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小海三十来岁，安徽家里本有妻室，所以男女之事极为熟悉。加上久居都市，吃喝不愁，身体养得强健，不免常有跃跃欲试之感。李老板本是聪明之人，加上根本不能满足妻子，所以十分留神。不久，他就察觉到了。有一天，把罗小海与柳如意在自己的床上捉了个正着。
不料，罗小海不仅没有丝毫的负罪之心，反而指着胸膛振振有词地说：“实话告诉你，老子是‘斧头党’。薪水你要扣就扣，事情你要讲就讲，只是断了我的衣食，不能断我的斧头吃肉！”他从床头摸出一把雪亮的斧头，往地上一撂，又回过头在柳如意白花花的大腿上拧了一下。
李老板当然知道“斧头党”是何等角色，打掉了门牙只能小心地咽到肚子里，明明戴上了绿帽子，却牙缝也不敢张。
倒是罗小海，不但常常当着李老板的面去找柳如意睡觉，还常常到同伴中去得意洋洋地吹嘘自己的本领。
王亚樵听说后，十分愤怒，大骂道：“无耻小人，真不如一条狗。想玩女人，上海滩的姨子尿也能把他淹死，那么多为什么不找？竟与主人之妇私通，还仗人势，以‘斧头党’相威胁，辱我门庭，坏我名声！今念同乡，死罪饶恕，活罪不免。去，砍掉他的一根手指！”
以后，王亚樵又召集大小头目开会，宣布开除罗小海工会会员，驱逐出“斧头党”，罚款一百块大洋补偿李老板。王亚樵还亲自登门，向李老板致歉。
（二）王亚樵训斥戴笠带兵的故事
1923年12月，刺杀了徐国梁（淞沪警察厅长）的王亚樵来到了浙江湖州。在八雀寺，王亚樵挂上了“浙江别动队司令部”的牌子，开始招兵买马，训练军队。这既是卢永祥给王亚樵的奖励，也是要让王亚樵为自己冲锋陷阵。因为湖州与江苏山水相连，是浙江的前哨。
王亚樵的招兵大旗一推出，立刻应者如云，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召集了近两千人的人马。其中，后来成为一代抗日名将的方振武将军、安徽人民抗日自卫军第五路司令的余亚农先生等都前来投效，当然还有后来赫赫有名的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当时名戴春风），他们三人都分别担任了分队长。
戴春风当分队长后，练兵一丝不苟，极为严格，有时几近残忍暴戾的程度。
训练中，戴部士兵无论出操、射击或战术动作，只要动作稍慢或一个规定的动作没有做好，戴春风轻则破ロ大骂，重则拳打脚踢。
有一次，戴春风因一个士兵在吃饭时大声讲话而让他在中午的烈日下暴晒，使他因中暑而昏死过去。
王亚樵听到后，勃然大怒，命人把戴春风找来训斥道：“治兵之道，在于言传身教。古人云：爱兵如爱子。上下一心，解衣推食，到了阵前，才能甘冒危险，冲锋陷阵，为我所用。你用残兵立威之法，进行训练，貌似从严，可是士兵心里不服，甚至产生仇视心理，将来我们必受其害。以后若再如此，我就请你滚蛋。”
戴春风受到训斥，扑通跪下，痛哭流涕地说：“司令，我知道错了。以后若有此事，任凭司令发落，子佩绝无怨言。”
这件事，使戴春风懂得了驾驭人不但要树威慑服，而且要施惠恩服，同时也了解了王亚樵组织何以能在上海滩上横行无忌、久摧不垮的道理。自此，戴春风一改过去单纯严厉冷酷的治兵方法，开始注意起在生活上给以关心、政治上给予表彰的方法，果然赢得了士兵的心。
（三）资助地下党印《红旗》的故事
共产党対于王亚樵的反蒋、抗日行动，组织上表示赞赏，因而是把他当作可争敢的朋友。
1931年，上海地下党人陈惘子找到王亚樵手下的大将华克之说：“家里（指党组织）有个难题，拟请你们帮忙。”接着，他说明了所谓难题的内容。原来，上海英法两租界的印刷业一致同意，告诫所有的员工，两个租界当局和南京政府合作，在夜间突击检查所有的印刷厂，如有偷印共产党的《红旗》和其他亲共刊物者，一律查封，没收其财产。参与的员工，一律由两个高等法院依法惩处。结果，《红旗》没法印了。
共产党中央认为，《红旗》停刊，喉舌断了，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上海党组织指示陈惘子，先找华克之商量办法，然后向王亚樵求援，自办或顶进一个印刷厂，自己印刷《红旗》，不受敌人牵制。
陈惘子当时二十多岁，多次参加学生运动，思维敏捷，言语犀利，王亚樵十分欣赏，常在经济上接济他，但他与华克之系宝应同乡，两人的关系更为密切。他对华克之说：“我毕竟年轻，虽然承王先生厚爱，常予照顾，但忽然伸手要他出这笔大钱，而且一定条件之下，还要承担政治责任。自省和他关系不够，一旦拒绝，势必影响其他的往来。我思来想去，还是请老兄独任艰巨，比较有把握，进退适宜。”
华克之觉得陈惘子说得有道理，便一口答应。当天晚上，他约请王亚樵一起去郑抱真家吃晚饭。
王亚樵手下的一帮得力干将，一向情同手足，与反蒋有关的事，从不用拐弯抹角。
所以，在饭桌上，华克之单刀直人，谈了这件事：“惘子的老板（指组织）要惘子带一个信给我们，现在全上海的印刷厂老板都接到捕房通知，全沪禁印《红旗》，如果突击查出来，财产充公，人要判罪。《红旗》是中央的喉舌，革命家指路的明灯，万不能停刊。高层领导方面，深知先生慷慨好义，见善勇为。这次，我为他们向先生求援，希望送给他们一个印刷厂，规模不论大小，能印《红旗》即行……”
王亚樵生性豪爽，憎爱分明，凡是反蒋抗日的人，他都视为朋友，更何况共产党这个反蒋抗日最坚决的组织呢？未等华克之把话说完，立即回答说：“现在一个钱也没有。”华克之的心一下凉了半截子。他又继续说；“我虽非文化分子，只有一份《上海闷葫芦报》要印，但在共产党方面，宣传是一件大事。我在三天以内作具体答复，总不至于使他失望，可惜，我的能力有限，三天以后，仍在此地晚餐作复。”
华克之这才放下心来。
三天后，当华克之走进郑家客厅时，王亚樵早已坐那里恭候了。未及数语，即掏出一张上海商业银行的支票来，数额七干五百元，上面是英文签字。
华克之暗忖，王亚樵不懂英文，这支票显然不是他的。为了这笔钱，不知道他又去求了哪些人。
支票当晚递到了陈惘子的手里。
组织上用这笔钱，顶下法租界圣母院路庆顺里1号、2号上下两层的房子，十九个工人的旧印刷厂一座，花费恰好七干五百元。
紧接着，对房子进行了装璜、油漆，并添置设备。这一切又需要二干五百元。王亚樵知道后，立刻又设法筹到了这笔款子。“索性凑了一万元的整数吧。
不到一个月，一家新的印刷厂——公道印刷厂重新开业了。
陈惘子和华克之曾一起邀请王亚樵去参观，王亚樵说：“不必了，我无须知道它坐落在哪条街，我只希望那些到处乱转的狗子（暗探）也不知道。祝它长寿！”
以后的几年，王亚樵又续力支持党组织，在上海开过“和平米店”、书籍编缉部、书店及提供法律顾问为共产党人义务辩护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