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假意邀毛泽东共为领导，毛主席如何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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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11月2日，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到达苏联，开启了为期20天的访苏旅程。

在整个访问期间，不同于斯大林的咄咄逼人，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对毛主席一行人十分友好，甚至有些谄媚。

他不但安排毛主席单独入住克里姆林宫，还一度提出要和中国一起领导社会主义阵营。要知道，在斯大林执政时期，苏联可没给过彼时新生的中国多少好脸色。

那么，为什么苏联的对华态度会有如此的转变？其背后又有什么诉求？毛主席又将如何应对呢？

1953年3月14日，马林科夫辞去苏共中央书记一职，以赫鲁晓夫为首的新的书记处诞生。

但此时赫鲁晓夫的职权仅集中于宣传和意识形态工作上，行政和经济工作职权仍然掌握在马林科夫和贝利亚手中。

斯大林

贝利亚上台后不久，就实施了一系列的自由化改革政策，这些政策包括释放政治犯、终止对加盟共和国的俄罗斯化、推动东西德合并在内。

如此大胆的改革行动，使得赫鲁晓夫认为这会让苏联走向灭亡，于是他便联合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等人一起，对贝利亚展开政治围攻，并最终在同年的6月逮捕了贝利亚。

贝利亚下台后，赫鲁晓夫在苏共内部的地位迅速上升，稳坐第三把交椅，并在1953年9月15日被宣布为“苏联共产党的第一书记。”

但此时的赫鲁晓夫地位仍未稳固，因为掌握政府行政权力的部长会议仍掌握在马林科夫手中。

为了争夺行政权力，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之间展开了针尖对麦芒的政治斗争，双方不断扩大自己在行政和党建工作上的影响力。

赫鲁晓夫

1954年，借着调查列宁格勒案，赫鲁晓夫终于找到了击败政治对手的机会，将牵涉此案的马林科夫扳倒，解除了他的总理职务。

不久后，马林科夫又辞去了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赫鲁晓夫得以掌握行政实权，并借此机会在中央机关大量安排自己亲信。

在“搞定”马林科夫后，赫鲁晓夫又迎来了莫洛托夫的“挑战”。

在1954年春夏期间，赫鲁晓夫动员30万志愿者前往西伯利亚地区垦荒，但由于缺乏前期调查和准备，在之后的几年里，这场垦荒运动逐渐演变为一场农业和生态的灾难。

因此，莫洛托夫一直反对赫鲁晓夫的垦荒计划，并对其住屋政策也颇有微词。

1955年，赫鲁晓夫率领使团访问南斯拉夫，这让一直坚持认为南斯拉夫是修正主义国家的莫洛托夫更加感到不满。

同年7月的苏共全体会议上，莫洛托夫率先向赫鲁晓夫发难，让其为西伯利亚垦荒计划造成的后果负责，但没想到已经全是赫鲁晓夫亲信的中央主席团反而围攻莫洛托夫，逼迫其向赫鲁晓夫认错。

虽然会后莫洛托夫没有遭到清算，但此时，苏共内部亲斯大林的保守派力量已经遭到了严重削弱。此次会议过后，赫鲁晓夫彻底掌握了苏联的最高权力。

彼时，赫鲁晓夫在党内有着至高无上的话语权，在军内有莫斯卡连科、朱可夫等功勋老将的支持，真正可谓是春风得意。

但让赫鲁晓夫没想到的是，1956年发生的两件大事，让他已经站稳的脚跟突然发软，险些从至高权力的讲台上跌落。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接连扳倒政敌，从中央主席团的末尾一路飙升，站到了最高权力的讲台上。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因为自己的操之过急，1956年发生的两件大事，让他险些从至高讲台上跌落，也让他不得不对外寻求援助。

那么，这两件大事分别是什么，为什么说这两件大事让赫鲁晓夫不得不寻找外援呢？

这第一件大事，就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做的秘密报告被泄露。

斯大林逝世后不久，在贝利亚的主导下，在斯大林时期被打成政治犯的关押人员就逐步得到释放和平反。贝利亚下台后，这项政策并没有推翻，而是在赫鲁晓夫的支持下继续推行。

到了1955年苏共党代会召开之后，已经有几十万人得到了释放和平反，这些人从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等地回到苏联内地，回到了各自的岗位上。

在释放和平反这些人的工作上，赫鲁晓夫起到了带头作用。

其实，早在斯大林时期，赫鲁晓夫和斯大林的政见就多有分歧，尤其是在乌克兰农业政策和东西方意识形态对抗问题上，两人更是一度吵得不可开交。

取得苏联最高领导权力后，赫鲁晓夫几次想就斯大林时期的各种问题进行通报和批判，但因遭到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人的反对而作罢。

赫鲁晓夫之所以想批判斯大林，除了政见不一外，更重要的也许是他意识到，从贝利亚到马林科夫、再到莫洛托夫，这些人无一不是斯大林留下的政治遗产。

这意味着苏共党内的亲斯大林势力已然根深蒂固，如果不彻底批判和否定斯大林时期的种种政策，这些势力说不定哪天就会向赫鲁晓夫发起反扑。

于是，借着为政治犯平反的浪潮，赫鲁晓夫决定向斯大林“开刀”了。

1956年2月14日，苏共召开二十大，参加会议的除了苏共代表外，还有来自各国工人党的使节以及所有东欧国家的领导人。

整个会议在一片积极的氛围中进行，没有出现任何异常。

但就在会议结束的2月25日凌晨，在大会全部议程已经结束之后，赫鲁晓夫又紧急召回了除外国使团外的所有代表，要求他们参加一个秘密会议。

电视剧照

在这个秘密会议上，赫鲁晓夫向与会人员揭露了斯大林执政时期所犯的错误。

这份报告从脱下斯大林“列宁同志的学生、亲密战友、合法继承人”的神圣光环开始，揭露了斯大林在政治、军事、经济各项措施上犯的种种错误。

还指出斯大林大搞个人崇拜，对政见不同的苏共党员进行肉体消灭的罪行。总之，这份秘密报告全盘否定了斯大林及其执政时期的各种方针政策，将斯大林彻底拉下神坛。

赫鲁晓夫的讲话长达4个多小时，讲话过程中会场一片死寂，可想而知，这份报告对代表们造成了多大的震惊。

不仅是与会代表感到震惊，苏共内部的诸多党员也纷纷指责赫鲁晓夫这一报告是“肤浅的、草率的”。

一时间，苏共党内对赫鲁晓夫的批评和责难如潮而至，要求赫鲁晓夫对报告的后果负全部责任，并请求苏共中央对赫鲁晓夫展开调查。

如果只是苏共党内的反对声音，也许赫鲁晓夫还能应对，但是，这份报告所带来的连锁反应，还远未停止。

也正是因为这份报告，引出了1956年发生的第二件大事——波匈事件。

二战结束后，东欧的大部分国家都是在苏联尤其是斯大林的帮助下驱逐纳粹，建立新政府的，建国后这些国家的经济政策、政治路线也是完全处于斯大林模式的框架下。

也就是说，不光是苏联国内，东欧的大部分国家都对斯大林奉若神明，认为斯大林的思想、路线、政策方针都是不容置疑的、绝对正确的。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原来只是在苏共党内发布，但不知西方国家动用了什么手段，在那次秘密会议后不久，美国就拿到了这份报告的全部内容，并公开发表。

报告的内容一经传播，就像一颗原子弹一样瞬间引爆了东欧政局，越来越多的东欧民众开始质疑这些年自己国家的路线是否正确？这些年来的政治案件又是否完全公正？

这样的思潮很快就转变成了大规模游行和示威，首先被冲击的，就是波兰和匈牙利。

1956年6月28日，波兰数以万计的工人走上街头，要求波兰政府纠正过去在斯大林模式下的种种错误，并为过去的政治冤案平反。

由于波兰政府的谈判缺乏诚意，游行示威很快在波兹南演变成流血冲突，示威群众冲击监狱，解除卫兵武装，强行释放了200多名政治犯。

为了平息叛乱，波兰政府不得不出动武力进行镇压，造成了300多人的伤亡。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同样的事情，在匈牙利也发生了。

1956年10月23日，大批匈牙利学生举行游行示威，学生们拆除斯大林的画像，推倒斯大林的雕塑，要求匈牙利政府放弃斯大林路线，重新任命支持改革的纳吉为政府总理。

为镇压游行群众，当天深夜，匈牙利安全部队向游行群众开枪，24日凌晨，苏军坦克开入匈牙利，武力干涉匈牙利内政。

在苏军的武力镇压下，匈牙利的革命最终失败，但超过13000人的死伤，让匈牙利人民的心里埋下了仇恨苏联的种子。

波匈事件的发生，让许多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纷纷质疑，赫鲁晓夫是否还适合继续担任苏联领导人，苏联是否还适合继续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在国内外局势的双重压力下，赫鲁晓夫的地位变得岌岌可危。

为了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和继续保持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老大哥”身份，赫鲁晓夫决定将目光投向南方的邻居。

1956年，一份全面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不仅引爆了国际舆论，还成为了波匈事件的导火索。

这两件事情的发生不仅动摇了赫鲁晓夫在苏联的领导地位，也动摇了苏联在国际共运中的老大哥身份。

为了重新站稳脚跟，赫鲁晓夫不得不寻求外援，并将目光投向了南方邻居——中国。

做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领袖，做为一个拥有极高声望的共产主义革命者，毛泽东无疑是赫鲁晓夫最好的求援对象。

那么，赫鲁晓夫是怎么求援中国的？毛主席又会如何回应赫鲁晓夫呢？

其实，早在赫鲁晓夫全面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泄露之后，中共方面就对此次事件做了深入分析。

毛主席对赫鲁晓夫的行为有喜有忧，喜的是赫鲁晓夫敢于打碎斯大林的偶像光环，说明共产主义革命者敢于自我批评，忧的是赫鲁晓夫的报告势必会引起社会主义阵营的动荡。

更重要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对斯大林只讲过错，不谈功绩，这样的报告显然是片面的，对苏联的领袖作用显然会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

为了尽可能弥补赫鲁晓夫给国际共运带来的不利影响，在毛主席的指示下，我党发表文章，表示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并非完全是错误的，反而恰恰说明了共产党人敢于自我反省和自我批评。

对于我党的声援，赫鲁晓夫是很乐意接受的，他很快也指示苏共发表文章，肯定了斯大林的功绩，称他是一名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

尽管赫鲁晓夫已经对斯大林做出了全面评价，尽管中共方面也发出声援，苏共内部的分裂趋势还是越来越大，社会主义阵营内部质疑苏联的声音也一浪高过一浪。

有的声音还提出，苏联已经不适合继续领导社会主义阵营，应该让中国共产党来带领国际共运。

无奈之下，赫鲁晓夫只好表示，可以考虑让中国和苏联一起，轮流担任世界各国共产党会议的主持国，意思就是和中国一起领导社会主义阵营。

对于赫鲁晓夫和苏联面对的种种困境，毛主席还是希望帮他们一把，毕竟在历史上，苏联也曾援助过我国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

而且，万一赫鲁晓夫和苏联就此倒下，那对社会主义阵营来说绝对是致命的。

1957年11月2日，毛主席亲自率领我国使团到达莫斯科，准备参加即将召开的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对于毛主席一行的到来，赫鲁晓夫喜出望外，不仅安排毛主席入住豪华的克里姆林宫女皇寝殿，还为毛主席一行的起居提供了诸多便利。

其实，赫鲁晓夫如此热情，无非就是想毛主席在苏联期间能对他伸出援手，多帮他说说好话。对于赫鲁晓夫的“献殷勤”，毛主席自然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到达莫斯科后不久，毛主席就在和波兰等国领导人的谈话中表示，苏联是大树，中国是小树，在经济上我国更是小国，不适合做为国际共运的领袖。

11月4日，在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开幕式上，毛主席更是针对谁来领导社会主义阵营的问题发表了讲话。

讲话指出，我国无论是在国家实力上、建设经验上、还是革命资历上都没有资格领导国际共运，明确表示社会主义阵营还是要以苏联为首。

在面对东欧各国因为斯大林模式的伤害而抵触苏共时，毛主席还苦口婆心地劝说他们，要以大局为重，放下因过往错误造成的伤害，共同建设社会主义阵营。

毛主席对于中苏共同领导国际共运的几番推让，以及为缓和苏联东欧关系所做出的努力，让赫鲁晓夫很是感激，也让中苏两党关系、中苏两国关系都迈向了一个全新的台阶。

多年以后，当我们回顾这次访苏期间毛主席的种种举动时，不得不感叹毛主席战略眼光的深远。

彼时的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处于一穷二白的境地，如果真的去领导社会主义阵营，每年要承担的援助任务就足以让国家财政不堪重负。

并且，如果中国真的当了这个领头羊，那么必将被推到风口浪尖上，成为西方阵营的首个攻击对象，这对于彼时的我国来说绝对是不利的。

所以，与其去争取一个所谓的“共主”的虚名，还不如成人之美，帮赫鲁晓夫和苏联一把，进一步推进中苏友好关系，团结社会主义阵营，为我国日后的发展开拓更为和平安稳的外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