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 年1月15日晚10时许，北京西坝河桥。
当年的西坝河一带，还是荒凉一片，只是零星散布着十几户人家，也不见多少灯光，就连一声狗叫都没有，显得异常安静，安静地似乎不正常。
突然，一阵汽车的马达声由远及近，向着西坝河大桥一带传来，汽车开得很慢，经过改装的车灯很暗淡，马达声也不大，但在静谧漆黑的夜色中，还是有些显眼。
车停了，一高一矮两个身影下车，向西坝河大桥走去，汽车熄火灭灯，陷入沉默。
约莫十分钟后，静默漆黑的夜空中突然跃起一记红色信号弹，把整个西坝河桥附近照得通体透明，一群人影从四面八方直扑桥下，高声喊道：“举起手来！”
4天后的1月19日，我国外交部紧急召见苏联驻华大使，面交抗议照会，提出强烈抗议，宣布苏联驻华使馆一等秘书维·伊·马尔琴柯夫妇，三等秘书尤·阿·谢苗诺夫夫妇，武官处翻译阿·阿·科洛索夫等5人为不受欢迎的人，立即驱逐出境。
第二天，也就是1月20日，《人民日报》对该事件进行了报道。1月23日，《人民日报》更是发表文章《苏修间谍落网记》，披露了1月15日晚我公安机关擒获苏修间谍的过程，也揭开了5名苏联使馆人员被驱逐的原因——在我国境内从事非法间谍活动。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就在我国驱逐5名苏联使馆人员的同一天，苏联立即对我国展开报复，我国驻苏使馆随员关恒广在乘列车途经伊尔库茨克时，被苏联克格勃特工以从事间谍活动为名，不由分说地带到莫斯科，随后被列为不受欢迎的人，限期离境。
这看似是一场激烈的外交事件，背后是中苏两国在隐蔽战线上的较量。
很多看过《苏修间谍落网记》这篇文章或者连环画的人，都会以为李洪枢是我国的叛徒、苏联方面的间谍，因不慎泄露行踪被我公安机关逮捕。
但实际上，李洪枢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双面间谍”，他一开始是苏联间谍，后来被我国抓获并争取过来，配合我国公安机关演了一出“反间计”。
这一年，我国以苏联特务李洪枢为诱饵，利用反间计，由周总理亲自指挥破获了一起苏联间谍大案。李洪枢何许人也？他是如何叛变的？5 名苏联使馆人员到底干了什么见不得光的事？李洪枢的最终结局又如何？本篇文章带你揭秘《苏修间谍落网记》背后的真实故事。
李洪枢是黑龙江省双鸭山人，自幼父母双亡，是哥哥嫂子把他抚养长大，所以李洪枢对哥哥嫂子的感情很深。李洪枢的家离中苏边界很近，几年前哥哥嫂子带着小侄子偷偷越境跑到了苏联，时间一长，李洪枢很想念兄嫂和家人，便产生了“探亲”的念头。
1967年4月，李洪枢背叛祖国，偷越国境，和哥哥嫂子一样跑到了苏联。
放在如今，李洪枢的这种行为叫偷渡，但在当时叫叛逃，属于严重的叛国犯罪，一旦出去就不敢再回来。
当时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苏联利用一些叛逃过来的偷渡者获取我国国内情报，而对一些有潜质的偷渡者，苏联则是刻意加以培养，把他们培养成间谍再遣返回国供自己使用。
李洪枢的哥哥嫂子和侄子都在苏联，有亲人作“人质”，因此被苏联看中，在1970年被弄到莫斯科，接受苏联的特务训练，被苏联培养成一名间谍。
1972年6月，在苏联间谍机关的指使下，李洪枢偷偷越境潜回国内。
但是，无论苏联人还是李洪枢本人都没想到，他刚刚踏上中国的土地，还没来得及开展工作，就被我国秘密逮捕了。
当时苏联方面还不知道李洪枢已经被捕，中央高层领导得知后，决定将计就计，利用李洪枢为诱饵，放长线钓大鱼，把苏联在我国的大特务给钓出来。
为了办好这个案子，周恩来总理亲自指挥成立专案组，专案组的组长是开国少将、公安部部长李震，副组长是少将时一之，成员有公安部副部长于桑、刘复之，北京市市委书记吴德，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副局长成诚等人，阵容十分强大。
争取李洪枢的过程很艰难。
一开始，李洪枢这个人很不配合，无论如何都保持沉默，但是我们没有放弃，为了取得李洪枢的信任，专案组成员吃住都和他在一起，说话都是当着他的面，什么都不避讳，甚至带上他一起聊天，打扑克，开玩笑，努力和李洪枢打成一片。
慢慢地，李洪枢不像以前那么敌对和戒备了，也和大家一起说笑，但他的情绪很不稳定，内心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几个月以后，李洪枢终于彻底转变思想，承认了自己背叛祖国，为苏联充当特务的罪行，并进行了深刻忏悔，表示愿意配合我国，实施反间计。
为了麻痹苏联，专案组让李洪枢隔三岔五地给苏联特务机构发一些情报过去，这些情报有真有假，有的也有一定价值，但都不会妨碍我们的国家利益，这种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做法，反而让苏联方面信以为真，觉得李洪枢正在发挥自己的价值。
就这样，在我方的迷惑下，李洪枢逐渐取得了苏联情报机构的信任。1973年12月27日，莫斯科给李洪枢发来密电，指示他前往北京，并约定在1974年1月15日晚9点30分至10点，到北环东路西坝桥下与苏联使馆人员接头，领取秘密电台，交接情报。
专案组收到密电后，做了一系列周密的准备工作。1974年1月10日，专案组在北京西坝河大堤附近使用李洪枢的微型电台发出秘密联络信号，表示“我已安全到京”，信号发出后不久就收到了苏联使馆回答的信号，表示“已准备就绪”，鱼儿终于上钩了。
当时的西坝河一带还十分荒凉，但是为了任务安全，专案组还是对这一带进行了秘密封锁，附近几家零星的住户，只准进不准出，住户家养的狗都被用药麻倒塞到床底下，以防闻声犬吠，打草惊蛇，但是为了李洪枢的人身安全，他本人并未到场。
1月15日晚9 点45 分，一辆汽车悄悄进入了我方的包围圈，汽车的车牌号被糊上了，但一看便知是一辆苏联伏尔加汽车。化装后的专案组成员赶到西坝河桥上，按照约定说了接头的暗语：“我是阿麟！”
紧接着，一高一矮两个穿着中式大衣的人走了出来。
双方走近后，专案组成员发现对方果然是高鼻深目的苏联人，又用俄语重复了一遍暗语“我是阿麟！”随后，双方互相交换了手里的东西。
就在双方转身准备离开时，一颗信号弹突然划破夜空，埋伏已久的专案组成员立即冲了出来，将对方一举抓获。一同被抓获的还有坐在车上的3名人员。
经核实，他们都是苏联大使馆的工作人员。
专案组当场查获了双方交接的情报资料、秘密电台、联络时间表、密写工具，以及伪造的边境通行证等间谍用品，还有5000元的活动经费。
人赃俱获，罪证确凿，被抓获的5名苏联使馆人员不得不承认了自己的间谍身份，一桩以“反间计”为特色的苏联间谍大案终于告破。
尽管后来苏联对我国进行了报复，以从事间谍活动为名，将我国驻苏使馆随员关恒广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限期离境，但苏联没有任何证据便驱逐我外交人员的行为，引发了世界各国的强烈鄙视。
苏联的克格勃一向活动猖狂，就连很多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都很怕它，特别是许多小国对克格勃的所作所为敢怒不敢言，但中国却带头给了苏联克格勃一记棒喝，其他国家也壮起胆子，趁机驱逐了一批苏联特务，导致克格勃在世界范围内遭到重创。
大案告破后，《人民日报》进行了报道，还发表了专题文章《苏修间谍落网记》，全文公布了李洪枢的供词对敌人进行迷惑，供词中李洪枢交代了自己作为苏联特务被我方抓获的过程，却隐去了早被我方逮捕并积极配合的部分。
除了中央高层领导，以及专案组的个别核心成员外，所有人都认为李洪枢是一个苏联特务，是在1974年1月15日与5名苏联大使馆人员接头时才一同暴露并被捕的。
正因为如此，苏联方面始终不知道李洪枢其实早已被我国逮捕并被争取积极配合行动，当天去接头的人根本不是李洪枢本人，克格勃一直也没搞明白自己的特务是怎么暴露的。
由于这起“苏修间谍落网案”事关国家机密和中苏两国外交关系，加上出于保护李洪枢个人安全的需要，官方对案件的公开报道十分简明扼要，从来没有提及李洪枢是“双面间谍”，也没有透露我国采用“反间计”破获苏联间谍案的具体过程。
许多年过去了，关于“苏联派遣特务李洪枢”的报道，人们能看到的只是当年的那个官方报道，到了90年代，随着一批案件的解密，“苏联派遣特务李洪枢”的卷宗终于得以被历史学者窥探，李洪枢这个“双面间谍”的真实身份才逐渐为人所知。
那么，作为这起苏联间谍大案的主角，李洪枢结局如何呢？
大功告成后，专案组向周总理做了汇报，周总理说“你们立了一大功，李洪枢也立了一大功。”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有关部门为李洪枢改名换姓，为他安排了一份工作。
从此之后，李洪枢以另一个名字，另一种身份，在北京的一家工厂上班，后来又娶妻生女，一直平静安定地生活下去，从来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过去的这一段历史，自然也无人知晓李洪枢的真实身份，和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