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去世后，香港的《生活日报》于1936年6月16日发表了一篇署名为“风”的悼念文章，文章中这样写道：“我们对太炎先生特别致敬的，是他最近的言论，最近对北平学生救亡运动发表的意见。……他说‘不管共产党不共产党，只看他现在的行动怎样，是否真的是在爱国。’这话说得何等明白，正确。”章太炎作为近代历史上的一位著名的学者和革命家，已被后人所认同。当年国民政府虽为其发布了国葬令，但他的灵柩却一直暂厝于苏州。直到1955年，人民政府才将其归葬于他生前选定的墓地。
章太炎(1869一1936年)，名学乘，后改名炳麟，字枚叔，号太炎，浙江余杭人。少从俞樾学经史。1897年在任职《时务报》和《经史报》期间，因参与维新运动而被通缉。1899年东渡日本，结识孙中山；同年回上海，任《东亚日报》编辑。1902年再次赴日本，号召推翻清政府，与蔡元培等人组成中国教育会，设立爱国学社。1903年因在《苏报》上发表反清革命言论而遭被捕。1906年出狱后赴日本，参加同盟会。1909年与陶成章等人重组光复会，出任会长。辛亥革命后，曾先后任南京临时大总统府枢密顾问、中华民国联合会会长等职。袁世凯任大总统后，应召前往北京，在宋教仁被害后，参与反袁活动。1917年7月，任广州大元帅府秘书长。1924年脱离孙中山改组后的国民党，在苏州以设会讲学为业，长期从事学术著述和教育工作。1936年6月14日，病逝于苏州，享年67岁，他留下了大约400多万字的学术著作，被人们公认为学贯中西的一代宗师。
章太炎去世后，社会各界人士冯玉祥、于右任、李烈钧、沈恩孚、黄炎培、陈陶遗、张群、张学良、杨虎城、孙科等纷纷向其家属发出唁电。之后，在上海举行了章太炎追悼会，前往吊唁者竟不足百人，有人借机造谣生事，甚至把同年逝世的高尔基，与章太炎妄加比拟，说青年们对本国的学者竟不如对外国的高尔基崇敬和热诚，所有这些都为了抹煞他前半生的战斗业绩。鲁迅敏锐地识破其用心，抱病写了《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文中写道：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我以为先生的业续，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
事实正是如此，章太炎曾在辛亥革命前后写下了一副《自勉》:肩头伊尹谁能任，脚底鸱夷未了心
表明了他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及虽死而报国之心不泯的决心。鲁迅曾对其一生作了如下的评价：“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人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模。”
国民政府于1936年7月9日发布国葬令，褒扬他“早岁以文字提倡民族革命，身遭幽系，义无屈挠。嗣后抗拒帝制，奔走护法，备尝艰险，弥著坚贞”。社会各界人士，如冯玉祥、马相伯、李协和、李印泉、冯自由、钱玄同、顾颉刚、胡朴安、张菊生、吴承仕、许寿棠等都送了挽联。有些挽联在歌颂章太炎学术方面成就的同时，还对他的革命功绩作出了应有的评价。蔡元培在挽联中写道：后太冲、炎武，已二百余年，驱鞑复华，窃比遗老；与曲园、仲容，兼师友风仪，甄微广学，自成一家。
欧阳竟无在挽联中，对章太炎在革命和学术两方面所作的杰出贡献，给予了客观的评价：一木难支，烈士暮年唯讲学；百忧尚寐，桐江汉鼎孰垂纶。
时年已97岁的马相伯，用白话撰写的挽联说道：代人民说公道话，替党国讲正经话，卓哉！君乎安可死；言文学似黄梨洲，论品行如顾宁人，髦哉！我也得毋伤！
由于当时日本窥视中华已久，国家处于危难之际，没能妥善安葬章太炎。他的家人将其灵柩暂厝于苏州的居室中，而章去世前曾托杜志远代谋葬地：
刘伯温，为中国元勋，平生久慕，欲速营葬地，与刘公家墓相连，以申九原之望，亦犹张苍水从鄂王而葬也，君既生长其乡，愿为我求一地，不论风水，但愿地稍高敞，近于刘氏之墓而已。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十分关心章太炎的葬事，要求江苏浙江两省“隆重处理”1955年4月3日，人民政府正式为太炎补行了安葬仪式，按照章太炎生前的愿望，将他的遗体移葬子杭州西湖南屏山麓抗清志士张煌喜和民族英雄于谦的墓旁。在高耸的墓碑上，刻有章太炎手书的“章太炎之墓”（写于被袁世凯软禁时)
1976年7月，章太炎的学生林尹在台北《孔孟月刊》发表的章炳麟之生平及学术文章一文中写道：“炳麟既没，国民政府追念元耆，荣以国葬之礼，卜墓于杭州中台山之麓。然以国难频仍，至今犹未安窀穸也。”显然林尹先生当时还不知道章太炎归葬杭州，已有20余年了。
1986年6月，在杭州举行了章太炎逝世50周年纪念会暨章太炎国际学术讨论会。同时，杭州市人民政府拨款40多万元，在章太炎墓侧建立了章太炎纪念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