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小鹏回忆录-54

《团结》刊头的两个字是毛泽东的手迹。这是怎么来的呢？说起来，事有凑巧。早在1938年8月，王明、周恩来、博古、徐特立回延安开六中全会，我是随行人员，带了一本日本造的棉纸本到延安请中央领导同志题字。我先请毛主席题字，他即题了“团结”两字。后又请朱总司令题，大概这种纸好写，他便题了“坚持抗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多张。我带到重庆一直保存着。

恰好我送电报给周恩来时，看到他正在写《团结的旨趣》，知道是为《团结》专刊写的，我突然想起还保存有毛主席的题字，便马上拿来给他看，他很高兴，把毛主席题字和他写的稿子送报馆，报馆即用木刻刊出。大家看到毛泽东题字后都很高兴。以后许多同志都根据整风精神在《团结》上发表文章。我也写了一篇短文，题目是《谈党性与个性》。我的观点是：每个共产党员都有自己的个性，但党性是第一位的，个性应服从于党性。

在周恩来、董必武等的领导下，《新华日报》经过整风、改版后面貌一新，这张报纸对国统区文化思想战线的影响和指导作用越来越大，统一战线的宣传有了新发展，国际宣传也更有成效，全面实现了“编得好，出得早，印得清，销得多”的口号，深得当时国统区群众的拥护和好评。《群众》杂志的革新也取得一定的成果。

整风学习基本结束后，接着是审查干部。由于南方局管理的干部，都接受了两次反共高潮的考验，政治思想和工作表现，平常都有所了解，经过整风学习就更清楚了。对干部的审査是由南方局组织部统一布置，采取“三结合”的方式进行，领导、骨干、本人互相配合，共同完成审干任务，又使被审查的人能主动、自觉配合组织迅速完成审查任务。这样就最大限度地调动了被审查人的积极性和革命责任心。各单位都不搞运动，不 搞神秘化。审查结论同本人见面并可提意见。各单位负责人的审查，由南方局领导同志分工负责。审查结论经领导批准后，一律用电报报告中央组织部备案。

周恩来强调审干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他说：审干是对干部的认识，而不是清党，因此结论鉴定都要慎重，应不怕麻烦地允许本人申诉。当延安开展“抢救运动”的时候，有几位在南方局工作的干部被指控为潜入 党内的××分子。材料转到南方局后，周恩来、董必武分别找有关干都谈话，和风细雨地开导这些干都。使其历史地、细致地说清自已过去的经历，特别是对白色恐饰下搞地下工作而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又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期国民政府被迫释放“政治犯”时而无条件释放的干部，开导工作做得更 深入，使他们放下包袱，解除顾虑。

例如：某部门负责同志被揭发是国民党派进来的人，南方局领导同志根据对这个干部的了解和调查，根本否定了此事，并作了妥善的处理；又如国民党特务机关施用“反间计”，诬陷地下党中一对夫妇，经南方局领导审査后，作出了没有问题的结论。周恩来、董必武就是这 样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对干部的友爱之情处理问题的，使当事人十分感动，其他同志也受到教育。

1943年5月2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布《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国内外引起巨大的反响。这一决定事先征求过包括中共中央在内的许多国家共产党的意见，中共中央表示“完全同意”，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建立起来的， 是它的一个支部，不少共产党员把共产国际看成是上级领导，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因此这件事，使党员的思想产生很大波动。

周恩来对共产国际是有深刻了解的，从20年代至40年代 他多次到过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都有过接触。国际的决议发出的第五天周恩来召开南方局扩大的干部会议，宣布这一决定，着重说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做出这个决定是为适应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并考虑到各国斗争的发展和各国斗争情 况的复杂，需要各国共产党独立地处理面临的问题，建议解散共产国际。我党中央表示同意共产国际的建议。他还指出：中共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曾经获得共产国际的帮助，中国共产党人已能够完全独立地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周恩来的讲话，使我们这些参加会议的人有了正确的认识。

这时，国民党顽固派利用共产国际解散大作文章，酝酿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张治中告诉周恩来：共产国际解散后，国民党曾研究过对付中共的办法，有两种意见，一是中共交出军权、政权，组织可以合法；二是同国民党合并。有人叫嚣共产国际解散了，中国共产党也应该解散。面对这种局势，中共中央书记处电告周恩来：“共产国际解散，中央即将开会讨论中国的政策，请你即回延安。”

6月28日，周恩来和林彪、邓颖超、孔原等100多人分乘4辆卡车离开重庆，于7月16日回到延安。

8月2日，中央办公厅举行欢迎晚会，周恩来在会上热情洋溢地说：“我们党在这三年中做了比过去二十年还要伟大，还有更多成就的工作”，这“是全党团结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得到的。”“二十二年党的历史，证明只有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

周恩来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内有着很高威望的领导人，他的讲话在党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周恩来回到延安，立即投入正在深入发展的整风运动。当时，审查干部的工作在进行中。担任总学委副主任、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康生，正在搞所谓“抢救失足者”。他夸大党内和边区内部的敌情，认为特务多如牛毛，要把这些“失足者”“抢救” 出来。

在康生领导下，延安各机关、学校普遍地开展“抢救运动”，许多干部无端受到怀疑，然后大搞“逼供信”，弄得人人自危，恐怖气氛弥漫着延安以至边区许多地方。国统区的地下党员更是普遍成为怀疑对象，因为康生等人在中央机关一些单位搞出了所谓“红旗党”（亦即伪装“红旗”的假共产党）。说甘肃、四川、河南、湖北、云南、贵州、浙江、陕西十多个省的地下党都是国民党特务控制的“红旗党”。

由于这些省的地下党组织大都是由周恩来领导的，这使他处境相当困难。但是他还是尽力保护了一些同志。他要中组部把南方局对干部的审干结论写出来，亲自为一些同志写证明。南方局机要科的苏艾芬，是从四川地下党调来的，在延安学习时，被诬为“红旗党”关押在社会部，中组部将南方局对她的结论转到社会部，苏才被释放出来。当时边区政府整风运动负责人李维汉问周恩来：这（指所谓“红旗党”问题）是怎么回事？周恩来明确地回答：正在清理，没这回事。

但恐怖气氛和“逼供信”现象仍然持续了不短时间，后来毛泽东发现这种搞法背离了审干的正确方向，立即纠正了这一严重错误。

在高级干部进入学习党的历史和党的路线阶段时，周恩来积极参加了这次学习和总结。

在重庆的时候，周恩来在整风的高级学习组中，或在每个阶段的动员和总结报告中，已多次谈了党在历史上的经验教训问题。但由于重庆环境险恶，加上工作繁忙，资料缺乏，使他难以集中时间，系统地思考问题，整理自己的思想。回到延安 石，条件具备了。

这年8月到11月，周恩来在参加高级干部的学习时，认真学习研究文件，阅读大量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初期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写出了5万字笔记，并在一些会议上作了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