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莲塘浮生》（290）早婚影响个人体质？

长篇小说连载：莲塘浮生——福建闽侯程氏家人传说（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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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〇，早婚影响个人体质？

话说，1934年1月16日，农历腊月初二，是福州吉庇巷人为有肉绒店东家大喜的日子，老板林方正的女儿、16岁的大妹（户口簿名字：秀玉）这天出嫁。

男方是南后街一家裱褙店老板的次子，比大妹大了10岁。

那时候，男人比妻子大十来岁的很普遍。

丈夫比较成熟，妻子比较年轻，这种年龄搭配最合理。

《周礼·地官·媒氏》：“媒氏掌万民之判……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

媒氏是掌管婚配的官员，“公务员”，拿政府薪俸的。

有的人认为，《周礼》这句话表示，在西周，“法定婚龄分别在三十岁和二十岁”。

谬矣。

后面那句话很重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

就是说，媒氏在执行公务中有一个基本标准，男子30岁、女子20岁就一定要结婚了，无故不执行这个命令的，会被处罚。

“男三十”“女二十”是最后期限，而非起点，而非“始得结婚”。

事实上，如果人们在这个最后期限之前结婚，求之不得哦。

因为，经济活动需要大量劳力，军事行动需要大量兵力。

李白《长干行》：“十四为君妇，羞颜未尝开。”女子14岁就嫁人。

李商隐《无题》：“十四藏六亲，悬知犹未嫁。十五泣春风，背面秋千下。”15岁还没嫁人，女孩就“泣春风”了，很伤心。

到了清代，清宫选秀女，选的是13到17岁的八旗女孩。

康熙帝，1665年11岁时娶了同岁的赫舍里氏。

11岁结婚？

这时候，玄烨应该都还不会“操练”吧？

康熙的第一个儿子承瑞生于1667年11月，那么康熙得在1667年的年初操练。

1667年初，康熙快要13周岁了。

他生于1654年5月。

不过，承瑞不是赫舍里氏生的，是荣妃马佳氏生的。

估计马佳氏比赫舍里氏年龄大几岁。

11岁的赫舍里氏，应该还没排卵。

赫舍里氏的第一个孩子承祜，生于她跟康熙结婚5年之后的1670年。那年他们16岁。

历史上，男子15、6岁当爹，30来岁当爷爷的，并不罕见。

19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英国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西风东渐。

只用几十年时间，20世纪初，中国人就被西人成功洗脑，中国人开始一切都向西洋看齐。

千百年来从不歧视同性恋的中国人，也开始歧视同性恋了。

结婚年龄自然也向西洋看齐。

当时在英国，尽管仍有少数人年龄很小就结婚了，但绝大多数英国人的婚龄是20岁以上。

早在17世纪，英国圣公会就规定，在没有父母同意的情况下，新娘和新郎必须至少21岁“始得结婚”。

中国人一看，学！

我在网上看到天津市档案馆收藏的一份档案，1920年河北省教育厅发给河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训令。

（上图：1920年河北省教育厅训令。）

训令的内容是关于在校男女学生不得早婚：“中小学校男女学生在十八岁以前不得结婚”。

训令第一句是批判早婚：“早婚之害，小之影响个人体质，大之关系民族盛衰。”

早婚“影响个人体质”纯属想当然，并没有“大数据”来支撑他这个说法。

康熙帝11岁结婚，活了69岁。他那个时代，活69岁就是高寿，70岁不是高寿是“古稀”了。

康熙的妃子万琉哈氏14岁被选为宫女，活了96岁。

康熙的孙子乾隆16岁结婚，活到89岁。高寿中的高寿。

可见早婚晚婚跟“个人体质”没有必然关联。

1920年河北省教育厅认为“早婚影响个人体质”，可能来自中国人的传统观念。

元代《三元延寿参赞书》曰：“男子破阳太早，则伤其精；气女破阴太早，则伤其血脉。”

没有科学依据。

在河北省教育厅发出上述训令前4年，1916年，15岁的张学良结了婚。

张学良活了100岁零4个月。

倒是，像康熙那样过早结婚，可能会影响到他孩子的体质。

康熙的第一个孩子承瑞只活了两年。

但是，100多年前，积弱而饱受列强欺凌的中国，奋发图强，各方面都想“师夷长技以制夷”，不准早婚不由分说也算一项。

有点矫枉过正。

不过，政府的法律不像河北省教育厅的训令那么激进。

1930年修订的《中华民国民法·亲属编》明确了始得结婚的年龄：男18岁、女16岁。

女子的最低结婚年龄比男子小两岁。

福州吉庇巷人为有肉绒店老板林方正的女儿林秀玉（大妹）生于1918年，到1934年的年初，刚好进入16岁，算是16虚岁。

按法律也是妥妥的可以结婚的年龄。

然而林方正并不是按法律来安排女儿的婚事，他甚至不知道政府发布了新的婚龄规定。

那时候没有“普法宣传”。

按清代规定，女子14岁就可以结婚了。

林方正只是按福州当地的习俗、按自己的经验以及自己的经济能力来安排。

从习俗来讲，人们认为女孩子只要开始来月事，就可以出嫁了。

按自己的经验，1917年，林方正结婚时，他自己30岁，所娶的严氏17岁。

其实，什么时候结婚，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经济实力。

跟现在一样。

历朝历代都这样吧？

1930年代福州人办婚事，还是延续那已经存在千百年的传统，女方嫁妆的价值要高过男方聘礼的价值。

林方正1921年就开了这家肉绒店，到1934年已经13年了，有足够的经济实力给女儿置办足够体面的嫁妆。

林方正的太太严氏要让女儿唱的啼嘛诗（哭嫁歌），歌词头几句唱的，好像是林方正夫妇把女儿卖了似的：

“炮响新郎来接亲，爹妈实在两样心。将奴卖去收礼金，礼金收进给兄弟，起厝买田连讨亲。”

全家人都知道，大妹出嫁，根本不是“卖去收礼金”，所以大妹不乐意唱啼嘛诗（哭嫁歌）。

林方正的徒弟（其实就是童工）程天尺和林方正的本族妹妹林友玲两个少年人就“挺身而出”，为大妹改写那几句。

1934年1月7日星期天上午， 天尺和友玲就拿出了各自的“作品”。

本来那天就该将歌词唱给大妹的，不料友玲发现天尺用来抄歌词的那支钢笔是她父亲的，笔杆上刻着“林皓民”3个字。

这下子，大家的注意力立即转移，友玲哭得泪汪汪。

啼嘛诗（哭嫁歌）那天就没再说下去。

第二天是星期一，傍晚的时候，友玲的母亲、肉绒店附近光禄坊道南小学的老师吴雅茹来到肉绒店找天尺，让他把1929年底那天在大奶庙（临水宫）里发生的事情再讲一遍。

天尺就将自己1929年底那天，如何一家人从乡下甘蔗来到福州，来到吉庇巷口那座大奶庙（临水宫），如何抽签，如何遇到解签的“高先生”，“高先生”如何“好疼（nice）”，如何耐心给他们解签，如何借笔给他抄写签文，如何被警察抓走，如何将钢笔“煎炒（赠送）”给他，一五一十又讲了一遍。

雅茹认真听着，没有像女儿那样嚎啕大哭。

她已经37岁了。

而且，头一天，女儿友玲拿着那支派克笔从肉绒店赶回家去，睹物思人，她已经哭过一遍。

虽然没有嚎啕大哭，却也是流泪不止，不时拿手帕擦眼泪。

其间，雅茹追问了好多问题。

她想挖掘丈夫自由生命最后一天所有的细节。

那一天，离开大奶庙之后，丈夫就进了地狱。

而眼前这个少年人，是丈夫自由生命的最后见证人。

4年了，丈夫生前最后的形象已经越来越模糊。

常常浮现在雅茹脑海里的他，反而是更久以前的他：他们结婚之初，她跟他坐轮船去上海，她生女儿的时候……

此时此刻，雅茹想通过聆听天尺的讲述，去抓住丈夫渐渐远去的身影，渐渐模糊的音容笑貌。

按下不表。

最后，等天尺全部讲完，雅茹又问了一个问题：“依尺，汝许日看见着警察，固有看见别侬无？”你那天看见警察，还有看见别人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