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安出了个赵赐吾，麻城出了个邱江甫，黄陂出了个“徐老虎”。
这支曾经在上个世纪30年代流传于大别山的儿歌，说的是鄂东地区红军的三大武装起义领导人。
在当时极为残酷的斗争中，赵赐吾和邱江甫先后壮烈牺牲；“徐老虎”——徐海东却在战火的磨炼中，由黄陂县徐家桥一个七代世家的窑工，逐步成长为一只让敌人闻风丧胆、革命群众翘首以待盼的红军“猛虎”。
“徐老虎”这个名字，正是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在大别山叫响的。
大别山有个徐老虎
有爱才有恨。也只有吃过敌人的苦头，才知道怎样更狠地打击敌人。
徐海东，这个英雄的大别山里长大的穷孩子，从寻找党，到武装起义，到起义失败，再到寻找组织，联络旧部，在血与火、伤与泪中逐步成长，成了大别山大名鼎鼎的红军领导人。
他带领着部下，在困难的日子里昼伏夜出，以山为家，瞅准机会，便突然杀出，狠狠地打击敌人。
而在战场上打到了短兵相接的时候，敌人往往一照面，就被他们不可战胜的气势所压倒，狼狈逃窜。
于是，和敌人拼过几场恶仗后，“徐老虎”的名字就叫起来了。
刚开始，朴实的徐海东曾经对这一绰号感到恼火。他觉得这是敌人仇恨共产党，咒骂红军，把他比作了吃人的野兽。
慢慢地各地群众和红军里也有人叫他“徐老虎”后，徐海东品出了里面的好意：干革命，为人民群众当牛做马都应该，做革命的老虎有什么不好？
于是他就接受了这个称呼。不过，他常常提醒自己，只能对敌人厉害，不能对群众和红军战士耍威风。
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不幸失败后，狠毒的敌“围剿”军接受了以前攻打苏区的教训，这一次成了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他们攻陷一处，首先安下据点，然后再向前烧杀抢掠。
对于普通老百姓，他们逼着用白布（没有白布用白纸）糊一面小旗，插在门上表示顺从；无白旗者一律以“红党”论处。
这时，曾被打倒的地主豪绅们也纷纷跳出来，乘机拼凑保安队、民团和“义勇军”，还乡反攻倒算，惨无人道地屠杀和摧残普通群众。
他们的行动口号是：“驻尽山头，宰尽猪牛。见影就打，鸡犬不留！”
当时苏区在外有穷凶极恶的敌人疯狂进攻，在内有“左”倾路线的推行，昔日莺歌燕舞的鄂豫皖苏区，突然之间变成了浸泡在鲜血中的恐怖地带。
座座村庄被捣毁，层层山林被烧焦；整个苏区尸骨遍地，十舍九空。
真正的共产党员和红军战士不会被吓倒，血腥屠戮换来的是他们更为坚定的革命信念和更为英勇卓绝的斗争。
坚守在深山里的红军战士们，在伤病和饥饿中随时准备迎击敌人，决不会想到叛变投降。
只要一息存在，他们就紧紧握住手中的刀枪。在一座山崖的石壁上，至今保留着红军用刺刀刻下的这样几行字：树枝烧不完，根也挖不尽。留得青山在，到处有红军！
被敌人抓捕关押的人又如何呢？在当年黄安县县城监狱的墙上，留下了一位越狱而走的党员的手迹：大别山里出好汉，生就骨头似铁坚。今日逃出虎狼口，明日回来报仇冤！
1932年10月之后，遭四个月的围攻，加上主力红军的转移，鄂豫皖苏区已是面目全非。
昔日阵阵“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竖起来”的欢快歌声，已经被枪炮声、哭叫声和狗叫声所替代。
一天，在一个山沟沟里，随着“围剿”军的进攻，就像嗜血的苍蝇一样肆虐开来的民团，又来助纣为虐——搜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了。
这是一个反动的民团大队，大约有2000多人。他们分成四路，卡住交通要道，把十几个村子围起来，然后挨家挨户，把在战火中侥幸存活下来的老人、妇女、儿童等再一次驱赶起来，连踢带打，集中到中间一个较大的广场上。
四周架上了黑洞洞的机枪，闪亮的刺刀也在这些老百姓面前晃来晃去。
“说！谁家有共产党？谁是‘党婆’？”
“想不死的话，就说出红军的伤病员藏在哪儿！”
“让你们闹得欢。今天谁不老实就先送谁上西天！”
杀气腾腾、声色俱厉是不会让大别山的革命群众屈服的。
他们只是在内心里期盼着、祷告着：“我们的红军队伍哪里去了呢？快来赶跑这些丧尽天良的刽子手，救救无辜的孩子吧！”
此起彼伏的孩子哭声让妇女流泪，老人叹息。
眼看折腾了半天没有结果，白狗子民团急了起来。
“不交待出来谁是共产党，大黑之前一个不留！”
“这回不让你们上树做吊死鬼，全扔到河里喂王八！”
凶残的白狗子们是什么都能干得出来的。在场的群众心揪得紧紧的，想着“大不了也是一个死人，只可怜了这些还不懂事的孩子。”
这时只听到混有血水的河流在哗哗响，连小孩子都不哭了。
“啪啪啪！”村外山头上猛然响起了格外亲切的机关枪声。
除了“徐老虎”，还有谁？正处在生死关头的群众胸口涌上了一股热流，浑身又充满了力量，不约而同地欢呼起来来：“徐老虎来了！徐老虎来了！”
刹那间，就像吹来一阵久违的风，吹出了民团们色厉内荏的原形。他们一下子掉了魂似的，有的拼命向沟底里钻；有的没挨着枪子就趴在地上一动不动；有的愣在那里等命令，却连当官的一句话也没有听清……
就在白狗子们惊恐万状之中，被抓的群众就像水流一样，散入了大别山的怀抱，跑得一干二净。
来者正是徐海东和他率领的“小老虎”！他们正在赶往中共鄂豫皖省委参加重要会议，一路上不断被敌人的围追堵截，在离目的地还不到100里地时，恰巧在此遇上了反动民团又在屠杀当地群众。
于是他们不顾连续征战的疲劳，迅速从外围对民团大队发动打击，吓得他们慌作一团，最后从沟底溃退。红军又一次从魔爪下解救了与自己有着鱼水情谊的老百姓。
是的，中共鄂豫皖省委在酝酿着重大的对敌反击行动。行动的第一步，就是重新组织红军主力部队。
1932年11月30日，在集中了留在根据地的各支红军小部队后，根据省委最高军事干部会议的决定，在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重建被打散的红二十五军。
不久，“老虎”徐海东就担任了军长，政治委员为吴焕先，下辖第七十四、七十五两个师和一个特务营，全军约7000人。
战火中重生的红二十五军，在新领导人的指挥下，精神面貌和战斗力焕然一新。有关徐海东的传说也越来越玄乎。
群众中流传说：“徐海东就是一只老虎变的。”
敌人也奇怪：“难道子弹见了徐海东会拐弯？”
徐海东有一次听了笑道：“白狗子的子弹和炮弹来到我面前，都是先立定敬礼，然后再飞回去。”
有一天，徐海东带着七十四师正在行军，在一个山头上，与前面一个山头上的白军不期而遇。
茂密的山草树木中，对方首先发话：“喂，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老子是红二十五军！”有战士骄傲地回答道。
“吹牛吧？”这伙白军似乎不相信自己真会碰上徐老虎。
徐海东一听笑了，吩咐侦察排的战士：“放一个排子枪，叫他们见识见识。”
霎时间，一阵整齐而干脆的排子枪在山中响起，猛烈而又操控自如，自信中更显得杀气十足。
不仅“扑啦啦”惊得树丛中的一群鸟飞窜，更把白军吓得心惊胆战，浑身直冒冷汗：“妈呀，幸亏没有当面碰上，要不然还不就被这顿枪子给结果了！”
当下什么也不再说，灰溜溜地退身逃走了。
被“徐老虎”打怕的国民党政府，开出了25万大洋，和毛泽东、朱德的价码一样，来买徐海东的头颅。买来买去，新中国成立，徐海东位列开国大将之一。
一块钢壳怀表
“徐老虎”又一次让敌人闻风丧胆。
不过这一次实在有些特别，连跟在后面的“小老虎”们也异常纳闷，只是忙于跟上前去冲杀，一时顾不过来发愣。
只见平时军容严整的徐海东光着脊背，裸露着两条有力的腿，浑身只剩下一条白裤衩，挥舞着勤务员的鬼头大刀，向着迎面拥来的敌军冲击，真有虎入羊群一样的气势；又像面对的不是敌人，而是瓜菜一般。
“徐军长是豁出去了！”瞬间，战场上刮起了一阵旋风，红二十五军的指挥员和战士们，陡然生出一股勇往直前、战无不胜的巨大力量。
阵地上，响起了他们惊天动地的喊杀声。原来退下来的战士，转过身跟着往前跑；卧倒在地上的战士，也爬起来往前奔去。
从团长、政委到营长、连长和排长，都奋不顾身带领着身边的战士呼喊着杀向敌群……
大浪一样的红军，成批成批地覆盖过敌军。刹那间，战场形势翻天覆地，兴冲冲地来偷袭的敌人转眼间溃不成军。
先上来的两个团，七零八落，470多个人在“缴枪不杀”“红军宽待俘虏”的喊声中举手投降。后头的两个师见势不妙，吓得赶紧抱头鼠窜。
可是刚才真危险啊！省委领导们在开会，站岗的战士一时放松了警惕，等到天蒙蒙亮时发现敌人来袭，黑压压的一群敌军已经摸到村头了。
于是密集的枪声响成一片，猝不及防之中，红军战士们显得有些乱。幸好副军长徐海东及时出现，他甩脱衣服，连装在身上的一块怀表都摔碎了，大家都跟着拼了命，于是发生了刚才的一幕。
“可是徐副军长不是在参加省委会议吗？还有他怎么就穿着一条裤衩呢？不会是睡在床上起来的吧？可听说徐副军长都不脱衣服睡啊！”红艳艳的太阳升得老高，战士们一边打扫战场，一边在嘀咕着。
省委书记沈泽民知道怎么回事。
在省委总结围攻七里坪失利教训的会议上，徐海东对省委的一些做法提出了批评，应当说，他的意见代表了红二十五军指战员的心声。
作为省委书记，沈泽民感到自己是在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再加上一时面子上过不去，他竟然把徐海东赶出了会场。
可正是徐海东，大别山大名鼎鼎的“徐老虎”，在危急关头，带领战士们舍死冲杀，使鄂豫皖省委和红二十五军躲过一劫。
“我对他的态度有问题。这样的同志，红军难道离得开？我得和他进一步沟通啊！”沈泽民内心里反思道。
徐海东此时也正思量着，他暗暗地责备自己，哪能因为受了一点委屈，就这样蛮干呢？万一仗打不胜怎么办？革命者胸怀难道不应该更广阔一些吗？想着想着，门外传来了熟悉的话声：“海东同志呢？”
徐海东赶忙答应着迎出门去。两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感谢你，又打了胜仗！”
“誓死保护省委是我们的责任！”
两个革命者，两个大男人，此时内心都有些激动。徐海东把沈泽民拉进屋里，他们坐在床沿上，谈话间感觉心重新拉近了。
“今后咱们多交流。”沈泽民说。
“好！多向你请教。”徐海东说。
“我该走了。”沈泽民站起身，从青布上衣兜里掏出一块旧怀表，看了一眼说：“晚上我还有个会。看样子敌人退了，你注意身体，好好休息一下吧。”
“几点了？”徐海东不由自主地问。真的，他自己的那块怀表——曾经引以为豪的一件战利品，在那会儿浑身冒火扒掉衣服杀敌人的时候，一不小心把链子扯断，落在石头上摔坏了。
“你的表呢？”沈泽民一怔，红二十五军首长都是有怀表的呀。
徐海东笑了一下：“刚才打仗摔坏了。等打一仗再缴获一块吧。”
沈泽民稍一停顿，接着不容分说拉过徐海东的手，掏出自己的怀表，郑重地放上。
“你没了表，怎么行！你知道这块表的来历，今天我就把它交给你，我等着你的战利品！”
徐海东突然感到手掌心沉重了许多。今天这一仗，他脱下过衣服，似乎脱掉了那一点个人英雄习气；而今接过这一块怀表，也自觉承担起了前所未有的革命重任。
是的，徐海东多次听沈泽民讲过这块钢壳怀表的来历：1920年，瞿秋白以《晨报》新闻记者的身份来到莫斯科。当时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不久，经济十分困难，苏维埃政权号召捐献金物，瞿秋白毫不犹豫地献出了自己仅有的一块金壳怀表。
当时，苏维埃政权的工作人员，为表达对这位中国同志的感激之情，回赠他一块钢壳怀表。
从此，这块钢壳怀表，伴随了瞿秋白11年的革命生涯。1931年，沈泽民被派往大别山苏区工作，为表达对老战友的革命情谊，瞿秋白将这块怀表送给了他。
后来，为革命积劳成疾的沈泽民，于1933年11月病逝在大别山中的天台山高峰上。
自此，徐海东更加珍视这块钢壳怀表，小心地藏在身上，让它一直“嚓嚓嚓”地准确跳动着。
红二十军到达陕北后，与陕北刘志丹的红军组成了红十五军团，然后又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
有一次听说彭德怀司令的表坏了，已经是红十五军团军团长的徐海东，又郑重地把这块表暂时送给了他。
听过这块怀表的故事后，彭德怀曾对徐海东说：“我可能不会给你了。”
于是这块怀表又被彭德怀珍藏着。直到1946年，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从新疆出狱回到延安，彭老总又把这块盘面早已泛黄的钢壳怀表交给了这位革命先烈的遗孀。
在“青山大学”中深造
1933年，敌人向鄂豫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徐海东和郭述申带领红二十五军一部留在了皖西的深山中，坚持战斗。
深山就是红军的家。战士们身上除了左肩扛枪右肩挎粮，往往还有一件不可缺少的工具：一把别在腰间的镰刀。
行过军，打完仗，就要在山中住下。大家挥舞着镰刀，割野草，砍树条，搭起一座座挡风遮雨的小草屋。然后再握着镰刀，满山里跑来跑去，身手敏捷地采山果，挖野菜……
寂静的大山，于是变得生气盎然。在这样的环境之中，一首几乎不加任何修饰，表现红军以山为家战斗生活的诗歌诞生了：镰刀好似一枝枪，帮我采果又盖房。山沟野舍是我家，野菜山果是我食。
以深山为家，红军自然成了这里的主人。他们知道哪里是小道，哪里是悬崖，哪里通向绝路，哪里伏着深沟。
哪里好走，红军就走向哪里；哪里好打，就在哪里狠狠打击敌人。
趋利避害的生存法则，使红军在猖狂来犯的敌人面前，渐渐地掌握了埋伏突袭、快速转移、声东击西等一系列精致的游击战术，仗越打越漂亮，越打越大。
他们先后取得了多次战斗的胜利。其中最为人称道的就是葛藤山俘获敌五十四师代理师长、国民党保定军校毕业生刘树春的一仗。
进入1934年3月，春暖皖西，山绿花红。徐海东和郭述申率领部队又从外线跳回皖西中心区——葛藤山一带，打算进行休整。
可是部队刚刚停下，3月30日晚，敌五十四师、二十五师各一个旅从南溪、汤家江就分南北两路合击过来了。
不打个胜仗，敌人是不会留给红军有喘息之机的。听过侦察员的汇报，徐海东和郭述申仔细分析了两路敌情，定下决心：这一次把嘴张大一点，吃掉南路敌五十四师！
整体部署如下：以一个营借助有利地形阻击北路敌人，解除后顾之忧；在南路，以两个营在左侧沿山梁跑步向葛藤山西南的小石家沟前进，调动敌人，然后占据高处往下打；其余主力部队顺着隐蔽的山沟，从右侧悄悄摸向敌人，再分两路从下面猛攻。
战场同样是战争双方勇气和智慧的赛场。
3月4日早晨，敌五十四师在代理师长刘树春的指挥下，终于一头钻进了红军摆好的迷魂阵。
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刘树春熬了十三年的团长和四年的旅长，前不久官运才突然亨通——代理五十四师师长。
他一夜没有睡好，此时眼睛血红，却精神十足，挥舞着枪，催促着刚刚睡醒的、就像大虾一样的部下向红军进攻。
他是多么盼望灭掉眼前的这支红军，除掉大名鼎鼎的“徐老虎”，好把“代理”二字去掉。
山梁上，只见红军战士人影绰绰，声响嘈杂。往日的“围剿”老是扑空，如今红军就在山头，敌五十四师的白狗子们感到这次是抓着实的了，被刘树春的兴奋劲给感染起来，“嗷嗷”叫着，开始拼命爬山追打。全部人马都堆积在了狭小的山坡上。
还等什么！被追赶的红军猛然转过身，居高临下，机枪、手榴弹一齐在敌人中间开了花。
几乎同时，埋伏在右侧山下的红军如猛虎一般，从两翼夹击过来，枪炮齐鸣，杀声震天。
刚才还得意忘形的刘树春，这才发现陷入了三面挨揍的境地，要想临时指挥和调整兵力，在如此狭小和激烈的战场上已是全无可能。
他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这些要“抓老虎、立大功”的下属，一片片地被卷倒，一群群地拥挤，一窝窝地踩踏，直到红军越来越多，越来越逼近。
战斗迅速结束，敌五十四师死伤大部，除少数侥幸逃脱外，剩下1000多人成了俘虏，科班出身的“班长”刘树春也被活捉。
刘树春做梦也没有想到，一仗下来，自己会被红军战士用枪押着去见“徐老虎”。他像一名爱钻研问题的学生，皱着眉头，一路上苦恼地反思着这场失败的教训。
徐海东自豪而威严地站在刘树春面前，他穿着粗布军装，健壮的身躯像钢塔一样立着，方正的脸上，一双眼睛闪烁着必胜的光芒。
“徐老虎”就在眼前，早已矮了三截的刘树春似乎突然间给自己的疑问找到了答案。
不等徐海东审问他，他倒首先胸有成竹地发问：“徐军长，请问，您是黄埔几期的？”
在他心中，能够打败自己这个保定高材生的，自是非黄埔军校出身莫属。
徐海东感到好气又好笑，自己就上了几天私塾，还因为受不了富人家同学的气辍学了呢。对这个与他探讨渊源的手下败将，他只好轻蔑地摇了摇头。
“那您也是‘保定’的？”刘树春心中陡生希望：老校友总会给自己一些面子吧？
徐海东对刘树春此时的小九九了解个一清二楚，知道这个家伙迷信正牌军校，还想套个近乎。得再次教训他一下！
徐海东犀利的目光射在刘树春仰起的渴望的脸上，一本正经地说：“保定在哪里我不知道，更没有进过黄埔的门。我是青山大学的毕业生！”
懵头懵脑的刘树春，当然是第一次听说“青山大学”这个名字。没有办法，他又一次仰起脸，虔诚地问：“请恕敝人学识浅陋，不知这青山大学位于哪省哪城？”
真够笨的！徐海东不再和他啰嗦，伸手指着周围的山山岭岭说：“喏，就是这里！你现在也在青山大学里了！”
刘树春脸上红白颜色交替了一阵，怯生生地望望刚让自己吃了败仗的山岗，再偷眼向四周望去，无边无际，青色茫茫。总算是明白红军将士就是整天在这样的“大学”中深造着了。“唉，古有逼上梁山，现在处处是梁山啊！”
这样的青山大学，正是红军成长、壮大的地方，也是白军失魂落魄，走向灭亡的地方。
五十四师被消灭的消息让敌人又惊又怕，他们就像自家失了火一样，迅速纠集了三个师的兵力，再一次穷凶极恶地围过来。
而徐海东、郭述申率领的红二十五军的这支部队，在外围勇猛地和敌先头部队激战一天之后，趁着夜色，灵活矫健地转移进深山，继续战斗在“青山大学”里，迎接着新局面的到来。
中央来人
在鄂豫皖省委的指示下，豹子岩会师之后，红二十五军重新会合在一起，由徐海东任军长，吴焕先任政委。而在沈泽民病逝后，省委书记由徐宝珊代理。
在新的条件下，省委和军领导以前所未有的精神面貌，积极应对残酷的斗争形势。经过多次战斗，到1934年的秋天，皖西苏区又恢复起来了，重新一幅人欢马叫、水绿山红的景象。
恰在此时，在日本关东军的进攻面前退出东三省的东北军，被部署到了鄂豫皖地区，开始对红军展开新的大规模“围剿”。
红二十五军的生存和斗争形势又一次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他们需要明确的行动方针的指导。
自从红四方面军的主力转移出鄂豫皖后，由于没有电台，省委和红二十五军只有依靠秘密交通和中央保持联络，经常不得不根据数月之前的中央指示精神和文件等作出各种决策，有时真有黑夜里赶路的感觉。
他们十分羡慕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的苏区和红军，多么盼望自己也能随时接到中央的指示和命令啊！为了得到党中央的指示，他们甚至还付出过令人后怕的代价。
还是在“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盛行的时候，红二十五军围攻七里坪受挫。是坚持还是后退，省委上下举棋不定，无奈之下，派出省委宣传部长成仿吾赶往中央汇报和请示。
当时成仿吾正处于病中，连走路都困难，只好骑在一匹骡子上，由一个班的精壮战士护送，可还没有走出大别山，全部战士便被袭牺牲。
好在九死一生的成仿吾坚持前进，历尽千辛万苦，先是辗转到了上海，后来经过鲁迅先生的帮助，才又经汕头到达中央苏区。
结果，不仅坚持了一个半月的七里坪围攻战不得不以红军的失利结束，还差点损失了一位红色文学家。
到11月初，红二十五军见缝插针，又打回了葛藤山区。为了迎接新的战斗，全军上下集中精力大练兵。
正在这时，鄂东道委交通员风尘仆仆，送来了一封道委书记郑位三亲笔写的加急信：中央派程子华同志带来了重要指示，请你们接信后，火速率部队来鄂东……
红二十五军军部里顿时升腾起一种久违的兴奋：“中央可来人了！”
“快到鄂东找道委！”
“不伺候来赶集的东北军喽！”
本来，红二十五军正处在东北军的四条封锁线内，省委和军部打算以机动灵活的游击战在皖西北打击来“围剿”的敌人；如今，郑位三的信一下子又把他们的心牵到了400里路外的鄂东。
马上行动！徐宝珊、徐海东、吴焕先等立即商定了行动方案：成立留守处，负责消化不能随军行走的伤病员和笨重物资，就地坚持斗争。
全军主力由徐海东率前卫团开路，吴焕先和徐宝珊率大部队随后，以最大速度直奔鄂东；路上尽量避免与敌人纠缠，如难以脱身，则集中全力歼灭之。
11月6日黄昏，葛藤山重归一天的宁静，红二十五军上下收束完毕，整装待命。
暮色朦胧中，随着军长徐海东一声令下，队伍迈起轻快的脚步，悄无声息地在山间小路上紧急出发了。
对中央来人的渴盼，对美好革命前途的向往，给红二十五军全体指战员注入了一股神奇的力量。
他们一天两夜急行军200多里路的同时，还一口气突破了商城、麻城、湟川一带三条封锁线；并且面对敌人的封堵，在前两条封锁线上接连消灭了敌人四个连、击溃了两个团。
昔日骄横的敌人在这一路上直被打得屁滚尿流，狼狈逃窜，导致红军未到，湟川和湟麻公路这第三、第四条封锁线已经是空空如也。
在公路上，红二十五军更是以惊人的每小时跑步50华里的速度冲了过去。
四条封锁线都被甩在身后了，8日上午抵达光山以南的扶山寨时，体力已是极度消耗的红二十五军，这时却陷入了更加危险的境地。
听说被围在皖西北深山的红军连续突破封锁线、正在向鄂东挺进，鄂豫皖“追剿军”支队总指挥上官云相当即恼羞成怒。
他急令敌一零七师、一一七师、六十四师和六十五师等所有在原第三、第四条封锁线附近的敌军迅速整理队伍，转头追击不可能连续“飞行”的红军。
自己则乘上飞机和其他几架战斗机一起赶到战场上空，在狂轰滥炸当中，瞪起血红的眼睛亲自督战。
红二十五军当然非常需要休息，可刚停下行军一个多小时，扶山寨的东面、南面就有黑压压的敌人来袭击了。
转眼之间，一个团已经被包围，另外一个团被压到了一片洼地里，天上的飞机在格外起劲地轰炸着，扫射着……
情况危急！
徐海东和吴焕先疾步登上扶山寨附近的一处制高点，首先命令一个师坚决守住扶山寨制高点，正面堵住敌人；一个团从寨子北迂回出去，打乱敌人的阵势，迫使其进攻暂时停止下来。
然后二人紧急商量，部队经过连续作战，已不大可能依靠快速行军甩掉这个大尾巴，眼下惟一的选择就是打。
只有消灭一路敌人，才有我们的路走！枪声响，炮声隆，一个勇猛、大胆地使用迂回战术破敌的方案被瞬间敲定。
在正面，吴焕先指挥一个师加强防守力量，徐海东亲自率领先头团，神不知鬼不觉地向敌一零七师背后插去。
大敌当前，又不能使用宣传员说快板、喊口号来鼓动士气，军长徐海东的身先士卒又一次给了先头团指战员以无比巨大的勇气和力量，他们紧握武器，精神抖擞，一个个奋勇争先，准备着随时给敌人以压倒性的打击。
在飞机的配合下，猖狂的敌人妄图以猛攻来拿下扶山寨制高点，可是事与愿违，一连发动了六次攻击，除了倒下越来越多的尸体，他们依然停留在山下。
看来一时奇功难建，还是稍作喘息吧。正当敌人整顿好兵力，将要对制高点发动第七次攻击的时候，背后突然枪声密集，杀声震天，一支势不可挡的红军恰如猛虎一般扑了过来。
真是出其不意！
红二十五军先头团的轻重兵器欢叫着，对着敌人的屁股点开了卯。扶山寨一片混战。
激战持续着，从中午一直到黄昏。渐渐地，不是敌军夹击红军，而是红军从三面包围敌军了。
一个师的东北军已经死伤殆尽，其余的看夜色来临，纷纷沿来路往回飞窜。上官云相的飞机不知什么时候早就溜走了，只有留在地面上的部下在忙着一群群举手投降。
红军战士们兴冲冲地打起火把，清点着缴获的大批武器弹药，归拢着数不清的俘虏。
这一仗，终于让不可一世的上官云相领教了红二十五军的英勇善战。他指挥的火线“追剿”以损兵折将近5000人、全线溃退而收场。
而在“中央来人”消息的鼓舞下，红二十五军不仅越战越勇，心里也比以往更亮堂了。
打扫战场完毕，省委和军领导人一致决定，为了争取东北军抗日，同时也为减少继续行军的麻烦，对俘虏在宣讲完我党我军的政策之后，当场全部释放！
红二十五军连夜西进。一天一夜之后，于10日晚胜利到达鄂东道委所在地——湖北境内宣化店以北的殷家湾。
而这时，早已得到消息的郑位三和程子华等人，高兴地从村子里迎出来了。
花山寨让贤
1934年11月12日凌晨时分，在花山寨一处农家的院子里，灯火依然亮着，开了一夜的中共鄂豫皖省委第十四次常委会议还在继续。
真的好久没开过这样的会议了，围坐在一张方桌子四周的省委常委们，一整夜都处在兴奋之中，虽然一夜没睡，个个脸上却都泛着激动的光泽，目光炯炯。
东方的鱼肚白开始变大变亮，院落外，第三班站岗的战士也已经上哨了，会议的议程总算是进行得差不多了。
是啊，这个会议真是重要，先是由郑位三传达了由程子华带来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的口头指示，一时省委常委们群情振奋，反响热烈。
经过积极讨论，会议决定，响应中央和周副主席的指示精神，下决心实行战略转移！
然后，一系列问题便接踵而至，往哪里走？怎么走？老根据地怎么办？一整夜，说短不短，说长不长，这些问题全都找到了可行的解决方案。
转移目标，初步定在西面方向相对比较容易发展、鄂豫边界的桐柏山区或豫西的伏牛山区。
转移策略，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对内则告诉广大指战员“创造新的根据地”，“打远游击”。
对于老根据地，由省委常委高敬亭同志带领，留下一部分武装，坚持长期的武装斗争，以等待新的革命时机的到来。
议题好像谈得差不多了，主持会议的郑位三长舒一口气，环视了一下众人，这才用手掌搓了一把脸，揉了揉眼睛，问道：“大家还有什么要说的？”
徐海东连喝了几口水，把大海碗重新放回身后的小桌子，望着郑位三，又望望其他常委同志，以坚定的口气说：“应该让程子华同志参加省委和军队的领导！”
郑位三一拍脑门，说：“糊涂！糊涂！咱们快商量一下这个问题。”
由中央苏区到花山寨，大约2000多里的路，程子华独自一人，闯过敌人的无数关卡，战胜了重重难以想象的困难，曲折迂回，走了三个多月才到。
他的到来，不仅给鄂豫省委带来了渴盼已久的中央指令，就是他本人，也给省委的各位同志留下了非常深和非常好的印象。
程子华个子不高，身材瘦削，一双锐利的眼睛总闪着智慧的光芒，但不论说话做事都非常谦虚。
由于不是鄂豫皖省委委员，这次会议他便主动提出不参加。而其实，他的革命资格可是够老的，军事上更是强手：曾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过，还在红一方面军时就当师长。
于是，程子华同志被一致补选为省委常委。
正当徐宝珊打算提议他担任红二十五军副军长时，徐海东站了起来，态度诚恳，说：“我看，程子华同志应该担任军长！我嘛，可以当副军长。咱们部队今后的任务和行动都需要他！”
众常委一时顿住，只是从眼神里在“议论”着什么。徐海东进一步加重语气：“既然没有意见，咱们就抓紧确定下来。让大家也好留点时间赶个天明觉！”他自己望望白亮的窗纸，先笑了。
郭述申也笑了，大声说：“海东，你现在可是习惯由‘正’变‘副’了！”
郭述申说的是红四方面军大部队还在鄂豫皖的时候，徐海东任当时的三十八团团长，一次战斗负伤，等疗伤大致完毕，一个多月后再回部队，三十八团团长和政委都已经有人了。
可徐海东不在乎，硬是主动降一级，当了三十八团的副团长。
在座的省委常委们都熟知这个典故，于是，在会议将近结束的时候，小小的农家院里爆出了一阵爽朗的笑声。
就在这笑声中，会议最后决定，补选程子华为省委常委，同时担任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改任副军长；吴焕先仍为军政治委员。
天色大亮的时候，随着一系列决定的果断通过，花山寨会议顺利结束！
决心已定，时间便显得格外紧张，省委常委们大都又忙了一整天。随着各项工作的布置，军长徐海东改任副军长的消息也在干部战士中间传开了。
省委书记徐宝珊身体并不好，他抽空睡了一觉，醒来天色已晚，于是趁着恢复了精神，又到各处转转，看看工作进展的情况。
转着转着，这位细心的省委书记来找徐海东了，因为他一路上听到了有的干部和战士在议论徐海东改任副军长的事。
“省委的这个决定是不是有点仓促了？”他有点不安地想。
刚进军部的农家院子，徐宝珊就看见灯光下徐海东边乐哈哈地指挥战士们收拾行装，边认真地与新任军长程子华谈论着什么。
吴焕先则和警卫员忙着刻蜡纸，写宣传标语。
徐宝珊不禁心头一热，走近他们，笑着问：“海东啊，你改当副军长，可不是工作不好，打仗不好。听到有人说你这个闲话了吗？”
徐海东嘿嘿一笑，先扶徐宝珊坐下，又指了指程子华，爽快地说：“这些我早就想到了，也和程军长谈了。请省委放心，我能当好军长，为什么不能当好副军长？闲话传不了三天。咱们用事实证明！”
大家亲热地围拢在一起，谈论着。勤务员送过来一盏更亮的马灯，徐海东一边把它挂在梁头上，照得屋子里透亮，一边大声说：“要不是革命打天下，我还是个小窑匠。什么正啊副的，统统都没有！”
依依大别山
雁群掠过深蓝的天空，寒风渐紧。农历1934年的十月，大别山区的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一带，已是一派初冬的景象，枯枝遍地，河流退缩到河床的中心。
可是这几天，鲜红回的旗帜处处招展，八月的桂花重新在歌声中尽情开放，平日寂静的山林竟像不夜城一般，锣鼓喧天，人流如织。
怎么回事啊？附近的乡亲中开始盛传着公开的秘密，咱们的红军大部队就要到远方去了。
说公开，因为似乎谁都知道，并且有的青壮年劳力都忙着往部队里跑；战士们也都利用一切机会，以从没有过的郑重态度和熟悉的老乡话家常，不顾一切地帮助老乡做农活。
说秘密，就是谁也没有说出一个“走”字，有的老大娘摸摸战士的脸一下子就哭了，但不多问；战士们也红着眼，装作没事的样子安慰老大娘，并且谈的还是今后在一起的话题。
但“走”已经是越来越成为现实的事情了。农会的干部在忙着和红军一起筹粮；妇女会的姐妹连夜织布、做鞋；有的人家猪还不够大，就被主人毫不吝惜地宰掉了，自家的孩子却连猪肉的腥味也没闻到，原来整个送给红军了；有的家里已经悄悄地住进了红军的伤病员……
而另一边，红二十五军分外忙碌，侦察兵跑得更远更勤了；全军的物资被迅速地集中归整起来，大批的马匹、骡子被“哒哒”地拉到一起编起了号，进行全军范围内的分配。
战士们更是让人奇怪，在频繁的各种集合中喊口号，声音格外响格外齐，可见了老乡却常常欲言又止，甚至呜咽不止。
是啊，自从竖起鲜艳的红旗，大别山便成为一座革命的山，英雄的山，这里就是红军战士的家。红军用世世代代都没有做到的方式，把大别山变成了穷人的天下，自己也成了大别山最骄傲最忠诚的儿女。
如今，恰恰是在敌人更疯狂地毁坏自己家园的时候，怎么舍得忍心离开？更何况红军当中的大多数都只有十五六、十七八岁的年龄呢？
但是，红军是党领导的军队，红军纪律的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既然是为全天底下的穷人打天下的，就要为全天下的穷人着想。
听说，江西的红军已经全都已转战到湖南一带，看来全国的革命形势真的发生了变化。红二十五军必须也要适应新的形势了。
更为要紧的是，日本侵占了我们的东北三省，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不仅不抵抗，反而把东北军调到鄂豫皖“追剿”红军来了。
为了最后的胜利，红军要进行战略转移，从大局来看，也是不得不走的一步棋啊。
从接到“到远外去”的命令，两三天之内，红二十五军不仅做好了出发的物质准备，思想也像一把刚刚经过了打磨的利刃，个人观念、乡土观念的锈被磨掉了，变得崭新雪亮、锋利无比，随时都可以在党的召唤下迎接从来没有过的挑战。
正当战士们等得着急的时候，11月16日，天刚过午，全军的出发动员和誓师大会开始了。
几天的忙碌和忧思，几天的离愁和兴奋，此时全都沉淀下来了。在场的红军和乡亲，望着主席台上那几张明朗、坚决的脸，心中也变得轻快透明。
大会主要由军政治委员吴焕先讲话，这个只有27岁、大别山红军的才子刚换了一身军装，皮带、绑腿扎得一丝不苟。在阳光的照耀下，英俊中显出刚毅，年轻里透着成熟。
乡亲们一见他站起来讲话，虽然谁都认识，但还是相互介绍，转告着：“这是吴政委，吴政委讲话了。”
红二十五军的干部战士对吴焕先更是特别有感情，平时就最爱听他讲话，这时更是听得格外专注。
有的话，这几天在不同的场合也听不同的领导讲过，但还是觉得新鲜异常。“同样的话，听吴政委讲十遍也不多！”大家差不多都有这样的体会。
“同志们，乡亲们！”吴焕先的目光是如此睿智和沉着，最后，他又一次激动地扫视了一遍会场，“蒋介石把东北军调到大别山来打红军，他的心胸是越来越狭窄。而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就是要有看到全国、全世界的目光，咱们反而要打到全国去，把日本赶出咱中国！”
吴焕先的讲话不仅仅是点亮战士和乡亲心中的长明灯，而且，又一次点燃了现场每个人革命激情的熊熊烈火。
大会临结束的时候，群情振奋，依依不舍。不知由谁提议，红二十五军和周围的乡亲一起唱起《八月桂花遍地开》来：
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竖呀竖起来，张灯又结彩呀，张灯又结彩呀，光辉灿烂闪出新世界。红军队伍真威风，百战百胜最英勇。
一杆红旗飘在空中，红军队伍要扩充。亲爱的工友们哪，亲爱的工友们哪，拿起刀枪都来当红军，拿起刀枪都来当红军。
唱着唱着，红二十五军开始上路出发了，脚步匆匆，歌声不停，有泪水，更有祝福；有疼痛，更有憧憬。走着走着，已是乡桥渐远，故园依稀。
走着走着，省委组织部的同志发现不知什么时候队伍里的人变多了，一些不在出发人员名单的伤病员和年龄小的战士也随队一起前行着。
还有几个没有批准入队的乡亲劝不回，赶不走，怎么办？既然身上同样流淌着革命的热血，那就一起踏上不论多么艰险的革命征程吧！
红二十五军主力走了，军部连夜刻印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却在大街上、庭院里甚至卧室内留了下来。
大别山的乡亲们一看到那整齐有力的字体，就感到那些可爱的红军战士就在自己身边。他们同留下来坚持战斗的红军相依为命，像火种一样藏在大别山的怀抱里，抵抗着漫长的严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