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才女关露：替妹成“汉奸”，得主席秘书分手信，结局令人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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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

中华大地举国欢腾，人人奔走相告。

此时，与张爱玲、丁玲齐名的“上海滩三大才女”——关露喜极而泣。

因为这代表着，她终于可以洗刷背负六年之久的“汉奸”污名。

然而，就在其以为一切将重新开始时，却发现自己的文章无法发表。

甚至她还成为严格审查对象。

这都不是最糟糕的。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来自恋人王炳南的一封绝交信。

王炳南是我党的高级干部。

当时，他正作为毛主席的秘书，参加重庆谈判。

信中说，考虑到关露是一个公认的“汉奸”，为不影响组织名誉，不得不与她断绝关系。

关露

常年的误解本就使关露精神焦虑。

如今爱人的离去更是挑断了她最后一根神经。

那个时候，关露时而低头哭泣，时而仰天长笑，时而又呆若木鸡。

而这就如同她的传奇人生一样令人唏嘘不已。

直至生命最后一刻，关露想要的不过是她不是汉奸的证明......

悲惨晚年，水落石出

1982年3月23日，这一天对关露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日子。

只见她面无血色地躺在病床上，平静地听完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人员对她宣读的平反决定。

只是那个时候，关露早已两鬓斑白，体形消瘦。

满脸的皱纹仿佛是在告诉众人岁月对她的折磨。

在此“决定”中，相关人员查明真相，撤销了强加于关露头上的“汉奸之名”。

按理说，得到清白后的关露应该是开心、感激的。

但在当时，她没有一丝回应，脸上也看不出悲喜。

过了许久，关露默默将头转向窗外。

看着一片新绿的草木，她不禁呐呐自语道：

“又是一年春来到，草木有新生，可人无再少年啊......”

这不禁引人沉思，迟来43年的公道，值得她拍手相庆吗？

事实上，关露早在八年前出狱那时，就心如死灰，形同枯木了。

为此，她还立下遗嘱：

“我没有子女，如果心脏停止跳动，一切财产资料全归三个外甥女儿所有。”

关露的朋友们得知此事后，深深为其担忧。

因为从其种种举动都可以看出，她对人间并无太多留恋。

出狱后，组织给关露补发了1万多块钱工资。

她拿着这笔钱，马上就给外甥女李康2000块，并托人给李康女儿买了一架二手钢琴。

然后，关露给曾经资助自己读书的恩人刘道1000块。

最后，她用剩下的钱，买了座带小院的平房。

屋内条件十分简陋，仅有几件能用的家具。

但对此，关露毫不在意，整日埋头写作。

来往友人们见她至少还有创作世界给予慰藉，也就渐渐放下心来。

但万万没想到，关露的状态却在1980年“五一节”中风那天后急转直下。

而这不仅指其身体层面，还有精神方面。

关露

事实上，她并没有因中风而偏瘫。

但其时常感觉全身疼痛，煎熬得整夜无法入睡。

听闻她有这样的症状，作协（全称：中国作家协会）的好友萧阳立马带她去协和医院看病。

令人费解的是，即便做了从头到尾、从外到内的全身检查，也没能查出她的病因。

直到后来，一位大夫突然想到，关露的疼痛很有可能不是生理性的；

而在于心理上，也就是俗话说的心病。

的确，任谁蒙受数十年冤屈以及十年牢狱之灾，心理都会留下创伤；

况且，关露本就患有精神分裂。

更打击她的，还有渐渐退化的记忆力，以及无法握笔写字的手。

要知道，那个时候，写作是她生活的唯一乐趣。

关露曾在狱中就期盼着出狱后要完成多部作品。

但现在，这一切都成为泡影。

无事可做后，关露开始整日整日地在房间里发呆。

有时一坐就是一天，连饭也不吃。

关露

早年的结拜姐妹陈慧芝担心其精神状态，便干脆搬进来照顾她。

她帮关露领工资、交党费、记账、改善伙食，还会时不时督促其多起来活动。

在朋友的陪伴下，关露的日子看起来是井井有条了许多。

但大家都心知肚明，她的心根本没寄付于此。

其活着，是为等待一个希望。

直到1982年9月15日，关露为数不多的时光终于迎来光明。

其好友丁玲带着希望走进了关露家中。

当时，她正在擦拭刚洗完的头发。

乍见到丁玲，她怔愣了好一瞬，才哽咽出声:

“丁玲!你是丁玲大姐吗?”

时隔多年再次见到老友，丁玲没先忙着与人叙旧，而是直说来意。

她告诉了关露一个天大的喜事：

“汉年马上要平反了!”

闻言，关露睁大双眼，毛巾从手中滑落，泪水刷地一下奔涌而出。

自中风后她几次想到死。

可每每想到潘汉年还没平反，她就说服自己必须活下去，替他等到真相大白的那一天。

如今，关露终于等到了！

她哭着哭着，复又大笑起来。

潘汉年

整个房间都回荡着她的笑声，似畅快，又似嘲讽。

闻者无不心酸。

知晓她故事的人都明白，关露这一生的转折就是从1939年接收到潘汉年的任务而起。

深入魔窟，忍辱负重

1939年，华南情报局在上海成立。

直接领导人正是潘汉年。

彼时，潘汉年手里有一项重大的任务——策反76号特工组织的创建人李士群。

76号特务机构位于上海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76号，是日本人的情报机关。

但讽刺的是，它的创立者李士群却是中国人。

当时，该组织虽才成立数月，但手上已沾满无数爱国志士的鲜血。

人称“杀人魔窟”。

如此来看，潘汉年为何要策反一个千夫所指的汉奸呢？

这就得提一提李士群的过往经历。

李士群

实际上，这个人也曾是中共党员，一直从事地下工作。

然而后来，他因意志不坚定，被国民党逮捕后改节叛变，加入国民党特务行动。

值得庆幸的是，好在此人惯是两面三刀，时刻想着为自己谋后路。

所以大多数他所知道的我党绝密，李士群都还藏在心里，没告诉国民党。

不过也正因这样的性格，在南京沦陷后，他又看到“大有可为”的机会。

没有一丝犹豫和挣扎，李士群转身便投入日本怀抱。

他为日寇办的第一件事就是组建76号特工组织，专门打击上海国民党军统。

此时，国民党已恨他入骨。

而日本人毕竟不会真拿他当自己人。

综上，凡事留一手的李士群又想将中共作为自己的退路。

那个时候，是他主动跟中共提出保持联系。

其实明眼人都能看出，联系这个词用得很微妙。

这就意味着，李士群既不没明确合作的意思，但又让人见到合作的可能性。

潘汉年怎会不清楚此人八面玲珑的做派？

但思及日本对76号的看重，只要有一分策反李士群的可能性都要去尝试。

李士群

于是，他按李士群要求，派党员胡绣枫作为二者间的联络人。

而胡绣枫是关露的同胞妹妹，也是李士群妻子叶吉卿的同学。

最主要的是，她曾在李士群夫妻俩入狱时，照顾过他们的孩子。

自然，李士群对她较为信任。

不巧的是，这时胡绣枫在宜昌另有工作。

几番权衡后，她只能向潘汉年说明情况。

而在此期间，其无意间提到姐姐关露也认识李士群。

恰恰就是这句话，成为胡绣枫后悔一辈子的事情。

一直到她年老，也时常把这份抱歉挂在嘴边：

“如果不是我，姐姐也不会走进76号，也就不会有之后的一切冤屈......”

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张爱玲

那时的关露在别人眼中，是上海滩与丁玲、 张爱玲齐名的女作家，是进步的爱国诗人。

她身材高挑，打扮时髦，举止优雅可亲，丝毫没有叱咤风云的革命女斗士样子。

正因如此，少有人知道，她早在1931年来到上海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而这些表面功夫，都成为她作为地下党的绝佳保护色。

不过即便如此，当关露被 76 号缉查队长吴四宝亲自驾车载进大门时，其心头还是掠过一丝紧张。

彼时，关露趁机打量着里面的高大围墙，以及全副武装的岗哨。

脑海里更是重复浮现着潘汉年叮嘱她的话：

“千万要注意，你在那里只能用耳朵和眼睛，不要用嘴巴。”

她深呼一口气，打开车门。

刚一下车，其就见李士群热情地迎上来打招呼。

“关小姐怎有空大驾光临？”

虽然双方心知肚明，但关露还是微微笑着，不好意思地配合表示：

“我早就失业了，想到您这里谋份差事。”

听闻，李士群没回应，只是殷勤地带她参观。

紧接着，他刻意让关露在审讯室见了几个被打得遍体鳞伤的人。

然后，其露出了邪魅的笑容，阴阳怪气地问道：

“你看看，我这里有适合你这位大作家可干的事吗？”

起初，听到这话，关露十分不解。

76号魔窟

李士群明明是要以她作为与中共联系的枢纽。

可此举却是为何意？

不过很快她便明白了。

当其见到叶吉卿时，对方格外热情，几度埋怨她之前不肯来玩。

她还表示关露的身份不适合在76号工作，缺钱了大可以时常来找她。

如此来看，李士群是给自己找了个更“明哲保身”的理由。

关露也只好顺水推舟。

此后，她每个月都要去76号拜访叶吉卿一两次。

那个时候，她们两人会一起逛商店、看戏、出入各种公开场合。

这一来二去的，关露从李士群口中获取了一些敌伪的军政动态。

只是与此同时，外界对她的质疑也纷至沓来。

她一个爱国诗人时常同特务头子的夫人密切交往，叫人很难不怀疑其立场。

不过对此，关露早有心理准备。

在接受任务前，潘汉年就跟她再三强调过：

“今后要有人说你是汉奸了，你可不要辩护。要辩护就糟了。”

至此，她牢记警告，不管流言蜚语，一心只想完成组织交付的特殊任务。

只是，李士群这人狡猾得很。

他一直有意无意透露点情报给关露，却又始终暧昧地保持与中共的距离。

关露明白，能让墙头草坚定立场的只有利益。

所以，她一直耐心等待时机的到来。

终于在1941年9月的一天，李士群主动找关露“谈心”。

这时，日军在中国已陷入战争泥潭。

他的同事周佛海欲转投国民党。

可李士群早已和国民党决裂。

如此一来，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关露听出他言下之意是愿意和中共合作，为自己留条后路。

于是，她当晚便写了一份报告，秘密寄给潘汉年。

潘汉年看到后，认为李士群是真心合作。

很快，在关露的安排下，他与李士群见了面。

关露手迹

为表诚意，李士群还将日伪即将对新四军军部“扫荡”的情报告诉了潘汉年。

而后，他还往苏北解放区运送了一批药品。

关露则功成身退，撤出76号情报工作。

原本她以为，心里的石头总算能够卸下。

谁料，一场更艰巨、影响其一辈子的任务在等着她......

蒙冤半生，毫无怨言

混迹76号两年来，关露工作成效颇高，对组织开展与日 伪斗争起了很大帮助。

鉴于其出色表现，组织决定派给她一项更具挑战性的新任务：

到《女声》工作，获取日方情报。

该刊物是由日本领事馆和海军陆战队报道部合办的中文刊物。

社长佐藤俊子是一位具有自由民主思想的女作家。

她有一些日本左派的朋友。

换言之，关露的目的就是通过这些人士，找到日共党员，搞来情报材料。

恰逢当时《女声》正在招聘中文编辑。

凭借自身文采，关露顺利入职小说、剧评和杂谈的编务。

关露

那段时间，她在收集情报之余，还借着职务之便，隐晦地宣传对人民有利的思想。

她利用“影剧评论”、“读者信箱”等栏目，选用许多青年共产党员的稿件。

非但这样，她曾以芳君、林荫、梦茵等为笔名，在《女声》上发表多篇进步的妇女文学。

不过，她刊登的进步思想文章也曾引起日方怀疑。

但幸运的是，社长佐藤俊子因欣赏信任关露，几次帮她“过关” 。

然而，关露此时也因为日本人工作被指责为“卖国求荣”的作家。

说不惶恐是不可能的。

但面对群众的误解与非议，她又能说什么呢？

其实，关露一直以来向往的是抗战工作。

她曾多次请求组织，让其到延安根据地。

但经过组织全方位考量，还是决定将关露留在上海。

她自然明白这其中深意，也无条件信任、服从安排。

只不过，其心头的不安随着与日俱增的指责，越来越强烈。

最终，最糟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1943年8月，日本要在本土召开“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

关露

彼时，佐藤俊子派关露代表《女声》参加。

实际上，从大局观来看，日本之行的确是一个可以收集到许多有用情报的机会。

然而，从当下来看，在抗战期间公然到敌对国。

此举必然使关露背上“汉奸”的骂名。

因此，她还没出发，包括自己与张爱玲在内的十几个赴日代表，就已全被登报议论。

见到种种难以入眼的词汇，关露不禁潸然泪下，心生退意。

而这时，潘汉年让她转交一封信给日本的秋田教授。

对此，他还特意强调，这事非常重要。

因为潘汉年急需秋田教授帮忙恢复在中国的日共领导与本国领导的联系。

就这样，为共产党的事业，关露忍辱负重，踏上了赴日的路程。

在日本大会上，关露做了《中日妇女文化交流》的演讲。

原本，日方分给关露的题目是《大东亚共荣》。

在关露的坚定交涉下，才改变初衷。

关露

虽然她避开了吹捧日本军国主义的行为。

但回国后，其仍然成为千夫所指的“汉奸”。

昔日的朋友甚至一提到她就朝地上吐唾沫。

国内有些报纸也对她及张爱玲等人口诛笔伐。

至此，关露的生活陷入无尽的孤独和寂寞中。

直到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关露出色地完成了组织赋予的任务。

接着，为躲避国民党“肃奸”逮捕，她被组织秘密安排到淮阴新四军根据地。

那时，关露以为，自己再也不用活得胆战心惊。

她终于可以摘掉“汉奸”的帽子，光明正大地和同志们一起战斗。

然而，事情的发展并不是她想象得那样简单。

关露

众所周知，地下党工作向来隐秘，许多都是单线联系。

同一个地区的同事大多都只知道彼此的代号，根本不会知晓其工作内容。

更别谈跨地区的了解程度。

因此，到达淮阴后，关露的生活并不好过。

除了不明真相的群众，见到她就像见到过街老鼠，大骂其为“汉奸”。

甚至还打听到关露的住所，在她家附近墙上、门上涂涂画画。

更无奈的是，没几天，她就被审查送进教育学院。

此时，新四军正开展审干工作。

由于这边的领导没能及时与上海组织取得联系，关露的身份也就一直无法得到确切证实。

在重重打击下，关露写下一首诗表达自己对党的追求。

然而最后却因为她名声不好，被报纸要求换一个署名。

就这样，关露满腔热情被现实的冷水浇灭。

心中积压多年的委屈使她大病一场。

然后便是文章开头所说。

王炳南

雪上加霜的是，关露最无助的时刻却收到恋人王炳南的绝交信。

他俩本来约定在日寇投降后就结婚。

王炳南确实是如此打算的。

可在他正准备搭上去淮阴的飞机时，却被领导拦下。

“关露的真实身份无人知晓，在人民眼中，她就是‘汉奸’。若此时你与关露结合，会对当党的事业十分不利。”

领导语重心长的一番说辞，让原本相信关露的王炳南动摇了。

或许他不是变得不相信爱人。

只是同样出于全局考虑，他不得不这样做。

于是，就有了这样一封断绝关系的信。

至此，关露失去了名誉，失去了爱人，精神彻底崩溃了。

好在不久后，有关领导为她证明了身份，也安排她看病住院。

但伤口虽然能够痊愈，却不能抚平。

虽然她不痛恨群众对她的误解；

也深知这是作为情报工作者应该有的牺牲。

可奈何，关露的状态一直十分沉郁，时常情不自禁地流泪。

王炳南

等她状态好些后，先后担任过教授、翻译、编辑。

直到北平解放，关露被调到华北大学教书。

这段时间，她创作了许多感人肺腑的诗篇。

后来，她同王炳南见过一次面。

时过境迁，昔日的爱人劝她忘掉过去，重新生活。

关露虽然心中放不下他，也知道王炳南说的没错。

不曾想，就是这“新生活”熄灭了她对生活的希望。

1955 年，潘汉年因“汉奸”罪被捕。

而这都源自当年他未向组织汇报自己曾被李士群诱骗见汪精卫一事。

自然，关露作为两人的牵线人，也受到牵连。

她两次被捕入狱，长达10年之久。

更难受的是，这也意味着，“汉奸”的污名再一次被扣在关露头上。

潘汉年

潘汉年曾说过一句话:

“凡是搞情报工作的大多数都没有好下场，中外同行都一样。”

果然他们都应了这句话。

后半生辗转颠簸，身败名裂。

不过回想起来，他们心中也没有丝毫后悔。

正所谓，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至少所有情报工作者是为了千千万万民族同胞拥有未来。

他们即使身陷黑暗，也要让别人身处光明。

1982年，组织为关露恢复名誉。

几月后潘汉年也获平反。

但可惜的是，他已于五年前去世。

而关露活着也就是为了自己不要背负污名死去；

也是为了替潘汉年等一个清白。

至此，关露觉得人生再没有活下去的动力。

她用几个月时间写完回忆录和纪念潘汉年的文章后，于1982年12月5日，服安眠药自杀。

结语

在关露的遗物中有一张王炳南的老照片。

照片背面有王炳南题写:

你关心我一时，我关心你一世。

下方是关露收到爱人的绝交信后所题:

一场幽梦同谁近，千古情人独我痴。

关露履行了共产党员的神圣职责，却错过了可以相伴一生的爱情。

怪只怪，生不逢时。

她是可敬的民族战士，也是可悲的乱世飘零人。

参考资料

于继增.红色特工传奇—打入日伪魔窟的女作家关露[J].党史博采.2013

“红色间谍”关露之死,《中国新闻周刊》2009年第3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