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中央革命根据地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中旬，上海白色恐怖日趋严重，各根据地又迫切需要干部，组织决定我继恩来、伯承、剑英同志之后，迅速撤离上海，先转移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去。到中央根据地，只不过是路过，目的是要到湘鄂赣根据地去，我是被分配到湘鄂赣根据地工作的。因为一个人去那里不容易，听说湘鄂赣有代表在中央根据地开会，我到了那里就可以随他们一起去目的地了。瑞华同志和孩子自然留在上海。
组织上的决定是正确的。自从顾顺章叛变之后，上海形势已经大变，很多地下组织已经被敌人破坏了。像顾顺章这样曾在我中央特科搞了很久的人叛变，对我党保存在上海的核心力量来说，已构成很现实的威胁；而我又是和顾顺章打过长期交道的人，自然是及时撤离为好。何况根据地正在大发展，正缺人手去开展工作，我又是学军事的，根据地正是中国革命直接用武之地。因此，一经组织上通知，我即匆匆地告别了留在上海坚持斗争的同志，告别了瑞华和正呀呀学语的女儿，踏上了去中央根据地的征途，相期于全国革命胜利之后再相见。
我是和陈寿昌同志从上海结伴起程的。陈寿昌是个大革命时期就入党的好同志，他当时是中央特科专门负责安排交通的，后来一九三四年在湘鄂赣根据地任省委书记时，在作战中英勇牺牲了。我们先乘船到汕头，再奔潮州乘小汽船，沿韩江北上，在大埔起航，大体是从大埔经虎岗、永定、上杭县境，先到长汀，再转瑞金。这是一九二八年建立起来的一条非常秘密的交通路线，一九三○年归中央特科交通局直接领导。
中央许多负责同志也都是经过这条交通线，被护送到中央根据地去的。中央根据地从上海、香港购买药品、无线电器材，也都是经过这条路线。我们和秘密交通站接上头以后，一切行动都听向导的，不该问的，什么都不能问，你问他，他也不会告诉你。我们自己也尽可能不开口讲话，因为我们不会讲广东话和福建话，口音不对会引起别人怀疑。靠近城镇地区，你只是远远地跟在向导后边走就是了。他说白天走就白天走，他说晚上走就晚上走。这样走了四五天（每天只走三四十里），因为都是在白区，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又经常要赶到可靠的投宿地点，有时不得不赶路，有时又不得不停下来等待时机。
直到过了永定，知道已经到了根据地的边沿，才轻松一点，可以比较放心地赶路了。路上，我们都是穿长袍，装成老百姓的样子。每个人都准备了一套对付敌人盘查的说词。幸好许多难关都被我们闯过去了。
整个旅途对我说来倒并不生疏，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时，我大体上就是从这条路上撤走的，现在不过是往回走罢了。这一带真是好地方，和上海亭子间相比，实在是换了天地，沁人肺腑。可惜这样好的地方，年年都有穷人被苛捐杂税逼得背井离乡，卖“猪仔”远走南洋，现在只有把希望寄托在红色区域了。
我进入中央根据地的第一个城市是永定，接待我们的县委书记是个女同志。她很热情，安排得很周到。因为永定离赤白交界线并不远，显得有些衰败残破。以后到了长汀，这是毛泽东、朱德同志一九二九年三月率红四军入闽建立的中央根据地第一个县级政权。一路之上，只有到了长汀，我才见到熟人。当时福建省委设在长汀，欧阳钦同志在那里担任省委书记。他是我留法勤工俭学时的老同志，又一起在武汉军委和上海军委并肩战斗过，见到他我高兴极了。在长汀，正赶上过新年，他告诉我的第一条好消息是：十二月十四日，国民党西北军的第二十六路军，有一万七千多人，在我党特别支部和共产党员赵博生以及董振堂等同志的领导下，在宁都起义，参加了红军。
当天，福建省委就给我准备了一匹马。我骑着马，用了五个多小时的时间走了六十来里路--有一段还把路走错了，赶到了瑞金。从长汀到瑞金，是大革命失败以来我最高兴的一天。我清楚地意识到已经进入了横跨闽赣两省，纵横数百里的中央根据地，这完全是我们党领导的工农大众和红军打下来的自己的天下了。真是春风得意马蹄疾，晚上约九时许，我就到了瑞金。当晚在瑞金总部，我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同志，大家都分外高兴。剑英同志责怪我太大胆，说在长汀到瑞金的路上，并不都是巩固区，一人单骑黑夜赶路，还有一定危险哩。
我向恩来等同志汇报了自从他们离开上海以后上海斗争形势的新变化，有谁牺牲了，有谁叛变了，有谁又落荒了，更多的是汇报了留在上海继续斗争的同志们的工作情况。
朱德同志以他特有的浑厚、老成、平易、谦虚的风度，向我讲了自从南昌起义失败分手以后，他如何带着失败了但不肯低头的队伍，辗转到了湘南又进到井冈山和毛泽东同志会师的情形。
我向毛泽东同志讲了自己初到根据地的感受。我说，在白区工作是在敌人屠刀下坚持斗争，处处显得被动，有时真感到只有招架之功而乏还手之力，到了根据地，才是到了自己的天下，可以大摇大摆地行走了。毛泽东同志诙谐地用手比划说：“还是象我们这样，拿起枪杆子建立自己的政权，干得痛快啊！”
我到中央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已胜利结束，第一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刚开过，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已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分别正式成立。再加上十二月发生的宁都起义，红军一下子增加了一万七千多人。这时中央根据地的形势真是一片兴旺景象。在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时，我在上海就和伯承同志议论过，象第二次反“围剿”那样，红军横扫敌军七百里，这在战争史上都是很少有的。第三次反“围剿”胜利更大，引起了国民党军队内部的震动和分化，因此才有宁都起义。特别是我们成立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形成了和国民党全国性政权对峙的局面。可以说，这时的中央根据地正处在威严赫赫的大发展时期。到瑞金不几天，组织上又不叫我到湘鄂赣根据地去了，确定留在中央根据地工作。
我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是代表军委到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去帮助工作。这个军团是由宁都起义的部队新组编成的，当时肖劲光同志已经到五军团任政委，刘伯坚同志任政治部主任，左权同志任十五军的政治委员。我们和赵博生同志等互相配合，作团结安定这个新起义部队的工作。我每天找些上层军官谈话，说明形势，讲清政策，晓以大义，使他们提高认识，安下心来当红军。这个部队在日后的作战中一直表现很好，是中央红军主力之一。我由五军团回来，一九三二年一月，被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是王稼祥同志。他与任弼时同志都是一九三一年四月到中央根据地的。
我到总政不久，即受领任务，参加二月初打赣州，到前线帮助部队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开始在瑞金开会研究打不打赣州时，我参加了这个会议。会上毛泽东同志提出赣州是敌人必守的坚城，红军技术装备差，很可能久攻不克，于我不利，反对打这一仗。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毛泽东同志历来都是主张尽可能打野战、打运动战的。毛泽东同志认为，即使要打，也只能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朱德同志也是不赞成打赣州的。中央区中央局和中央军委的一些同志却坚决主张打赣州。
最后表决时，因为受中央一月九日发布的《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这条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总想在江西多打下几个大城市，结果赞成打的占了多数。我因为刚进根据地，对情况不清楚，会上没有发言。中央局的多数同志站在错误的一边，还是决定打。既然决定打，我作为总政治部副主任，当然是极力动员大家打好。
赣州是粤赣交通要道，是赣南经济政治军事中心，素有“铜赣州铁上杭”之说。敌人当然是不会轻易放弃这座城市的。而且赣州三面环水，地形对敌人防守有利。但是我们打得很英勇，边打边挖坑道。打赣州的前敌总指挥是彭德怀同志。指挥所离火线很近。我一直跟着三军团司令部行动。当时，我看了看赣州地形，四面都比较开阔，水陆交通比较方便，而我们则屯兵于坚城之下，为兵家所忌。我建议我们要多掌握一点预备队，少了不行。当时三军团后边有五军团的十五军和十四军作预备队，随后，林彪任军长、罗荣桓同志任政委的第四军也赶到了赣州以西以南的南康、新城、杨眉寺地区。
我军利用坑道用黑色炸药炸城，虽然两次爆炸都炸塌了一段城墙，特别是第二次在东门炸开了一个二十余丈的缺口，但因为敌人预有准备，把缺口用火力封死，我军仍未能攻入城内。敌人罗卓英带了三个师由吉安等地分进合击，驰援赣州。罗敌两个团利用我们侦察警戒不严密的弱点，偷渡赣江成功，钻进了赣州城。敌人大部队一出击，我红一师大部分插到西门河川与城墙之间挖坑道的部队被敌人截断了，一师师长侯中英被俘。幸亏五军团十五军手持大刀及时冲上前去打退了敌人，三军团在南门与东门的攻城部队才转危为安。这次战斗，从二月四日开始围城到三月七日被迫撤围，共打了一个月零三天，在战略指导思想和战术上，都给了我们一次很大的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