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妻子失踪后叛变，44年后丈夫被告知：她是烈士

1983年，一个来自四川的调查团找到交通部部长李清，告知他一个惊人的消息：经调查团多方取证，认定他的妻子黎琳不是叛徒，特来为她证明清白！

得知这一消息，时年63岁的李清老泪纵横，哭得像个孩子，往事一幕幕在脑海中浮现。

李清同志的妻子、调查团口中的“黎琳”究竟是什么人？为何会被认定为叛徒，又在历经44年后被恢复清白呢？

黎琳

延安岁月，红色恋情

长征结束后，红军在延安扎根，红色革命之火燃遍延安，吸引无数拥有崇高理想的爱国青年慕名而来。

1937年，中共川西特委负责人车耀先同志保送一批爱国学生到延安抗大受训，李清便是负责接应的人员之一。

在开往延安的汽车上，李清见到一个留着短发、脸蛋清秀干净的姑娘，李清主动帮她拿行李，交谈中得知她叫黎琳。

初次见面，两人都给对方留下好印象。

那时黎琳只有16岁，正是情窦初开的年龄，进入延安抗大后，两人逐渐相知相恋，共同努力。

黎琳生性活泼开朗，是个讨人喜欢的姑娘，她迅速融入抗大的生活，学习之余还经常组织女孩子们唱歌，传播欢笑，鼓动大家的革命热情，深受众人喜爱。

1939年，黎琳在抗大结业，担任文联秘书，李清则是任马列教育干事，两人感情越来越好。

在一次文联组织的表演活动上，黎琳指挥大家合唱抗日军歌《干一场》，这是一首表达与日军抗争到底、充满激昂感情的歌曲。

黎琳在台上落落大方，融入感情地指挥着，到激动之处，她发出铿锵有力的歌声：“东洋鬼子太猖狂，这样活着有啥用？拿起刀枪干一场！”

黎琳（左）

同志们都被歌声深深打动，听得热血沸腾，尤其是那句“拿起刀枪干一场”最为引人振奋，听完让人忍不住想要立刻拿起刀枪跟鬼子奋战到底。

黎琳等人的表演点燃了大家的革命热情，她因此得到一个绰号“干一场”。

而当时在人群中观看表演的李清也被黎琳深深打动，他认定黎琳就是自己想要寻找的伴侣，决定与黎琳结婚。

同年，经过组织上批准，在众多同志的祝福下，黎琳和李清结为革命伴侣。

婚后两人没有度蜜月就投入到工作中，国家仍未太平，革命事业是重中之重，只要能在工作之余时不时见个面，夫妻两人就已心满意足。

1939年10月，黎琳接到一个任务：前往成都，策反军阀余安民抗日。

两人结婚还不满一年，正是感情最热烈的时候，李清很舍不得妻子离开，不过他清楚任务为重，装作无事的模样送妻子去车站。

临别之际，李清嘱咐黎琳，一定要时不时地写信回来报平安。

他本以为，妻子完成任务后很快就能回来，万万没想到，这一次分别过后，黎琳摇身一变，成为“军统特务”，被组织上认定为叛徒！

这次分别成为永别，两人往后未曾再见，使得李清心中留下难以言喻的遗憾……

新婚燕尔，妻子叛变

分别过后，李清继续留在延安为党效力，静静等候妻子归来。

然而时间流逝，他逐渐发觉到不对劲。

首先，他没有收到妻子报平安的信件，这让李清很疑惑。

如果妻子是去执行秘密任务，为防止身份暴露不寄信是情有可原的，但她的任务是去四川联合军阀余安民抗日，还谈不上机密。

一开始，李清以为妻子奔波劳碌，一时抽不出时间来而已。

直到1940年，李清仍是没有得到妻子的音讯，黎琳就像是人间蒸发一般，自分别之后音讯全无，她不仅与李清失去了联系，甚至跟党组织都失去了联系。

李清渐渐意识到不妙，内心充满担忧和不安：黎琳到底遇到什么事情？她为何不与自己、组织联系？她遇到危险了吗？

种种揣测在李清内心滋生，他强压下烦扰的心绪继续工作，同时不忘打听妻子的消息。

这一打听，反而让李清更加恐慌。

原来，不知何时，组织内开始出现传闻，有人说黎琳忘记初心，投向敌人，她已经不是共产党员，成了国民党军统局的特务！

李清根本不愿相信，黎琳怎么会投敌？那个带着大家高呼要与日本鬼子“干一场”的姑娘怎么可能会叛变？

但事实却不断地打击李清，越来越多的同志都向他告知黎琳投敌一事。

有个同志甚至亲口对李清说道：“黎琳变了，她已经抛弃了革命信仰，我亲眼在重庆看到她打扮得花枝招展，和军统的人出入高级场所……”

1943年，党组织公布了黎琳叛变的消息，如同沉重一击，狠狠地打在李清的心口上。

李清因此消沉过一段时间，他难以接受妻子成为叛徒一事，何况黎琳叛变后还是与军统的人为伍。

军统和中统向来是蒋介石的两大心腹组织，其耳目遍及大半个中国，从事着肮脏龌龊的罪恶勾当。

一想到黎琳与这样的组织为伍，李清的心就像是被撕裂一般疼痛。

可是黎琳为什么会叛变呢？

思考这个问题时，李清猛然想起妻子的身世——黎琳虽然是共产党员，却与军阀有关系，难道她真的是叛徒吗？

组织通知，往事再提

黎琳，1921年生， 四川崇庆县人，原名余家英。

余家英的父亲是当地的一名私塾教师，家里还有两个姐姐，大姐名叫余家彦，二姐则是过早夭折。

虽然家里不富裕，但在父亲的影响下，大姐和余家英都能读书识字，一家子充满书香文人的气息。

尤其是大姐余家彦，出落得亭亭玉立，富有教养，宛若一个大户人家的得体千金，正因如此，四川军阀余安民对余家彦动心不已，强行抢走她当做三姨太。

所以，即使余家英不乐意，她也与军阀有了关系，这也正是后来党组织让她去联合余安民的原因，毕竟有这层关系在。

往后靠着余安民的庇护，一家人的生活比过去好很多，甚至称得上是书香门第。

1937年，余家英考上成都高中，期间阅读过不少进步书籍，又因同学车崇英之父是川西特委负责人车耀先，因而得到车耀先的赏识。

“七七事变”过后，余家英走上抗日救亡道路，被学校排斥，她的姐夫余安民同样感到不满。

同年11月，在车耀先的安排下，余家英改名黎琳，并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踏上前往延安的道路，期间结识李清，便有了前文所述的经历。

车耀先

李清回想起有关黎琳的过往，顿感不安：难不成，黎琳是来到延安后，认识到革命道路太过艰辛，因此动摇投敌吗？

那时周围的人均认定黎琳是叛徒，加上她又有军阀关系的背景，很难不让人产生联想。

无论如何，李清都很想再次与黎琳见面，想亲耳从黎琳口中得到答案，他实在不愿相信自己的挚爱会是一个意志薄弱的人。

然而世事无常，李清有责任在身，无法去重庆寻妻，事情一拖再拖。

而后国内风云变幻，经历了诸多战乱，直到新中国成立。

可李清却彻底失去黎琳的消息，他没有找到黎琳，而组织上也将黎当做“叛徒”，认定她是军统特务。

妻子的行踪和叛变之谜，就像是李清心中的一根刺，时常困扰着他，他相信黎琳的人品，但所知的事实又使得黎琳充满嫌疑，令李清感到无奈，渐渐成为遗憾。

一晃，时间来到1981年。

这年，四川调查团研究“红岩”往事，认为过去曾有一些同事打入敌人内部，却因为不幸牺牲而没有被证明身份，因此希望中央能重新调查，追认为烈士。

而在调查的对象中，就有一个名叫“张露萍”的人，明面上的身份是军统特务，但调查团认为，张露萍应该是我党打入军统的内部人员，也就是延安文联的黎琳。

他们征询了雷英夫同志的意见，并且向曾与张露萍接触的叶剑英元帅咨询。

叶剑英

叶剑英一听调查团的描述，立刻肯定地说道：“张露萍就是延安的那位‘干一场’，黎琳！”

于是，调查团仔细研究张露萍在军统的经历。

1983年，调查团确定，张露萍就是黎琳，原名余家英，因为打入军统内部暴露而被捕就义。

调查团将结果向中央汇报，很快，一份文件送到李清的手上。

这时的李清已是63岁的老人，接到文件后他颤抖着双手打开，匆匆看完，随即老泪纵横，悲痛地呢喃道：“她不是叛徒，她不是叛徒啊……”

时隔44年，黎琳的清白终于恢复，她没有背叛信仰，李清悲喜交加，一直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当初黎琳到底经历了什么？为何她一声不响就消失，后来又突然出现在重庆？

从调查团的口中，李清得知了有关“军统地下党支部”在“军统电台案”中牺牲的悲壮事迹。

悲壮往事，烈士不朽

1939年，重庆军统电讯总台领班冯传庆、科员张蔚林来到重庆曾家岩（又称红岩）的中共南方局（即八路军办事处）投靠我党，原因是两人为国民党效力期间，见到太多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行径，不愿助纣为虐。

中共南方局的负责人是叶剑英同志，他和曾家岩的曾希圣、雷英夫都决定接纳二人，并计划成立军统电台潜伏小组。

但是，冯传庆和张蔚林在军统电讯总台担任要职，身份受人瞩目，传递情报不方便，所以叶剑英想物色另外一人作为南方局与冯、张二人的联络人，而他物色到的人正是黎琳。

于是，黎琳的任务发生变化，她没有前往成都，而是化名“张露萍”到达重庆，因为执行的是机密任务，她没有告知李清内幕。

张露萍在重庆的身份是张蔚林的妹妹，她接受过特工训练，为人聪明机敏，善于跟人打交道，到重庆后她经常跟着张蔚林与军统的人打交道，并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很快就与军统电台的人熟络。

就这样，“军统电台地下党支部”成立，在张露萍的努力下，又将军统电台的另外四人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锡珍策反，加上后来的安文远，小组成员达到八人的规模。

从打入敌人内部开始，张露萍就不断为党组织传递情报。

1940年，我党设在重庆的一个联络站被军统特务发现，张露萍及时送出情报字条让联络站人员撤离，脱离险境。

同年，军统头子戴笠给胡宗南发密报，计划派三名特务打入延安，张露萍等人获知后将该情报传递给延安，三名特务还没来得及打入就被抓获。

不料，这事引起了戴笠的警觉，他怀疑军统中有内鬼，否则自己的计划不会这么快就被识破。

于是戴笠暗中调查军统内部，他注意到张露萍经常在军统电台和宿舍间走动，吩咐特务暗中调查她和张蔚林。

张蔚林敏感地察觉到军统内的气氛不对，他经验不足，心理素质不够，导致在工作中分心，不慎烧坏发报机的电子管，军统督察室正好顺理成章将他关押起来。

随后督察室火速搜查张蔚林的住所，搜出了能证明他与南方局来往的资料证据。

张蔚林因为害怕，趁督察室的人不在偷偷跑出来与南方局接触，南方局的人不知道他已经暴露又劝他回去，并安慰他保持镇定，不要露出破绽。

结果张蔚林一回去就被逮捕，由此产生连锁反应，其他人员冯传庆、赵力耕、张露萍等人陆续被捕。

戴笠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皮底下竟然藏着这么多特工，他气得亲自审讯，张露萍等七人均是咬牙忍受折磨，宁死不屈。

而第八名成员安文远不堪忍受痛苦选择叛变，万幸他不曾与曾家岩的人有过直接联系，因而不能证明张露萍等人与曾家岩有关。

于是戴笠玩弄诡计，假意释放张露萍并派人尾随，张露萍识破敌人的阴谋，在路过曾家岩时没有进入，径直路过，让敌人推翻张露萍等人与曾家岩有关的判断。

见此，戴笠只能认为这伙人是四川地方党组织派来潜伏的卧底，下令将几人送到贵州息烽集中营关押。

这起事件便是连蒋介石都为之震惊的“军统电台案”。

1945年7月14日，张露萍等七人在息烽快活岭被杀害，牺牲时，张露萍年仅24岁。

因为七人从事的都是机密工作，且彼此间单线联系，因而除了少数高级领导外，没人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

直到建国后，四川调查团收录烈士名单时，经过多方取证，这才挖出尘封的悲壮往事，将七人追认为烈士。

真相迟到了44年，李清了解完之后整个人已经哭红了眼，他为黎琳历经的磨难而哭，也为黎琳始终坚守信仰而哭，更为二人曾相遇相知、始终不改初心而哭！

两年后，李清特地赶到贵州，七位烈士牺牲的地点已经立起纪念碑，李清睹物思人，写下一首挽诗以作缅怀：

苍山埋忠骨，正气撼山川。

梦随孤坟绕，犹忆延水边。

山河永存，烈士不朽。

时至今日，过去的革命生涯距离我们现代人已经颇为遥远，但我们决不能忘记那些曾为国家安危而牺牲奉献的英烈，要更加珍惜如今的祖国山河。

因为这山河之中，藏着英烈的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