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飙：从“内卷”到陌生化，现代人的精神困局

谁是陌生人？

陌生人不仅仅是不认识的人。世界上从来有无数我们不认识的人。如果不认识的人是遥远的、跟我们没有关系，那么他们并不一定成为一个议题，甚至不会进入我们的意识。意识到世界上有很多我不认识的人、而且这些人可能和我有关，这本身是一个现代现象。

在前现代社会，陌生人的出现往往成为一个事件。陌生人要么被定义为敌人，要么成为被额外热情接待的稀客。在拉丁语系里，敌意（hostility）和好客（hospitality）两个词同根，都来自hostis（外人、来自远方的人）。敌意和好客可以在片刻间转换。

我们在今天讨论陌生人，不仅是我们需要处理冷漠和自由、疏离和解放之间的关系，也是因为21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在经历一个更具体的趋势，即陌生人社会的进一步“陌生化”。

“陌生化”指20世纪末以来出现的几个趋势。

首先，陌生在日常生活中变得普遍而平常，陌生人和非陌生人之间的界限在淡化，“内外有别”不再那么重要，人们对陌生人的戒备和恐惧、好奇和关怀都变得稀薄，而“无感”是对陌生人的最大感受。

其次，让一些年轻人紧张的，不是怎么和陌生人打交道，而是怎么和熟人来往。人们刻意把关系维持在陌生或者准陌生的状态。而且，亲密关系也越来越容易陌生化。亲密的人突然成了不认识的人，少数年轻人甚至希望通过“断亲”来保护自己。

如果说，在经典的现代状态下人们意识到陌生人是跟自己有关的，在今天，人们感到认识的人和自己无关。到最后，“陌生化”也意味着自己成了陌生人。自己不能够认得自己究竟是谁，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当自己做出一个决定，甚至当自己爱上一个人、或者被一个人爱上的时候，自己不断地怀疑：我的决定、我的爱是真心的吗？“爱无能”是陌生化的一个后果。

“周末恐惧症”——周末看着时钟一秒一秒地走，巴不得快点到周一别人给自己布置任务才觉得踏实——是另一个自我陌生化的例子。自己不能够跟自己单独在一起。

在一个到处都是陌生人的社会，人们可能感到不安，也可能感到兴奋；而在一个“陌生化”的境地，弥散的是孤独和迷茫，是存在意义上的不安——不知道自己应该如何和世界、和自己相处。人们担心的不是一个陌生人突然来骗自己，而是怕自己会变成跟某一个陌生人一样，会突然爆发做出不可思议的事情。

反向共情

在今天的中国，人和人互相陌生化，不是因为觉得别人和自己太不一样，无法理解对方，而可能是相反的，觉得大家和自己太像了。既然大家都差不多，我们就失去了好奇心，没有兴趣去了解别人。

大家都一样，也就意味着彼此的利益考量相似，随时可能会有竞争和冲突。因为大家太像了，如果要打开对方，可能会暴露出自己的伤疤。因为大家都一样，对方的挣扎不值得特别同情，对方的成功也不值得特别庆祝，对方对事业的热情也值得怀疑。

一位建筑学院的博士生告诉我，她曾在美国交流，她特别用心地做了一个交通设计的作业项目，同学们见了都很兴奋，但是一名来自中国的同学说的第一句则是：“你怎么这么卷啊？”

这是一种共情：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但是这种共情，和我们平常所说的、形成深度理解的共情很不一样。

奈杰尔·拉波特（nigelrapport）强调“任何人”意识（任何人都可能会有这样的经历、“下次可能是我”）让人们超越自己所在的具体的生活世界，意识到人类的共通性。“这种不可还原的生命力量（forceoflife），通过超越任何将其还原或分类的尝试而体现出来……使我们能够超越政治范畴，承认我们的同一性。”

但是，“大家都一样”的想象也会导致陌生化。一个人感到孤独，可能是因为你找不到和你相似的人，但也可能是因为当你放眼望去，到处都是和你相似的人。生命的意义和归宿都已经被定义好了，大家都是对彼此的复制。无可言说，不需要言说。所以我称之为“反向共情”。

为什么共情有可能从“正向”变成“反向”？两者之间的一个重要差别可能是它们的出发点。正向共情的预设更可能是“人人不一样”：生活是多面向的，人是复杂的，每个人的经验，特别是此刻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正向共情从“人人不一样”出发，带着尊重和兴趣，在交流过程中发现彼此之间具体经验的重叠和类似。反向共情的起点是“人人都一样”，它甚至把人人都一样作为看见的前提：只看见一样的，不一样就意味着不正常，不应该出现在我的透明世界里，是屏蔽的对象。反向共情从“人人都一样”出发，看见了不一样就觉得是干扰，是异常，或者是对方在假装。

“反向共情”是一个人为建构的结果。“功利化假设”是其建构过程中的一个侧面。功利化假设并不意味着把彼此想象成竞争对手。它指人们应该按此预设去理解世界和处理人际关系。既然大家做事情都有各自的计算，所以最好不要多问，也不必多问。

功利化假设也是在提醒自己：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最能够带来真金白银的事情上，对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没必要去管。这和以己度人、由己及人不一样。以己度人和由己及人中的“己”是明确的，从确定的自我意识出发，假设别人和自己是一样的。而反向共情和功利化假设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自我意识作为出发点。它强调的是所有的人“应该”一样，要按照这个“应该”来设定自己怎么想和怎么做，不是以己推人，而是以人推己。

功利化假设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个自我保护机制。它把生活里那些情感上的复杂、细微、不能功利化的内容尽量剔除，世界从而变得简单而透明，思考因此快速而丝滑，单一的逻辑可以解释所有的事情。

建构反向共情的另一个机制是“去历史化”，即把自己生命中不体面的、不符合主流期待的、和眼前的利益追求没有关系的那些部分尽量切除。

何袜皮在和我们的对话中提到一个案例，一名父亲为了新的婚姻的美满杀死了自己两个未成年的孩子。这固然是一个极端得不能再极端的例外，但是也反映出具有普遍性的心态，即新的开始似乎必须以彻底埋葬过去为条件。和去历史化相联系的是去现实化。

精心呵护的“人设”、对照片甚至网络会议镜头的自动美化、网络小说中对“双洁”或者“双处”（主人公在心理和生理上都是处女或处男）的推崇，都是在给现实化妆，把自己变得没有历史，变得和别人期望的一样。

处女膜修复手术之所以残酷，不仅仅是因为它要掩盖过去，用生理手术把自己锁定在要对自己和对别人终生撒谎的死角，也不仅仅是因为它意味着向低俗力量下跪、出卖生命经验和尊严，而且因为这种切断、这样的去历史化和去现实化，让人真心实意地痛恨自己，诅咒曾经爱过甚至现在依然爱着的人，希望他们不要存在。自我的清洗漂白，把自己交给了魔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