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削藩，明朝建文帝为何不像汉武帝那样实施推恩令？

明太祖朱元璋死后，其孙朱允炆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五月即皇帝位，年号建文，史称建文帝。

建文帝一上台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各位藩王叔叔拥兵自重，为此，朱元璋临死前还下旨自己死后各位亲王不能进京（南京）吊丧，怕得就是这些儿子对新皇帝不利。

所以朱允炆即位后，大力行削藩政策，找理由相继废黜周王、代王、齐王、岷王，逼湘王自焚而死；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燕王朱棣借机起兵造反，史称“靖难之役”。

建文四年六月，朱棣攻入南京，朱允炆于靖难之役后下落不明，建文一朝经历短短几年由此而结束。

那么，换个角度来思考，建文帝为何不像汉武帝那样兵不血刃地实施“推恩令”来削藩呢？如果实施的话，在当时的情况下可以取得胜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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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推恩令，是指公元前127年汉武帝为了削弱藩国，巩固中央集权，下旨要求各个诸侯王将自己的封地和税收分给所有儿子的诏令。

当然此政策前提是汉武帝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并且已经执政多年，根基已稳。

此政策以前，藩王所有的继承权只有嫡长子，其他儿子则无权可分。所以历任藩王一直对中央朝廷有威胁。而实施推恩令之后，所有儿子都可以继承土地、税收和兵权，如此一来强大的藩王瞬间变成几十个小领地藩主，对中央的威胁即时解除。

汉武帝先后共分封诸侯国180多个，这些诸侯国再无力量对抗中央。推恩令在汉武帝时期为削藩立下不世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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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9年，明朝建文帝元年，前军都督府左断事高巍与御史韩郁曾经上书，恳请建文帝效仿当年主父偃推恩之策，也就是建议朱允炆实行推恩令。

然而，在翰林大儒方孝孺、兵部尚书齐泰等人建议下，并未实施这个看上去很好的办法。

明代封藩之初，在朱元璋的亲自过问下朝廷就确立了“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的原则。这个政策白话文大意是:明朝廷对藩王分封爵位却不赏赐土地，给予爵位却不管理百姓，享受俸禄却不处理地方事务。

一句话，明初的25个藩王在领地没有土地、税收和行政权。而这些藩王有的只是兵权，一般藩王有3000到15000护卫不等，战时还能调动周边军队的权利。

比如宁王朱权的朵颜三卫，8万铁骑的兵力足可以让朝廷日夜睡不好觉。所以像汉武帝时期实行推恩令意义根本不大，反而会引起藩王更大的抵触。

而年轻好胜、血气方刚、20岁出头的建文帝，更急于武力削藩来显示自己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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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文帝在相继废黜周王等几个藩王后，终于燕王朱棣在1399年7月正式造反，后史称“靖难之役”。

关于如何抢占靖难之役的“制高点”，朱棣很是下了一番功夫。他对外宣称是根据太祖高皇帝的《皇明祖训》:“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必训兵待命，以清君侧之恶”，但是悄悄把“必训兵待命”这一句悄悄删掉。

朱棣同志轻轻地一改，则有了天壤之别。祖训的原意是:朝廷出现奸佞，藩王整顿好兵马，等待皇帝的诏令才能进京锄奸。如此一改，则为自己造反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让天下人看看，我朱老四做得是堂堂正正，根据《祖训》来解除皇帝之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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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靖难之役时，建文帝身边的三个主要高参:帝师黄子澄，和练子宁都是江西老表，进士出身，曾当过太子朱标的伴读，后来开始当朱允炆的老师，学问很好，但无实际管理经验，书呆子一个。

兵部尚书齐泰者，南京人也，进士出身。历任礼部、兵部主事，某次陪朱元璋视察边关，曾因熟记并迅速说出各关隘地理和守将姓名，深得朱元璋赏识，没几年就提拔为兵部尚书，纯粹一个纸上谈兵的兵部尚书。

最后再说翰林学士方孝孺，号称当时天下读书人的种子，学问虽好但并非合格的高参。据史料记载，就在靖难之役朝廷节节败退时，方孝孺还正给建文帝灌输恢复周王古礼和奴隶社会的井田制，让一旁的黄子澄和齐泰惊掉了下巴。

平心而论，黄子澄和齐泰属于个人能力不够，至少还靠谱；而方孝孺纯粹是腐儒一个，搞理论学问的“学霸”，管理上的小儿科。

当然，朝廷也不乏明眼者。如户部侍郎卓敬曾提议改朱棣封地北平到南昌，然后再杀之。可惜建文没有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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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反观朱棣，少年时在朱元璋的监督下接受了较好的教育；青年时，又去中都凤阳数次体察民情，了解基层百姓状况；成年时，19岁的朱棣和徐王妃开始长达20年的镇守北平。

当时的北平是明朝的北大门，蒙古骑兵经常犯边。20年来，朱棣上马治军下马官民，无数次身先士卒提刀冲锋，无数次为了百姓苍生而发愁。

20年时间，让朱棣在北平深得军民之心，也让朱棣的实战水平达到鼎峰。

结果可想而知，建文帝一副好牌，三四年时间就全盘皆输，建文帝也不知所踪。最终也让一个建功立业的机会而变得一败涂地，朱允炆也黯然地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帝位拱手让于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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