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红色特工从台湾带回绝密文件，6字情报揭开沉寂38年谜团

1988年的春节，对于原来生活在北京-北新桥-王大人胡同的刘姓兄妹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在这一年，他们得知自己父亲的身份和下落。

而为追寻这一真相，刘家人已经花费了整整38年！

怀揣着忐忑的心情与一丝希望，刘家兄妹来到国家安全部门，面对专职人员的接待，他们怯生生地问道：

“听说前一阵子，有一位老地下党员从台湾回大陆还带回来一份在台牺牲情报人员的名单。我们想请同志您帮忙查一下，名单里是否有一个叫刘光典的人？”

这已经不是刘氏兄妹第一次来到这里询问父亲的下落了。

看着几位中年人紧张期待的神情，接待人员还是将情况上报给部门领导。

经过组织上的层层审批，研究人员在一页发黄的纸上找到六个字：

“刘光典，旅顺人。”

从相关部门得到确认消息后，刘氏兄妹先是开怀大笑，后又嚎啕大哭：

“终于找到爸爸了！我们不是叛徒的孩子！”

而随着刘光典烈士身份的确认，一个隐藏了38年的谜团也随之解开...

白山黑水育英才，毁家纾难克时艰

在刘氏兄妹的眼中，自己的父亲刘光典是一个极为优秀的人，他聪明、上进、正直、顽强，是家里的顶梁柱。

但自1949年6月之后，爸爸便失去了踪影。偌大一个家，只留下母亲王素莲一个人辛苦拉扯三个子女。

刘家人不知道的是，刘光典不光是一位出色的商人，还是我党极为优秀的地下工作者。而1949年已经是刘从事情报工作的第二个年头。

刘光典在1922年出生在辽宁省旅顺市韭菜村。

他祖上是山东莱阳人，当初刘家先祖迫于生计，携家带口随着老乡们“闯关东”，最终在辽宁旅顺以种地维生。所以刘光典是贫苦农民家的儿子。

虽然家境艰难，但抹杀不了刘光典一身傲骨和上进的品格。尽管很早就出外打工讨生活，先后做过学徒、药贩子和会计，但他始终没有忘记充实自己。

刘光典总是利用业余时间学习，他在哈尔滨铁道工学院进过修，在北平辅仁大学深过造，靠努力说得流利的英语和日语。

1942年新婚后，刘光典也曾经想安安稳稳地过完一生，为求稳定，他甚至在山东谋求一份警察的“铁饭碗”。

但在日军占领区，警察的工作与汉奸走狗无异。

刘光典亲眼目睹日军肆意欺凌同胞，而自己还要为鬼子们“擦屁股”、处理后事。

他恨透了自己的工作！

出于对日本人和汪伪政权的厌恶，刘光典选择辞职，一直在东北从事医药生意，一家人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1945年，好不容易熬到日本人滚出中国，正准备在商界大展拳脚的刘光典遇到一个人，改变自己人生的走向。

当年，刘光典遇到同为东北老乡的洪国式。

在刘光典看来，洪国式是一位思想进步，正义勇敢地“老大哥”。

而刘不知道的是，洪国式是1938年就投身革命的老党员，当时的他在东北负责情报搜集和地下人员的发展培训。

通过不断地交往，洪国式逐渐注意到刘光典。

此时的刘光典在东北地区已小有名气，不仅掌握大量政商资源，他还掌握着两国外语，是当时党内极为稀缺的人才。

最重要的是，刘光典胸怀正气，有一颗赤子丹心。因此，洪国式决定发展刘光典为我方地下情报人员。

在一次次的深谈后，刘光典逐渐接受并认同起我党的政治主张。

眼见时机成熟，洪国式也在1947年正式介绍刘光典加入东北社会部大连情报处工作。

但1947年，这是我党我军最为艰难的时期之一，是黎明前最深沉的黑暗。

当时，正值解放战争前期，经过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我军损失惨重，陕北和山东解放区遭到重创。我党在军事和经济上都处于极为困难的时期。

作为情报人员，洪国式和刘光典当时的任务是前往上海成立公司，并将之打造成我党在上海的情报枢纽。但苦于囊中羞涩，此事推进极慢。

眼见情报工作开展乏力，我军在内战中屡屡受挫，刘光典爽快地将多年积蓄，即一千美元和十两黄金尽数上缴组织。

现如今，很多文学和影视作品中都反映过美元和黄金在民国末期的珍贵，常被达官贵人视为财富的象征。可见刘光典当时的捐献对组织有怎样重大的意义，更可见刘光典其人对民主革命事业的信仰与决心。

1948年，刘光典被组织吸收为特别党员。

刘光典对我党的贡献也并不仅限于物质援助，凭借聪明才智，刘光典多次在情报岗位上为我党我军的最终胜利作出重大贡献。

比如在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期间，刘光典多次赴上海、香港、大连等地执行情报交换和爱国民主人士转移的任务，并受到上级的嘉奖。

随着三大战役和渡江战役的相继胜利，蒋介石集团逐渐增退守台湾岛，为求统一中国，组织也开始筹划并培养我党在台湾当地的情报网络。

凭借之前多个任务的出色执行，刘光典被上级点将，远赴宝岛继续推进情报工作。他也就此身赴虎穴龙潭，开启“绝命之旅”。

赴汤蹈火陷龙潭，舍生取义守名节

1949年6月，受到组织感召的刘光典离开家，辗转4个月抵达香港。

彼时，刘光典才刚刚因为情报工作原因，将家从沈阳搬到北平。

尽管满怀对家人的无限思念和愧疚，但为了国家前途和民族大义，刘光典还是毅然决然踏上赴台之旅。

刘光典在台湾还是和“老上司”洪国式合作。

由“老领导”负责收集、汇总、处理各种情报，刘光典利用港台两地商务往来为掩护，担任交通员的角色，将同志们辛苦搜集到的情报妥善地转交到我党在香港的联络人手中。

由于金门战役的失败，我军格外重视台澎地区的水文和军队部署等情报，这也是洪国式小组主要的工作方向。

而洪国式和刘光典的“强强联合”也没有令组织和人民失望。

抵达台湾岛一个月，刘光典便执行任务，顺利为我军带回诸如国民党在台三军部署情况、台湾气象通讯密码、台湾海潮涨退时间表、两大重要港口高雄、基隆的通讯密码等重要情报。

这些情报都是我军当时迫切需要的战略情报，我军攻台总指挥粟裕就对这份情报给出很高的评价。

当时党中央和攻台指挥部也根据这些信息，确定解放军在1950年强渡海峡，解放台湾岛的战略构想。

为进一步搜集情报，并尽可能策反在台国军，刘光典奉命于1950年1月再度秘密前往台湾。

正当我党在台的地下工作者为祖国统一在即而欢欣鼓舞时，两起意外打乱所有人的计划：

一是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以粗暴方式分裂中国；

二是在台地下组织被连根拔除。

其实在1949年到1950年之间，我党在台湾拥有规模可观的地下情报组织。

因为《潜伏》等影视作品的热播，余则成原型，“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将军和朱枫(朱湛之)等赴台烈士的革命事迹广为人知。

但实际上，我党在台湾，还有多条情报脉络。

首先，最出名的一条线自然就是吴石和朱枫所在的华东局社会部网络；

其次，是以后来的大叛徒蔡孝干为书记的中共台湾省工委网络；

最后，是洪国式和刘光典所隶属的中央社会部网络。

几个网络平日极少联动，大部分成员彼此也不清楚其他体系人员的信息，如此设置为的就是尽量减少地下组织因情报泄露和叛徒出卖所遭受的损失。

可这一策略在1949年后的台湾却遭到重大的挫折...

一方面是由于蔡孝干的叛变。

蔡孝干身为我党在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是全台湾省地下运动领袖和党组织领导人。

尽管他本人对其他几个情报网的成员名称并未都能如数家珍，但是他在变节后供出大量党组织成员名单，这无疑给国民党的监视工作指明方向，增加我方人员暴露的风险。

后来统计，因为蔡孝干叛变而被逮捕的地下工作者竟多达1800多人。吴石与朱枫等人的就义，均是拜蔡孝干所累。

另一方面，是蒋介石退守台湾后，在情报领域“痛定思痛”。

整个解放战争期间，整个国军体系被我党渗透成“筛子”，致使蒋介石集团在大陆的军事失败。

“蜗居”台湾后，蒋介石大力任用郑介民、毛人凤、彭孟缉、谷正文、周至柔等原军统和中统的特务头子，并果断放权，纵容他们在台湾掀起长达数十年的“白色恐怖”。

据台湾伪政权解密档案显示，在台湾“白色恐怖”期间，被抓、押、关、管的政治异见份子和民主进步人士多达十几万，有数万人被台当局残酷杀害。

以上情况，客观上增加我党进行情报工作的难度，刘光典的牺牲就与之有关。

虽然洪国式小组并没有因为蔡孝干叛变受太大影响，但他们还是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发现。

原来，台湾“保安司令”彭孟缉为剪除洪国式小组，早已派遣两名心腹杨文亮和陈琦混入地下组织之中。而洪国式一心扑在台军情报的搜集上，忽视对人员的考察，这才招致大错。

1950年2月，洪国式在台北火车站被诱捕。

当时，敌特的态度十分客气，表示洪国式提供几个联络人证明身份即可。实际上这是国党敌特为引诱洪国式供出同伴而想出的毒计。

洪国式作为“外省人”，自然优先提供还算可靠的组织成员，却不想就此着了敌特的道。

特务头子们立即根据洪国式“供出”的名单逮捕相关人员，一时之间洪国式小组彻底曝光。

此时，尚不知情的刘光典和联络员王耀东，由于多日未曾收到组织指令，已经感到情况不对。

听闻洪国式被捕的消息后，他们立即开始转移和出逃。

可“白色恐怖”一开，面积狭小，四面环海的台湾岛哪里有出逃的路呢？

当时敌特主要活动在经济发达的台北，桃园等北部地区，为避敌锋芒，刘光典和王耀东决定前往台湾“本省人”聚集的台南地区隐藏，并寻机逃走。

就这样，刘光典和王耀东开始在当地的潜伏生活。

趁着还有些积蓄的时候，刘光典一众积极寻求利用海空渠道返回祖国大陆。

当钱财渐渐花光，刘、王两人不得不风餐露宿，平日里靠编竹篓，做小工具换一些生活物资，这样的生活持续整整四年。

1954年2月，因为台南进步人士胡沧霖的出卖，刘、王两人在台南藏匿的地点被曝光。

国民党特务机关召集数千人前往南部深山中搜查，最后在台南和高雄交界处的沟坪地区逮捕刘光典和王耀东两人。

根据台湾当局的记录，当刘、王两人被逮捕时，毛发蓬乱，衣衫褴褛。

多年以来，他们一直生活在山中海拔一千米左右的山洞之中，“贪生怕死爱当官”的国民党官员们无法相信，在这个洞穴口半米见方，洞长1米多、宽不到2米的狭小空间中，两人是如何坚持4年的。

由于刘、王两人潜逃时间之长，被发现时场面之震撼，台伪当局甚至专门为此案印发一本叫《一个匪谍刘光典逃亡的故事》的宣传册子，在这本书中他们描述刘王两人四年来掘地为穴，以野菜野果充饥。

虽然其初衷是为恐吓民众，但明眼人都能从中看到刘光典等人坚毅的品质。

据很多党史专家讲，台当局为一起“间谍案”刊发书册，这在台湾政治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侧面也能看出国民党对此的重视程度。

但为什么刘光典的事迹和结局却始终笼罩在层层迷雾之中，长达38年不为外人所知呢？

身负污名无悔恨，奔走多年显忠魂

后来，根据诸多解密档案显示，刘光典事迹的湮没和刘家人对父亲下落的茫然无知，其实都是蒋介石当局的阴谋所致。

原来，自从刘光典自1954年被捕之后，他一直拒绝与台当局合作，坚定地恪守一名共产党员的信仰和理念。自己在荒郊野岭里坚守四年里，坚决不投降、不服输，单单苦牢和刑讯逼供就能摧毁一个民主斗士的意志吗？

后来几个月中，刘光典在狱中始终“一言不发”，这种宁死不屈的作风，令保密局很是头疼。为撬开刘光典的嘴，敌特们实施“诛心之计”。

他们对外谎称刘光典已经叛变，并写下悔过书，决定“弃暗投明”，一心效忠蒋介石。

所谓“做戏做全套”，敌特们甚至找人乔庄成刘光典的样子，前往香港公开宣扬自己的反动主张，四处发表不当言论。

他们此举就是想把刘光典活生生打造成“叛徒”，希望意识到自己可能被组织抛弃的刘光典能接受现实，主动招供。

但当敌特们拿着“刘光典”在港发表“投敌”讲话的报纸，笑盈盈地看着刘光典时，等来的只有不屑与更长久的沉默。

5年之后的1959年，耐心耗尽的台湾当局秘密处决刘光典，当时的他年仅37岁。

这位出生于白山黑水间的汉子，用自己的行动践行着自己当初握拳宣誓的誓言。只是不知道，在狱中，他有没有想过自己的家人？

他可能忘了，或是不忍去回想自己远在北京的家人未来将面对怎样的命运？

1954年时，既当爹又当妈的刘妻王素莲，在北京辛苦地维系这个家。

自从1949年收到丈夫从武汉寄来的信后，刘家人就再也没有刘光典的消息。

王素莲多次向公安部门报案，但始终没有得到回复。

街道官员和公安干警带着严肃的神情敲开刘家的门，告诉刘家人一好一坏两个消息。

好消息是国家找到刘光典了，他目前居住在台湾；

坏消息是，刘光典曾是党的地下工作者，但现在他已经背叛革命，成为叛徒。

但这两条消息如同晴天霹雳，打破王素莲辛苦维持的平衡。

自己的丈夫、孩子的父亲已经成为人民的敌人，那自己和三个子女又该如何自处呢？

很快，一家人被迫从钱粮胡同迁往北新桥王大人胡同的小房子居住。

一年之后，身心疲惫的王素莲因心脏病不幸身故。

好好一个家，如今只剩下几个孩子艰难求生，靠百家饭过日子。

孩子们好不容易熬到长大成人，但鉴于其父亲“叛徒”的身份，日子过得很不顺遂。

从那时起，探求事实真相，为自己父亲“翻案”的念头，就深深根植于刘家姐弟心中。

但由于1950年一役，我党在台情报网络损失过于严重，人员和情报网都需要从零开始慢慢建立，根本没有能力仔细核查原在台组织成员的现状。

本着“宁信从严”的原则，组织不得不严肃处理此事。但好在时间站在正义与真相的一边。

随着1987年，台当局实现开放党禁，大量档案被解密。公众们第一次接触到白色恐怖期间，我党在台地下组织案件的详情。

如，1991年，台湾作家李敖出版发行《安全局机密文件汇编》一书中，就详细记录刘光典一案的细节和人物结局。

同时，当年曾在监狱中与刘光典有数面之缘的原国军狱卒也开始刊文，回忆与刘光典相处的时光。

如《书城》杂志在2016年第6期，就曾刊登原国军士兵张家林看管刘光典的回忆录。

但最决定性的证据材料是1988年一位台湾老地下党员回到祖国大陆带回的珍贵材料。

这位老同志因为1950年一役被捕坐牢十多年，但他始终不忘初心，出狱后一直积极寻找当年在台同志的下落。

经过多年的辛苦努力，他终于制成一份沉甸甸的名单。

在这份名单上，有一百余位牺牲在台湾岛上英烈的名单，“刘光典，旅顺人”的记录，赫然在列。

1991年，经过刘光典之子刘玉平多年来的资料搜集和组织的多方查证，终于确定刘光典没有叛变的事实，多年冤案终得平反！

正义会迟到，但不永远会缺席。

结语

2008年，刘光典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凭借着他传奇般的经历和坚定的革命信仰，刘光典也和吴石、朱枫等人合称为台湾岛红色特工“三杰”。

2013年，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在北京西山森林公园建成，用以纪念49年到50年间牺牲在台湾岛上的地下工作者，刘光典的名字也出现在广场的纪念墙上。

这份荣誉是对刘光典烈士多年坚守的最大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