原,东边是浩瀚的大海。如果说埃及、巴比伦和希腊、罗马民族都生活在易于航渡,因而易于交流的地中海沿岸或附近,那么,中国文化则是在巨大自然屏障造成的相对隔离状态下自发地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因而,她的独立性很强,自成体系。在坚持和保留本民族文化传统方面,比其他许多民族坚决得多。

但是,中华民族又不是生存于狭小地域内的单一民族。在相对封闭的地理大框架中,黄河、长江从海拔四千米以上的“世界屋脊”奔腾而下,浩浩荡荡,劈开中部一连串海拔一两千米的高原和盆地,留下了东部的大片平原和丘陵。巨大的落差把中华大地切割成自西向东倾斜的三级阶梯,横跨30多个纬度的南北大地,则并列着差异显著的不同温湿带。如此辽阔的幅员和多样的自然气候类型,使各地区形成了各具特点的文化单元和不同的氏族——民族实体,并发生了相互间紧密的联系。

而当黄河在她中游地区最早孕育出较先进的农耕文化时,它自然就成为各民族及其文化交流和汇聚的中心。可以说,中华文化的发展象一个巨大的同心圆,一波一波向外扩散,而作为核心的华夏族（华夏族:以黄帝、炎帝为祖先的上古大部落联盟,经夏、商、周三代形成华夏族,战国时称“诸夏”、“诸华”,合称“华夏”,是今天汉族的前身。“汉人作为民族名称,大约在汉代才出现）文化也在汲收和学习其他民族文化的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华文化既是多种文化互相开放、融合的结合体,又有一个凝聚的核心,形成独立的体系。

多种文化能够统一于一个体系,归根结底,必须以自然的经济联系为基础。北方游牧民族早就与旱地农耕区域发生互相补充的经济往来,史称“马绢互市”、“茶马贸易”;（马绢互市、茶马贸易:指长城沿线汉族农民以、茶等物与北方游牧民族交换马匹的贸易,始于西汉）旱地农耕区域的先进技术又随几次民族大迁徙,不断向南发展,形成水田农耕区域,从隋唐开始,中国经济重心由黄河中下游转向长江中下游。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世界上为什么没有一个民族开凿过大运河那样沟通南北的大动脉,也没有一个国家修筑过万里长城那样划分农、牧民族的巨大屏障。

文化上的一致性和经济上的紧密联系,又不断通过国家政权的政治文化措施而得到强化。秦始皇完成统一大业后,采取了一系列巩固统一的措施——设立郡县,在政治上把各民族和各经济文化区域纳入了同一个大系统;统一度量衡、修筑驰道,进一步加强了各地的联系,尤为重要的是统一文字,它为各地区方言规定了统一的信息符号,成为克服地区的或民族的阻隔,加强相互影响和交流,加强文化认同感的共同文字基础。以后,汉武帝“独尊儒术”,又建立了统一的意识形态。

从此,统一成为中国历史的主流。从夏商时期华夏族发展而来的汉民族,以她发达的农耕技术和发达的科学文化,成为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中凝聚的中心。中华民族最终成为今天我国疆域内各民族紧密联系的多元统一体。

中华民族创造了世界古代史上最强大最先进的生产力，和最光辉最博大的科技文明。古代中国长期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

恩格斯指出:在近代工业经济主宰世界之前,“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生产部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那时的一切文明和繁荣都是以农业为前提的。

我国原始农业的历史至少可以上溯到一万年以前（山西怀仁县鹅毛口发现的距今一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时期制石工场遗址中,出土了石锄、石镰等原始农具。）拥有六至八千年的谷子种植史,七千年的水稻种植史和四五千年的小麦栽培史,以及遥遥领先于西方的古代农业技术史。

与工业革命几乎同时,欧洲人在18世纪进行了一场农业技术革命。农具的改良、轮作制和家畜圈养的推行,尤其是曲面铁壁犁、种子条播机和中耕机的采用,使欧洲农业发生了自中世纪以来最大的飞跃。然而,类似的犁铧,最迟在汉代或公元一世纪就应用于中国的农耕,种子条播机和中耕机则在中国汉唐时期已臻于完善中耕法早见于公元前三世纪的《吕氏春秋》,轮作制和家畜圈养也在公元前数世纪就被中国人沿袭使用。以致西方农业技术史专家保罗·莱塞坚持认为,是东方,尤其是中国的农业技术知识,使欧洲民从几百年的麻木不仁中惊醒,引起了一场农业革命,从而最终导致了经济与产业的革命。

由此,当你看到下面这组数字,就不应该感到诧异。

——我国粮食亩产在战国中晚期(约公元前3—2世纪)估计已超过100公斤,西汉末年(约公元2世纪)130多公斤,唐代(公元618-907年)大约达到160多公斤,（我国历代粮食亩产无详细记录,此据吴慧先生的研究成果:战国中晚期108公斤、西汉末132公斤、唐代167公斤、清中叶183.5公斤引《中国走向21世纪》,胡鞍钢著,第57页）而英国16世纪大麦亩产才50多公斤。（据《中西500年比较》:侠君、毛磊石光荣主编,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第4页）

——宋代全盛时全国粮食总产估计为464亿斤,而11世纪的西方各国总共不过210亿斤。（据《中西500年比较》:侠君、毛磊、石光荣主编,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第4页）

可以肯定地说:早熟的农业文明和先进的封建制度,曾在神州大地创造出世界古代史上最强大最先进的生产力,以及最光辉最博大的科技文明。

英国肯辛顿科学馆至今保存着一架8锭水力纺纱机的模型,据说是它奠定了近代纺织机器的技术基础。然而,它的来历始终说不清楚,唯一能够肯定的是,那时的欧洲人知道中国有一种水力麻纺机: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中,从图形到文字,几乎原封不动地介绍了元代王祯《农书》中描绘的那架32锭的水力大纺车——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始纺织生产的国家,春秋战国就有了手摇纺车,西汉和北宋又先后出现单锭和多锭纺车。而在欧洲,直到14世纪才出现手摇纺车。

更令科技史专家惊叹不已的,是随庞大兵马俑阵一起出土的两把秦代铜剑,它们竟然有10微米的氧化层,足令它沉睡地下两千余年仍然不锈不蚀。类似的铬化防锈处理工艺,直到1937年和1950年才分别在德国和美国被列为专利。

纺织和冶金是与古代农业关系最密切的两个行业。而在其它众多的领域里,与最发达的古代农业互为基础,中华民族同样创造了众多的灿若星辰的“世界第一”。

我国拥有4000多年星象记载的天文学史,有公元前360年左右创造的世界上最早的恒星表,有汉成帝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和汉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的最早关于太阳黑子和新星爆炸的记录。马王堆汉墓出土了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慧星图,而关于哈雷彗星的记载,不但早见于公元前613年(春秋鲁文公十四年),而且在两千多年的漫长时间里,它的29次出现,都被中国人记录在案,达到了惊人的完整性和准确性。西汉刘向和东汉张衡还正确地解释了日食和月食的成因。

我国的历法研究可以追溯到上古传说时代。公元前五世纪前后已测得每年为365又1/4日,比希腊人得到类似的数值早一百多年。元代郭守敬计算的一年时间比现代公历仅差26秒,时间却早了300年。

中国的古代地学成就同样惊人。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三幅地图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以实测为基础的地图,它对山川城镇的记录已相当准确,而且有了比较精确的比例尺(18万分之一)。唐代名僧一行第一个测量了地球的子午线。沈括对磁偏角的发现则成为世界地理科学上的重要成果,领先于欧洲四百多年。宋代《禹迹图》更以其对中国水系和海岸线的精确描绘,被公认为是当时世界上最杰出的地图。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十进制的国家,并以这种先进的计数方法和算筹（算筹:古代运算工具,将长短一致的若干竹,从左到右排列在算筹盘上,分别代表各位数字,然后进行四则乃至开方的运算,它是算盘的前身。）等计算工具,发展成为以解决实际问题见长的数学体系;在世界上最先提出或解决了零和正负数的概念,加减法则、平方、立开方等问题。过去西方学术界曾普遍认为印度数学对阿拉伯乃至全世界数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近几年却有专家论证:早在五世纪,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中国数学就已传入印度;一个世纪后,印度数学才有了较大发展。因此,数学是中国对世界自然科学做出直接贡献的一门学科。

独特的中医学则是中国对人类的又一特殊贡献。著名的《本草纲目》在李时珍死后13年就传入日本和朝鲜,以后陆续被译成拉丁文、法文、俄文、德文、英文,流传世界各地,仅英译本就达十几种之多。古代中医药学取得许多世界领先的成就：战国初年扁鹊已开始研究人体解剖;三国时华佗首创了全身麻醉；唐代已能用金针拨除白内障,用汞合金为人补牙。到了16世纪,又通过人体汰毒方法获得了预防天花的疫苗,并实行人痘接种,这无疑是世界医学史上一个惊人的成就。

限于篇幅,我们无法继续开列了。但是,请记住一个令人自豪的统计:明朝以前世界上主要的发明创造和重大科技成就大约有300项,其中中国173项,占总数的58%以上。（据《自然科学大事年表》,引自《中西五百年比较》,第11、12页）

难怪英国教授李约瑟要穷其毕生,研究中国的古代科技了。在《中国科学技术史》这部卷帙浩繁的英文巨著中,他断言:古代中国的发明和发现,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15世纪以前更是如此。

中华民族从来不是自甘封闭的民族,发达的中国古代文明深刻地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为人类文明和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5世纪的最后八年,1492年8月3日,哥伦布的三艘小船驶出西班牙巴罗斯港。当时,谁也不会想到,这次毫无把握的航行竟意外地发现了美洲,从而揭开了人类文明史的新页。

但哥伦布本来的目的地却是中国或印度。（哥伦布(约1451-1506年),意大利航海家,他相信地球是圆的,认为向西横渡大西洋可以到达中国、日本或印度。他出航时还携带着西班牙统治者致中国国王的国书。）他自幼熟读《马可·波罗游记》。（《马可·波罗游记》: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1254——1324年),1275年到达中国,得元世祖忽必烈信任,出任高官,历遍中国。回国后口述东方见闻笔录成书,被欧洲人争相传诵）在那本书里,这位威尼斯旅行家慷慨地使用百万、数百万、数十个百万这样的词汇,来夸饰他17年亲身历遍的中国,以致这本游记被后人戏称为“百万之书”。这本书,不,是这本书描写的那“遍地丝绸和黄金的天堂”,形成了14—15世纪欧洲人对遥远东方的基本认识,激发起西欧君主们最早的远航冲动。

西方对中国文明的憧憬和钦羡,远非自马可·波罗始,早在纪元初年,罗马独裁者恺撒大帝曾穿过一件紫色的中国绸袍,引起臣民们极大的轰动。这种叫“赛里斯”的华丽织物实在是太昂贵了,因为罗马人还不会制造它。于是,他们把遥远东方的那个神秘国度叫作“赛里斯”国,即“丝”国。这是欧洲民族对中国的最早认识。（我国的丝和丝织品,早在战国时代已开始与中亚和欧洲国家贸易。最迟在公元前3世纪,希腊人已称中国为“赛里斯国。直到16世纪末,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才考证确认,西方古称的“丝国”,就是他当时已到达的中国。）

这部分地应归功于汉武帝卫队中一位骠悍的军官。公元前138-105年,张骞两通西域,为东西方建立起最早的相对稳定的联系一丝绸之路,这使他成为第一位世界级的知名探险家。

驼铃铛铛,胡茄猎猎,大漠余晖,金戈铁马……

一条沙漠古道几乎概括了一千多年的东西方交流史。

印度佛教首先从这里传入中原,（公元前2年,西域大月氏国使臣来到西汉首都长安,向人传授佛经。这是佛教传入中国的最早记载汉明帝在位时(公元58-75年)承认佛教,并派12名使臣前往西域访求佛法,带回两位印度高僧。由此佛教开始在中国兴盛。）伴随而来的还有中亚和南亚的名马、棉花、胡桃(核桃)、胡葱(洋葱)、香菜、菠菜、葡萄,以及音乐、舞蹈、杂技。雄汉盛唐畅开博大的胸怀,以恢宏的气度兼收并蓄,消化吸收,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文明;同时,中国的丝绸、冶金术等也不断传入西域。文明的碰撞融汇着文明,那难以言传的妙境令今天的思想家仍心往神驰——有人问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您希望出生在哪个国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公元一世纪佛教已传入时的中国新疆。（见《展望二十一世纪》序言,国际文化出版公司中译本）

一衣带水的日本列岛,在文化交融中自然得天独厚。

考古学家曾经搞不清楚:公元前200多年还处在原始氏族社会的渔猎民族,怎么会奇迹般地诞生了以农耕、青铜器和铁器为显著特点的“弥生文化”?（弥生文化:日本早期铁器时代的文化约在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三世纪。出土有石刀、木锹、铜镞(音族,箭头)铁镞,已进入种植水稻的农业经济阶段,此前之“绳纹文化”,尚以采集、渔猎为基本经济形态。）

今天,日本史学界已经公认:弥生文化来自于中国北部沿海。东渡的先民带去的水稻、铁器和农耕技术,使列岛上的原始部落结束了漂泊不定的渔猎生活,开始农耕定居,日本迅速进入农耕文明,形成了国家。这个还来不及创造自己的文字的民族,接受了汉字,开始了一段完全使用汉字的历史,今天的日语,就是以汉字为基础逐步发展起来的,至今经常使用的汉字还有近两千个。汉字的使用,使中国书籍直接传入日本成为可能，中日文化交流更为密切,到唐代,以13次派出“遣唐使”和大量留学生为标志,日本民族开始全面地大规模学习中华文化。

总之,日本文化是吮吸中国文化的精华而成长起来的。而东南亚、朝鲜和南洋诸岛也不同程度地接受中华文明的辐射,形成与西方文明迥异的东亚汉字文化圈。

历史雄辩地说明: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绝没有使中华民族成为自甘封闭的民族。中华民族的血液中,同样活跃着“蔚蓝色”的因子。

与张骞的西行几乎同步,汉朝商船已频频往返于以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为终点的南海——印度洋航线上。据记载,有些船上还派有汉武帝的使者和译者。唐宋的“海夷古道”进一步延伸到东非和波斯湾沿岸。

这条满载着中国丝绸和瓷器的航线,成为沟通东西方文明的第二通道,史称“海上丝路”,或“陶瓷之路”。

中国古代航海史上最辉煌的篇章,自然是明成祖朱棣派出的七下西洋的郑和船队。它拥有27000余,240余艘宝船,最大的估计达2500吨,是15世纪世界上最庞大的船队。只是在他最后一次自东非返航后64年,1497年,达·伽马（达·伽马(约1469——1524年),葡萄牙航海家。1498年率船绕过南非的好望角,到达印度卡利库特城,是所谓“东方航路”的发现者。）那四艘最大仅120吨的葡萄牙船才出现在印度洋上。不用说,他是沿着郑和船队的航路,才到达印度的。

“发现美洲和绕道好望角到东印度的航路,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和最重要的事件”,亚当·斯密（亚当·斯密(1723-1790年):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创立者。主要著作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正确地评价了地理大发现的划时代意义,而20世纪的史学家已经公认:郑和,正是这次地理大发现的先导。

还应该强调指出:同当时几乎所有欧洲海船一样,哥伦布和达·迦马的船上也装着发明于中国的指南针。

那只是汹涌西去的中国物质文明中特别重要的一个。

公元751年,唐朝军队在中亚的塔拉斯河与阿拉伯人会战。这场战争在军事史上微不足道,在科学史上却意义重大。数万被俘的唐朝人给阿拉伯人带去了造纸技术;接着,活字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相继经阿拉伯人之手,传到中世纪黑暗的欧洲。

对此,马克思从社会发展史的高度做出了极高的评价。他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说来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马克思:《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427页）

西方学者也公认这一评价。美国人德克·海德的论述几乎就是对马克思上述论断的注解:“倘使没有纸和印刷术,我们将仍然生活在中世纪;如果没有火药,世界也许会少受些痛苦,但另一方面,中世纪欧洲那些穿戴盔甲的骑士们可能仍然在他们有护城河围绕的城堡里称王称霸,不可一世,而我们的社会可能仍然处在封建制度的奴役之下。最后,如果没有指南针,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可能永远不会到来，而正是这个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刺激了欧洲的物质文化生活,把知识带给了当时人们还不了解的世界,包括我们美国。”（《中国物品西传考》,转引自《中国文化第二辑,第364、365页。）

自然科学的重大发明创造往往推动社会的巨大进步。中国古代物质文明的西传,从一个方面为划时代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运动:14-15世纪,由于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关系已在欧洲封建制度内部逐渐形成这时候兴起一场思想文化运动,主张摆脱教会对人们思想的束缚,并以恢复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为号召,故称“文艺复兴运动”。它在思想和舆论上为17-18世纪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做好了准备）准备了物质和技术的基础,促进了西欧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对整个欧洲近代文化产生了全面而深远的影响。

到了十七、十八世纪,中国在社会制度上已经落后了,但她在欧洲人心目中仍然如日中天。

18世纪的第一个元旦,出席法国王室化妆舞会的王公贵族们竟不约而同地扮成了中国人——这是一种荣耀,因为中国人那时是“德操高雅”的象征。56年后的春分,法王路易十四仿效他心中的帝王楷模——康熙皇帝,扶犁扬鞭、下地耕种,以昭示农人勤奋劳作。他的继任者路易十五心血来潮,曾下令熔化所有银器,而代之以风行一时的中国瓷器,当时同样享有盛名的还有中国的丝绸、茶叶、生漆和漆具,甚至那种上下自如、安全舒适的马鞍,连乘坐中国式轿子或轿子式的马车都成为时髦,建造中国式园林建筑更是盛行一时……

西欧人研究中国的植物、药材、栽培方法和使用,介绍和学习中国的文化,翻译中国的典籍,出版了大量介绍中国的作品,甚至逐渐形成一门崭新的学科——“欧洲中国学”。

最有意思的是那些踏上中国土地的传教士,毫无疑问,他们拥有足够坚强的神学信仰和宗教素质,并以让“异教”的中国皈依西方的天主为己任。但是,生活的直觉却引发了不少人对中国文化的热情——连篇累牍的关于中国的报告连同赞美传回了欧洲。于是,被基督神权统治思想和行为已经十几个世纪的欧洲人突然发现: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居然也能创造如此发达的文明,而在宗教权威之外竟然还有中国式的伦理道德的权威!可以想象,欧洲的知识界该是多么的惊异。

德国启蒙哲学的实际开创者莱布尼茨兴奋地写道:“我们以前谁也不曾想到:在这世界上还有比我们的伦理更完善,立身处世之道更为进步的民族存在,但事实上,我们却发现了中华民族了,它竟使我们觉醒了”。他断言:“要是理性对这种恶害(指由于宗教神权造成的无知、愚昧和种种苦难)还有救药的话,那么,中华民族便是首先得到这种良好规范的民族了。”（莱布尼茨(1646-1716年):《中国新论》又称《中国最近事情》。）

“耶稣基督世界和这一古老世界相比”,“显得黯然失色”了——在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看来,中国人用自身道德伦理来协调人间事物远比欧洲各国由“上帝”来支配要进步得多，中国的文明程度因此比罗马教廷统治下的欧洲高得多。

基督教的神殿,在“中国热”的冲击中发生了动摇,神权的传播者们竟然唤起了反对神权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前,法国资产阶级进步思想家如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等人所进行的文化教育运动,矛头直指当时的教会权威和封建制度。）这恐怕是来华传教士们始料不及的。

中国古代精神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和无穷的生命力。中国文化正在重新走向世界

中国文化能够走向世界,正说明它有博大精深的内涵和鲜明独特的民族特征。而所有这一切,从根本上说,又都是植根于发达的农耕经济基础之上。

发达的农耕经济使中国人特别看重代代相传的耕作经验,与严酷环境的斗争使他们自强不息,重视现世的收获。所以,他们宁肯拜倒在留下宝贵经验的祖宗的牌位之前,也不肯轻易地在一个虚无的“上帝”面前跪下双膝。尽管在科学很不发达的古代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各种迷信和鬼神之说,但注重现世人生,注重自身努力的文化传统,使古代中国始终没有出现欧洲中世纪那种全民族的宗教迷狂。中世纪欧洲文化的生命力萎缩于基督教神权的严密桎梏,而中国传统文化却不时孕育出王充、张衡、范缜等伟大的无神论者和唯物主义思想家。

当然,中国古代哲学中也有“天”的存在,但那并不是“上帝”的同义语,而往往是大自然的代名词——发达的农耕经济使中国人高度重视天时、季节和气候的变化,并顺时而作,所以中国人近乎直觉地把“人”与“天”统一起来。不管这种“天人合一”观后来被封建文人扭曲到什么荒唐的地步,但它主张“人”的存在与天的存在互相包含,人融于自然,自然也融于“人”的合理内核,实际上是把整个世界看作一个大系统。这几乎与现代系统论不谋而合。西方强调人对自然的征服,固然推动了人类历史的进步,但也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高度紧张,导致今天处处可见的自然对人的报复。所以中国强调整体谐调的“天人合一”观显示出不朽的价值,在西方引起高度重视。

中国农耕经济又是小农经济,即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而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若干家庭聚居的家族型村落,则成为封建中国的基层政治组织。所以中国人很重视大家族内的协调,强调以道德伦理来区分长幼尊卑,并推而广之用于国家的治理——所谓“以孝治天下”,就是以道德伦理治天下。

道德和对道德的裁判代替了西方中世纪法律和契约的功能。尽管这种伦理道德成为封建地主阶级维护其统治的意识形态,并在封建社会后期走上扼杀个性和个人自由的反面,但也派生出完善自身、敬老慈幼、自尊自强、舍生取义、刚直不阿、廉洁奉公、节俭不奢、热爱集体和祖国等优秀传统及政治理想,在今天仍然是中国乃至世界的宝贵遗产。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金钱至上、尔虞我诈、物欲横流的种种弊端,已使很多有识之士开始重视中国传统道德强调人格完善和整体谐调的合理性,把它视为匡正时弊的药方。近年来所谓“新儒学”在西方和东南亚一带的复兴,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出现的。

此外,中国农耕经济是广大农民维持的,没有农民的艰苦劳作就没有封建社会的一切,所以经济政策上的“以农为本”渗透到政治文化领域,就产生了“以民为本”的思想,所谓“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这种重民思想成为中国文化传统和伦理道德的一贯之道,中国士大夫多是“忧国忧民”的,“忧民”二字正是民本思想的体现。

滋润着丰厚的民族文化的营养,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很早就放射出璀灿的光芒,民本思想使大多数古代文学家以“哀民生之多艰”(屈原)作为创作的主旋律,由此形成古代文学源远流长的现实主义主流,古代文学家很少为文而文,而强调“文以载道”,用文学抒发政治思想,匡正伦理道德;纯文学的形式主义逆流虽有几次泛滥,但很快成为后代文人口诛笔伐的对象。

但中国文学不是不要形式,历代文学大师充分利用和发挥了方块汉字独特的声韵之美和形音意结合的优势,为诗则格律严谨、声调铿锵,为文则雄奇壮美、清新明快。优秀的文学传统使中国涌现出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辛弃疾、关汉卿、罗贯中、施耐庵、汤显祖、吴承恩、蒲松龄、曹雪芹等一大批世界级文化名人,形成诸多风格迥异的文学流派和《诗经》、《楚辞》、先秦散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一个个文学高峰,令后人叹为观止。

此外,中国古代的书法、美术、雕塑和建筑、音乐、舞蹈、杂技都达到极高的艺术水准,丰富了世界艺术的宝库,中国的史学更是古代世界最发达的社会学科之一,洋洋大观的二十四史,贯穿了我们古老民族几乎全部文明史,堪称无可逾越的“世界之最”。

无庸讳言,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许多糟柏;中国在近代落后的深层原因之一,就是传统文化固有的封闭性以及在封建社会后期必然导致的僵化、守旧的主导倾向,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压抑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民主精神的诞生。

但是,每一个社会激烈变革的时代,无论是封建时代无数次农民起义的领袖,还是近代以来的康有为、孙中山和毛泽东,先进者总是能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变革的坚实依据和悠远源头。

今天,中国文化正在重新走向世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令西方的许多著名思想家回味咀嚼、流连忘返。东方的,主要是中国的精神文化,正在成为他们企图救治西方文明弊端的药方。北京亚运会以后,一家台湾报纸发表评论:“在今天西潮淹没全球的时刻,唯一有足够实力与西方文明相抗衡,在精神上开辟一片新天地者,是东方的中国文化。”这正是中国文化的世界意义的重要所在。

一种文化能够被不同国度的人们所理解,为不同时代的人们所改造,不正说明它拥有充分合理的内核和博大精深的内涵吗?理解注定不会摒弃,改造本身就是发展;而一种文化能够世代相替地继承和发展下来,正说明它具有无穷的生命力和极强的适应性吗?在今天的中国,传统文化经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真理的批判和改造,已成为社会主义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重新放射出愈加夺目的光彩。（待续）

文章选自《国情教育读本》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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