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帝亲临延贤堂听讼 （总第四百四十四）
《资治通鉴》里最具鉴戒意义的这些事儿
宋文帝登基后，曾亲临延贤堂，旁听诉讼案。这与主宰天下之人的身份不相符合，然而，就他和当时的国情而言，此举却顺应了当前的客观实际。
晋王朝建立以来，对天下及其百姓管理的缺失已由来已久。晋王朝的帝王们，不是登基时年龄太小，就是上位后昏庸无道，把国家大事无论巨细一股脑地统统委托给了辅臣，而这么一委便延续了几百年。
至于那些秉政的朝廷大臣，其中图谋篡逆者，往往只会把欲吞噬天下之事藏在心里，嘴上绝对不说，因而行事只管放纵恣肆没有顾虑；贤德一点的人如王导、郗鉴、何充，以及谢安等，也只在心里装着比如清除强臣，抵御外敌之事。闲暇之时，他们只会聚在一起谈笑风生，两类人都自认为那就是风流倜傥。至于贪婪鄙陋之人比如曾经把持朝政的司马道子等，就不值一提了。
及至晋朝灭亡，法纪败坏，世风日下，到南朝宋时，则已达到了极点。宋武帝刘裕是以显赫战功猎取的大位，他行伍出身，为人豪迈而不懂政治，因此，到不了能考虑为何要亲民的那一个层次。手下权臣刘穆之、傅亮等，不过是几个区区玩弄政治投机的小人，他们漠然对待治理事关百姓利益的社会乱象，认为那与自己不相关，而具体办事的有关部门贪婪急躁，对如何治理百姓，为百姓生存而谋划心里没底。
宋文帝登上皇位时，完整继承了这些弊端，因此，他打算治理这如一团乱麻的政治，那么，就一定不能养尊处优，高高在上。更何况，大臣徐羡之、傅亮、谢晦等人，杀君立君，已威震朝野，在百姓眼里，根本不知道朝廷之上还有天子。宋文帝如果再不亲自到民间，去广泛地探访寻求治理之道，那么，就会被完全架空于朝廷之上。一个皇位都只能任人废置的天子，又怎么能做到控制权奸、保全大位呢？
正是基于此，宋文帝急于亲临听松，他是要身体力行告知臣民，他们上有君主。这是一条典型的，求助于自己的自强之道。
由此而知，宋文帝有着深沉的志向和谋略，而他对于上述逆臣的正法和诛杀，开启的元嘉之治，都是以此为出发点来展开。
尽管如此，看着宋文帝刘义隆用这样一种方法去主宰天下，则让我们站在今日之立场，会认为他有那么一点穷途末路的感觉。国家大政，需天子过问的，仅仅以下三点而已：选官制度，赋税徭役，刑罚诉讼。仅此就已经千头万绪难以理清。找对了人，整肃法纪，士族的职责不偏废，百姓的生活不困顿，而政权也不会被人转移。
一个社会，若是到了必须以天子身份而屈尊，撤下皇冠皇家服饰，下到民间去访求，去处置从事微贱工作的男女之间的淫荡邪僻之事，就等于是在与民竞智，扰乱国家之人会变得更加地工于心计；就等于是在与一般官吏争权，结果是想要窃夺政权者愈多。聪明机敏过了头，终究会转化为昏聩。
刘义隆寻求中兴这已长达百年的颓靡，想在一日之间得以玉宇澄清，有那么容易？
身为帝王，派出特使行走郡县，访求民间疾苦，下诏郡县陈述各自的利弊，这或许才是天子参与治理所该做的事情。因而帝王亲临听讼，权宜之计罢了，不值得后世效法。
尚书令王敬弘说：“臣得到陛下的问候文书，读后只感到不解。”这话太过傲气，但也还不失作为相臣的体统。
位居宰相之职的大臣，其主要职责是执掌纲要，辅佐天子任用人才，制定法律，努力让天下安宁，更何况天子本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