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如何走上经济学研究之路的

杨小凯

杨小凯（1948年10月6日－2004年7月7日

编者按：杨小凯早年经历了异常的磨难——1968年，因为一张《中国向何处去》的大字报，19岁的杨小凯被判入狱十年。从高干子弟到阶下囚，命运仿佛在“翻烙饼”，但是祸福相倚，那个年代的牢狱中有许多学养丰富的智者，杨小凯每天跟他们学习英语、数学、历史，在读完《资本论》之后，他迷上了经济学。牢狱十年，他初步形成了劳动分工的经济学思想。在普林斯顿读书期间，他终于把自己的思想变成了漂亮的经济学模型，随后他以劳动分工的内生演进来解释经济增长的理论而一举成名。他创立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已经对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形成了挑战，杨小凯被认为是离诺贝尔经济学奖最近的华人经济学家。可惜天妒英才，2004年7月，56岁的杨小凯英年早逝。今天（10月6日）是杨小凯先生生日，本公号发表他的口述以纪念这位伟大的经济学家诞辰73周年。

口 述：杨小凯：整 理：肖瑞、李利明本文共计6193字数，阅读约需要12-15分钟。

我的家庭

我原名杨曦光，小凯是我的乳名。1978年我经历十年牢狱刑满释放之后，重新启用了小时候的名字。

我1948年生于吉林，从小在湖南长沙长大。我的祖父是个地主，在乡下开办学堂。他受过严格的儒家教育，也要求后代学儒。记得我上小学时，父亲就请姑爹在家里教我读《论语》。

我的父母都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我父亲原来是湖南省委的高级干部，他在1959年支持彭德怀的观点，反对大跃进、公共食堂，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那是1959年的秋天，当时我还很小，有天爸爸把我抱到窗边，亲切地对我说：“干部在上面机关里时间长了，对下面基层的情况不了解，所以要到下面去了解情况。”我看着窗外的一颗大枫树上的红叶，有点奇怪爸爸当时的态度为什么出人意外地温和。其实爸爸那些天情绪很不好，常常和妈妈争论问题。三年后，我才知道爸爸1959年因为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政策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爸爸告诉我，1962年党中央为他平了反，承认他们一九五九年的观点是正确的。

我哥哥1957年也被打成右派，原因是与一个大资本家的女儿恋爱。他那时是共青团员，而共青团员恋爱是要团组织批准的。他所在的天津医学院的党组织不准他与资本家的女儿恋爱，他不服，在1957年大鸣大放中贴了张大字报，抱怨没有恋爱自由。自然他很快成了右派。

1960年和1961年对我们家是非常黑暗的日子。爸爸下乡后，我们家从省委大院搬出来，住进妈妈所在的机关。我们和周围的所有的人一样受到饥饿的威胁，很久吃不到肉，我每天上午到第三节课就饿的难受。街上除了水果糖什么食物都买不到。很多人都因饥饿而一身浮肿。机关学校由于所有人都缺乏能量而减少了工作学习时间。几乎家家窗台上都放满玻璃缸，里面养着一种藻类植物，人们靠它补充饥肠。我们住的机关院子里，人们用大部分时间把空地里的瓦石用筛子筛出来，种菜蔬。所有机关里的抽水马桶都被封闭，人们修起了简陋的厕所，为的是方便把粪便收集起来用来种菜。机关的食堂里生产一种“双蒸饭”和“人造肉”。“双蒸饭”是把米加水蒸两次，二两米的饭吸收了大量水变得象一斤米饭那么多。人造肉是用上面所说的藻类植物加上糠枇做成的，吃起来卡喉咙。这些东西当然没有能真正抗拒饥饿的力量。

1962年我从小学毕业考入初中。那时中国正在从大跃进后的混乱和饥饿中恢复过来，一切都在“向右转”——农村在搞“包产到户”，工厂里在推行“工业60条”，强调“利润挂帅”、“业务第一”、“物质刺激”、“专家路线”。教育界在改变招生政策，以前入学要看家庭成分，出身不好的人不能进好学校，1962年改为以考试成绩为唯一的录取标准。长沙一中成了全国的重点中学，很多右派都被请回一中以提高教学质量。省委大院中我的同龄少年那年都因为成绩不好没有考上一中。我是极少数考上一中的高干子女之一。我的班上没有一个高干子女，我的同学大多是工程师，医师和教师的孩子。后来有两个高干子弟从高班留级到我们班，我才有了两个高干子弟同学。而比我们高一年级的学生进中学的录取标准，完全是看家庭出身而不看考试成绩。记得我的数学老师、生物老师、外语老师都是曾经的右派分子，他们刚被学校从劳教营请出来。

记得第一天上课，我们的班主任告诉我们，大跃进以来的教育质量比1950年代初低得多，所以学校要重新重视教育质量，恢复长沙一中大跃进前97%的升学率。

一篇文章闯大祸

1966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由于我父母都比较同情刘少奇和彭德怀的观点，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们就成了黑帮的家庭，非常受歧视。当时我是长沙一中高一的学生，因为受歧视就不能参加红卫兵，我就参加了反对红卫兵的造反派。我参加的组织属于“省无联”组织。当时在学校里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分歧就是红卫兵都是根红苗正的，造反派大多是出身不好的，反对的是“血统论”。在文革早期，群众可以自己组成组织，可以按自己的观点参加不同的组织。到了1967年，官方（军方）开始取缔群众组织，不准群众搞政治组织。1967年2月4日，湖南的第一大造反组织“湘江风雷”与官方发生冲突，混乱中我被抓进了长沙市公安局看守所，关了两个多月。

那一次被释放出来以后，我陆陆续续写了很多大字报，包括《中国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调查报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等等。1968年，我写了一篇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主张中国实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政体。这篇文章被当时的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定性为“反革命”。很快，我的文章都被报送到了中央文革。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康生认为这张大字报是 “反革命的‘战马悲呜’”。康断言：“我有一个感觉，杨曦光（指我）的理论，绝不是中学生，甚至不是大学生写的，他的背后有反革命黑手。”而陈伯达在他的讲话中竟然号召：“凡是受周国辉、杨曦光这些人蒙蔽的人都要回过头来，不要被他们牵着鼻子走。”

几天以后我就被“钦点”抓进监狱，关在了长沙市公安局左家塘看守所。

我在看守所被关押了一年多，1968年10月，由拘留转为拘捕。是年11月一个晴朗的冬日，我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押送到岳阳洞庭湖边的建新劳改农场劳动改造，直到1978年初刑满释放。

看完《资本论》，我想成为经济学家

《中国向何处去？》这篇文章不光使我自己身陷囹圄，而且也给我的家庭带来巨大灾难。康生在1968年1月24日指示中说，这样的文章不是中学生写得出来的，也不是大学生写得出来的，后面一定有黑手操纵。“要揪出这些学生后面摇鹅毛扇子的陈老师”。

杨小凯的母亲陈素（前左一）

我母亲正好也姓陈，在康生那个指示传到长沙后，她被多次批斗，手被用墨汁涂黑并被强迫长跪示众。涂黑的手象征着“黑手”。我受尽折磨的母亲不堪羞辱选择了悬梁自缢。我父亲当时被关在学习班，我的两个妹妹从此无依无家，一个妹妹下放到湖南西部的山区，另一个妹妹跑到山西去投靠亲戚，哥哥也被开除公职赶到乡下。

在左家塘看守所关押的一年半时间里，虽然身心艰苦，但我却欣喜地在一群“牛鬼蛇神”中找到了我的老师——我拜师学英文，学电机，学机械制图。我还读《世界通史》和一本叫《毛泽东思想万岁》的书。一位陈老师借给我《资本论》，我在左家塘仔细读完了厚厚的三卷《资本论》。

看完《资本论》，我不知为什么期望未来的我成为一个经济学家。我内心萌生了三个念头，一个是把使用价值在价值论中的重要性搞清，第二个是把分工问题揉合到价值理论去，第三个是把价值理论数学化。后来我在劳改队沿着这个思路写了一本经济学笔记。

我在阅读和思考中发现，劳动价值论之外，决定价值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使用价值被忽略了。很多年后我才知道马克思称为使用价值的概念在当代经济学中叫做效用。但我相当喜欢马克思对亚当·斯密的分工论的发挥。

我在写《中国向何处去？》时有对理想主义的追求，而坐牢的时候我已完全没有理想主义了。我相信人判断自己所追求的价值标准会随历史而变化，所以历史会怎么发展远比理想的目标更重要。以前我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这个世界应该怎样”。在监狱里我问的却是：“这个世界会怎样发展”。关于好坏是非的主观判断没有任何意义，如何适应环境生存下去才是重要的事情。

我的英语和数学都是在看守所到劳改队的十年间学习的。监狱里都歧视有文化的人，所以你尊重他们的话，他们都比较愿意教你。在劳改队，我的数学老师叫何敏和，他1948年从中山大学毕业，1949年以后一直在当工程师。当时我自学微积分遇到了困难，认识到数学很难自学，就请何老师教我数学。我的英文老师是一位当过英文教员的犯人，我父亲给我寄来一些英文的毛主席语录，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以及英汉辞典。我自己也托人订了一份北京周报。我就利用这些资源学习英语。

我一直有记笔记的习惯，每天把自己有关政治、经济、文学、数学方面的灵感记在一个小本子上。读书时，也录下一些我感兴趣的东西以及自己的想法。特别是尼克松访华以后，中国的《参考消息》报经常刊登美国政治经济方面的消息，我们狱中基建组的人经常偷干部的《参考消息》报来看，报上有关水门事件的报导，以及卡特的竞选演说和他的就职演说都使我们对美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有了些较直接的了解。我每次得到偷来的《参考消息》报总是要把不少有趣的东西摘录在我的笔记本上。几年下来，我已积累了十几个笔记本。我在监狱里一共做了五六十本读书笔记，还有一个电影文学剧本。这些材料中包含很多当时官方意识形态不相容的东西。

到了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到了我所在的监狱。一天，场部的一位干部找我谈话，说农场有几十个已高中毕业的干部子女，找不到工作正在农场劳动，场里决定把他们组织起来办一个补习班，帮助他们考大学。我被选中帮助他们补习数学。就这样我还在劳改队教了一段时间高中数学。

我坐监狱的时候没有经过西方的新古典经济学训练。在那种与世隔绝的状态中我脑子里不时出现一些新想法。在劳改队，我自己推导出“戈森第二定律”（每一块钱的边际效用相等）、层级理论、纳什议价模型、以及劳动分工理论，我本以为这些都是自己的伟大发现，但当我能看到更多书时，才发现这些思想早就被西方经济学家发展成数学模型。不过，这是我自己想出来的，“英雄所见略同”，我自认为也是英雄之一了。

我这十年的经历都写在了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牛鬼蛇神录》一书中。

牛刀小试

1978年4月刑满释放以后，我回到了长沙，由于没有单位敢接收我这个“中国向何处去”的作者，我就在父亲的家里待了一年，这一年在湖南大学数学系旁听了数学课，这些旁听都是由湖南大学刚复职的一些右派教授安排的。这时候，我开始重用乳名杨小凯。后来，我进了邵阳的湖南新华印刷二厂做了半年的校对工人。

1979年我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硕士生，但因为“反革命历史”，被拒绝参加考试。1980年我又再次报考，在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的帮助下，终于获得参加数量经济学考试的机会，通过考试后被录取为实习研究员。其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和技术经济研究所工作了近两年。

从1979年到1982年，我很系统地学了新古典经济学。当时经常到一些大学去听课，到北京图书馆去借书，也参加过计量经济学的培训班，学习系统论、信息论、控制理论、运筹学，作一些计量经济学的研究，计算一些影子价格，翻译了一本经济控制论的教材，出版了《经济控制论初步》和《数理经济学基础》，大概是中级微观经济学的水平。后来我到国外碰到一些留学生，都说当时他们在国内对西方经济学的主要了解就是看了我的这两本书。

到了1982年，我被武汉大学聘为讲师，在武汉大学工作了一年半，教授数理经济学和经济控制论课程。这一段时间我又出版了《经济控制理论》和《数理经济学基础》。同时我开始准备出国留学。由于我的这几本书中的一些计量经济模型引起当时在武汉大学访问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老师的注意，在邹教授的帮助下，1983年我被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录取为博士研究生。当时我还没有被平反，出国政审通不过，关键时刻还是靠邹志庄教授的帮助，他写信给当时的领导人，希望给予帮助。后来这封信被转给当时的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开明是刘校长当即批准了我的出国申请，1983年我如期到普林斯顿大学报到。

同时，遵照胡耀邦“杨曦光的问题要由法院依法处理。”的批示，最高法院即责成湖南省高级法院重新审理我的“反革命”问题。湖南省高级法院审判委员会一致认为：《中国向何处去》“属于思想认识问题，不具有反革命目的，不构成犯罪。据此，原一审二审定性判处不当，均应予以撤消，对杨曦光宣告无罪。”

潜龙腾渊

我的劳动分工理论初步形成于十年牢狱中，真正成熟还是在普林斯顿读博士学位的时候。一些博士课程我早已熟稔，于是有精力和时间把新古典的思想和我的思想做仔细比较，看看到底差别在哪，看看我想过的那些东西哪些有价值。我意识到自己的有些想法显然已经没有进一步研究的意义，比如我原来在监狱里用数学自己推导出的戈森第二定理，当时认为这是一个发现，出狱后才知道100年前人家就知道了。纳什创建的议价模型也比我想的好多了。

到了美国读的书多了见闻多了，我越发觉得创新很难。人都是很类似的，你能想到的别人也能想到。不过我的运气还好，我一直思考的劳动分工理论的均衡模型还没有被人研究过，后来这就变成了我的博士论文。

我的博士论文导师有两个，一个是Gene Grossman，国际贸易经济学家；一个是Edwin Mills，城市经济学家。但是我的论文基本上没有跟从他们的研究。一般来说，博士生作的论文都不是自己创新的东西，而是把别人的东西往前面推进一点点，或者应用一下，这样比较容易成功。而要自己原创既不容易，也有风险。从这一点来说，普林斯顿大学的学风好，我可以完全做我自己的东西，而不跟从任何导师，居然也让我拿到了学位，并且我的博士论文还评价挺高。一个原因就是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研究生少老师多，往往是老师争学生。我听别人说，在别的大学像我这样干不一定能拿到学位，学生都要跟从导师的。不过，虽然我论文的原创性思想是我自己的，但其基础理论方法学自一般均衡理论和数理经济专家Hugo Sonnenschein；应用理论方法学自Hugo Sonnenschein和贸易理论专家Gene Grossman、 Avinash Dixit；有规模递增和内生产品种类的一般均衡模型学自Gene Grossman,、Avinash Dixit，这对我后来与史鹤凌发展的工业化理论有关键作用。经验和计量研究方法学自邹至庄(Gregory Chow)、Whitney Newey、Anguish Deaton、Richard Quandt；信息经济学、对策论学自JosephStiglitz、Barry Nalebuff、Sanddy Grossman，这对我后来内生交易费用对分工影响的研究有关键作用。宏观经济学学自Alan Blinder、John Taylor；工业组织理论学自WilliamBaumol、MichaelKatz、Robert Willig。我当然不是闭门造车，而是钻进去再爬出来，尽量搜索已有文献，尽量用新方法来数学化我的原创性思想。

1987年我的论文通过了答辩，我又去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作了一年的博士后。之后我来到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系教书，1989年升任高级讲师，1992年成为正教授，1993年当选为澳洲社会科学院院士，2000年升任讲座教授。这些年来，虽然我一直在莫纳什大学教书，但是每年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美国、香港、台湾作客座教授。从1998年开始回国的时间也比较多了，现在也担任着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的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