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混沌少年时》热播，青少年中的厌女文化和男孩教育问题在全球范围内被热议。（视觉中国 图）
初中女生凯蒂在街头被捅身亡，打破了一座英格兰小镇的宁静。案发后八小时，警方就通过监控锁定了嫌疑人。警察们全副武装，破门而入，冲进二楼的卧室。他们用枪指着的，是一个清秀瘦小的13岁男孩杰米，他甚至被眼前的阵仗吓尿了裤子。“不是我做的！”杰米含着恐惧的泪水反复强调。
英剧《混沌少年时》（Adolescence）在这样强烈的预期违背中展开故事。四集剧集从案发逮捕、学校调查、心理问询、原生家庭四个视角展开对这起杀人事件的分析。随着剧情展开，杰米无辜外表下的真实性格逐渐暴露，不仅让受命调查他的女心理学家崩溃落泪，也令观众心悸不已。
杰米父亲的扮演者史蒂芬·格拉汉姆是本剧联合编剧。约两年半前，他看到一系列男孩杀害女孩的新闻后联系编剧杰克·索恩，共同创作了《混沌少年时》。2025年3月，这部剧集在Netflix上线，截至6月初，它已超过《怪奇物语4》（1.407亿）成为Netflix播放量排名第二的英语电视剧（1.412亿）。
青少年主观视角在《混沌少年时》里是缺失的。至始至终，观众都未真正走进杰米的内心世界，镜头中，杰米从未单独出现或与他的同龄人一同出现，观众只看到青少年们与身边成年人的交谈。也就是说，《混沌少年时》其实是一部从成年人的视角出发、反映成年人焦虑的剧集。
“我们是怎么生出那么乖的女儿？”“正如我们如何生出杰米一样。”
第四集里，杰米父亲情绪崩溃，女儿丽莎的懂事令他宽慰的同时也加重了他的疑问。杰米父母的这段对话重重地打在全球观众的心上，引人深思：在男孩的成长过程中，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掉队的男孩
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理查德·V.里夫斯（Richard V. Reeves）常年关注机会平等问题。他也是一个父亲，二十五年来，他一直都在为男孩和男人的境遇忧心忡忡。这份忧虑贯穿了他抚养三个儿子的全过程，也敦促他撰写了《掉队的男人》一书：“如今我对性别差距日益感到不安，不过或许并非以你们所期待的那种方式为之。我知道有越来越多的男孩和男人在校园、工作和家庭中苦苦挣扎。”
越来越多的西方研究者和媒体注意到了这个现象。2025年5月，有美国权威媒体发布了报道《这不仅是一种感觉：数据显示男孩和年轻男人正在掉队》，通过数据揭示了男性的教育成就、精神健康和就业率都在落后于他们的女性同龄人。
美国的数据显示，男孩在进入幼儿园时，无论在学业准备还是行为表现方面都落后于女孩。全美范围内，这种性别差距在各个教育阶段都存在。女孩在阅读测试中的得分普遍高于男孩，绩点（GPA）也更高，男孩则更可能被停学处分。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发现，这导致了男生（83%）的高中毕业率低于女生（89%）。
从1980年代起，高中毕业的女孩进入大学的概率就开始逐渐超过男孩。最新联邦数据显示，57%的高中毕业男生进入了大学，仅比1960年提高了3%；与此同时，高中毕业女生的大学录取率从38%上升到66%。
虽然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整体都在恶化，但男孩面临的挑战尤为值得注意。3-17岁男孩中，28%存在心理、情绪、行为或发育方面的问题，女孩的这一比例为23%；男孩被诊断患有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或自闭症的可能性大约是女孩的两倍，尽管专家提醒，女孩可能因症状表现不同而存在漏诊；皮尤的一项调查发现，尽管大多数青少年男孩（84%）表示自己至少有一位可以在情感上依靠的朋友，但这一比例仍低于女孩的95%。
另外，年轻男性的自杀率在快速上升。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显示，2023年15-24岁男性的自杀率为每十万人中21人，高于1968年的11人，年轻女性的自杀率为每十万人中5人，高于1968年的3人。
男性擅长的体力工作岗位在逐渐消失的同时，女性正在服务业导向的就业市场中获取优势。25-54岁的美国男性中，劳动参与率从1975年的94%降至89%。同年龄段的女性中，劳动参与率从1975年的55%上升至78%。尽管美国女性的收入仍然低于男性，但自2000年以来，她们的每周收入中位数已增长了19%，而男性同期仅增长了7%。《社会流动性和它的敌人》一书披露了2008年金融危机对英国男性工人造成了更大的打击：2008年之后的十年间，英国工人工资中位数整体都在下降，但男性的表现明显比女性差。
当今社会，受教育水平与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密切相关。《混沌少年时》的故事发生在西约克郡。约克郡位于英格兰北部，在工业革命时期曾是英国的重要工业中心。根据《社会流动性和它的敌人》所说，像约克郡这样的前工业中心在当代却是教育问题的“重灾区”之一。正如剧集所展现的，杰米所在的公立中学校纪松弛，老师对调皮捣蛋的学生束手无策，教学质量自然堪忧。
杰米的父亲是一名水管工个人承包商，按照英国社会的分层，杰米是一个工人阶级子弟。1972年-1976年，英国社会学家保罗·威利斯在英国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之一汉默镇跟踪调查了12名工人阶级出身的男校中学生，发现他们抵制权威和教条，厌恶勤奋、谦恭、尊敬等学校倡导的价值观，并因此鄙视和攻击那些“书呆子”好学生。他们还认为强壮英武是男子气概和优越性的证明，自恃优越于女孩和少数族裔。这些态度和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他们今后的人生。
不难发现，威利斯在民族志名作《学做工》中描述的这种英国白人工人阶级“反学校文化”，与《混沌少年时》中形塑杰米思想和行动的那些观念非常相似，而杰米的行凶体现了这种男性文化最糟糕的后果：暴力杀戮，锒铛入狱。从《混沌少年时》引发的强烈反响来看，人们越来越担忧男孩在社会化的过程中误入歧途——从孩提时代开始，男孩就被要求不断证明自己是“真正的男人”，对男子气概的苛求不仅导致了厌女言论和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也导致了某种“男孩危机”。
“我意识到男孩和男性的困境本质上是结构性的，而非个人性的；但人们却很少如此看待这个问题，”里夫斯在《掉队的男人》中写道，“男孩在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阶段落后，是因为构建教育体系的方式使之身处劣势。男人在劳动力市场苦苦挣扎，是因为经济体系转型不再需要传统的男性职位。父亲在角色上错位，是因为家庭供养者的文化角色已不再有实际意义。”
他得出结论：“男性困境并非源自群体心理崩溃，而是植根于深层次的结构性挑战。”
英剧《混沌少年时》中的父与子。（资料图）。
在中国，“男孩危机”是个真问题吗？
“我很清楚，如果我生的是一个女孩，我应该教给她什么样的方法，给她树立什么样的榜样，好让她成长为一个独立自由的女性，成为一个即便面对不平等的世界也能对自己和梦想充满信心的人。但男孩的话，就是另一回事了……”读到《当我生的是男孩》封底的这段话，朱潇感到深深的共鸣。这位四岁男孩的妈妈从未向家人透露过，自己内心其实更想生个女儿。
朱潇是一所重点大学的文科副教授，根据她对学生的观察，现在的大学男生是一个非常两极分化的群体，他们既有可能占据年级顶尖的位置，但倒数的差生里十之八九也会是男生。“所以其实我在怀孕的时候有很现实的考虑，我知道如果生一个女儿的话，你的挑战没有那么大。女孩你稍微托举一下，到中等偏上是不难的；但如果是一个男孩子，你要保证他心理健康然后又到TOP的很少。”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如今养育男孩比养育女孩更容易“爆雷”吗？哥本哈根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李萱长期研究父职、家长与孩子的互动关系和孩童与青少年发展问题，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如果仅用学业成就来定义“男孩危机”，那么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地区“男孩危机”其实没有那么严峻。从中国（含京、沪、苏、浙四省市及港澳台地区）15岁青少年参与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2018年的测评结果来看，虽然各个国家地区的15岁男生阅读能力都比女生差，但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男孩落后的幅度相对较小；以绝对分数来看，内地四省市以及港澳男生阅读能力超过了许多发达国家女孩的阅读能力。
李萱援引纽约城市大学的一项研究来说明，“重文轻武”的文化背景甚至能对成长环境远在亚洲本土千里之外的亚裔移民家庭的男孩产生一定影响。该研究的作者Amy Hsin教授发现，与美国白人男孩从小学入学伊始便落后于女孩的情况不同，亚裔男孩与女孩的学业表现差距直到青春期才开始显现。而对于这些青春期的亚裔男孩，他们相对亚裔女孩的教育劣势在强调体育文化的学校里更加明显。“我一直觉得那个研究特别有趣：既然有如此巨大的跨文化差异，那么‘男孩危机’不是天生就有的，它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环境和同辈压力造成的。”她说。
另一方面，中国女孩的教育优势也没有公共舆论场内流传得那么大。2024年，《每日人物》在一篇题为《连续14年超过男性，为什么考上大学的女性越来越多？》的报道中梳理了顶尖高校的招生数据，发现在中国C9联盟高校中，女生的平均占比仅为30%左右，2019年-2023年，占比还有所下滑。博士阶段的女性人数也有明显减少。
完全用分数说话、在理论上性别公平的高考制度为何会造成一流大学“男多女少”的状况，是近期一项中德联合研究的课题。研究结果显示，即使学业成绩相同，女生申请顶级名校的比例远低于男性同龄人。19%的男生会申请顶级名校，而女生中这一比例仅为11%。这个差异也反映在了录取率上：13%的男生和7%的女生被顶级名校录取。
研究发现，这一差距并非源于学术能力、冒险倾向、自信心或竞争力的差异，而主要是由于女生更倾向于选择离家近、以教育类专业见长的大学，而非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或其他高回报学科见长的大学。
“男性和女性申请者的唯一显著差异来自他们感受到的父母期待和性别刻板印象。”研究者写道。
观察学生毕业后的出路，朱潇又觉得，某种“男孩危机”虽然存在，但被男性享受的结构性优势掩盖掉了。每年毕业答辩，她和同事都会为几个“吊车尾”的男生捏一把汗，但一问毕业去向，发现还真的被不错的企业录用了。女生则需要取得更好的成绩才能进同等水平的企业。
在注意到男生普遍自信程度很高，“不会有一点点不配得感”的同时，朱潇也为女生普遍的求稳心态感到惋惜，“从做老师的角度，我会觉得她们能力很强了，完全可以去设定一个更高的目标。但女生会更倾向于找体制内的工作，觉得考了教师编、公务员编就很理想了”。
小学男生正在进行足球训练。文图无关。（视觉中国 图）
“像个男人”的压力
刘畅和丈夫自认是有很强性别平等意识的家长，从一开始就打定主意要在培养儿子的过程中规避“男孩应该怎样”的教条主义。他们从来没有在家里主动给儿子放过奥特曼或其他超级英雄的影视剧，会向儿子强调不是所有女性都有辫子、都喜欢粉色。不承想儿子长到五岁，“从小时候喜欢车，到现在喜欢奥特曼，完全符合我们对于‘直男’的想象，每个阶段恰好都长在那个点上”。
身为一名社科学者，她很清楚儿子的变化是一种“社会建构”：他对“男孩”这一性别角色的认知，更多来自他与周围人的互动和社会文化的影响而非天性，比如刘畅的父母带孙子出去玩时，会更倾向于引导他注意路上的汽车和工地上的各种机械设施；儿子幼儿园里的男孩大多是奥特曼的忠实粉丝，让他也渐渐对各个奥特曼的人物关系和必杀技如数家珍。
对女性主义有越来越强的认同感后，青年政治学者王智涵愈发敏锐地识别出生活中的性别歧视现象。毕业多年后他回忆起，在中学时代，“大家印象中，团支书应该是个女生——女生要被分配那种更加细致的日常性工作——班长或学生会会长应该是个男生，副会长可以是个女生。这在无形之间促成了一种刻板印象。”
李萱与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博士后、发展心理学者杨芮合作研究中国社会养育男孩的方法和理念变化，她们发现，中国社会的特殊之处在于学校往往是比家庭更重要的，形塑青少年性别差异概念的场所。杨芮曾在一项长期研究中分别在同一群青少年10岁和15岁时问了他们同一个问题：你在哪里看到过男孩和女孩被区别对待？15岁的孩子几乎无一例外地回答，在学校。
性别角色分工的概念其实从学校就开始了。“老师会有无意识偏见，把更多男生放在领导者的位置上，让他们参与更多所谓的实质性核心事务，女生往往成为被照顾的装点性角色，”李萱说，“我们当时看思想品德课的教材，女性角色都不在公共空间里出现，见义勇为的、维护国家安全的角色都是男性。”
近年来，中文媒体出现的关于“男孩危机”的讨论大多关注的不是“男孩掉队”，而是男孩的“女性化”。2021年，针对有全国政协委员提出《关于防止男性青少年女性化的提案》，教育部官网回应称，将加强体育教育，更多注重学生“阳刚之气”的培养。
虽然教育部强调倡导的“阳刚之气”没有男女之分，而是指向“养成良好锻炼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锤炼坚强意志，培养合作精神”，但某种男性气概焦虑确实长期存在于中国社会的思想潜流中。香港大学中文学院教授宋耕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代中国社会的男性气概与男性形象日益多元化，除了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崇尚的“文弱书生”依然构成中国理想男性的精神底色之外，当代中国男性气概还受到商业文化、西方和日韩流行文化的影响。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社会的男性气概焦虑正是源于这种多元化。
博士期间，杨芮在南京参与了一项长期研究，研究者们分别于2006年和2016年采访了同一批南京家长。杨芮注意到，2006年妈妈们对男孩和女孩的期待没有太大区别，都把“独立自主”作为最重要目标，到了2016年杨芮自己发起访谈时，养育目标出现了明显的性别分化，男孩的妈妈开始强调男孩应该有领导力、能支配他人、身体强壮，有位妈妈明确告诉她，男孩子不会打球是不行的。“从培养‘文弱书生’（fragile scholar）到培养‘美国队长’”——她把这个结论写进了博士毕业论文。
男孩养育理念的刻板化让杨芮感到忧虑。在她看来，青少年男孩和女孩在校园环境受到的区别对待固然在某些方面有利于男孩，但也在很多情况下令他们感到委屈、受伤和不忿，而这个问题很少得到关注。杨芮在访谈中发现，老师往往会当众指责 男生，指派男生干更重更累的活，默许女生打男生却不允许男生回击。另外，男生并不都情愿承担领导者的重任。
从功利的角度来说，中国教育工作者和家长日益推崇培养和强化的“阳刚之气”，对男孩的学业成绩而言弊大于利。《应用发展心理学学刊》（Journal of Applie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在2025年刊登了一篇论文，作者们考察了中美两国七年级学生对霸权式男性气概规范的认同程度与他们在八年级时的学业投入和学业表现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无论何种性别或国籍，越是高度认同霸权式男性规范的学生，其学业表现越差。
霸权式男性气概鼓励压抑情感脆弱、回避寻求帮助，并过度追求身体强壮以维持在社会等级中的主导地位。这种男性气概主导了西方社会对理想男性的定义，而它具有某种轻视情感和反智的色彩。哈里王子在自传《替补》中回忆起父亲查尔斯三世在9岁时被送到高登斯顿学校读书，承认在那里受到霸凌——最容易被欺负的男孩往往有创造力、敏感、书生气十足。
《混沌少年时》的男主人公杰米。（资料图）
社交媒体的威胁
看完《混沌少年时》，杭州英特外国语学校校长龚姚东要求学校里全体中层干部都抽空去看看。他认为，这部剧集填补了国内教育话题的空白，即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现在青少年使用手机的频率和刷屏的时间变长，但教育界缺少及时的讨论、介入，甚至是提案。十年来，每一年的两会都会看到很多教育相关提案，但是很少看到代表和委员们针对青少年不当使用社交软件提出有洞见的提案或建议。”
龚姚东所在的学校有手机禁令，但他也知道个别学生会在老师看不到的角落偷偷使用手机。孩子们的网络空间经常屏蔽家长和老师，他们在社交媒体发布一些影射同学的言语，班里同学又在留言区选边站队，很容易造成心里隔阂甚至严重的矛盾。龚姚东曾处理过这样一起学生纠纷：两名女生原本是好朋友，但因为社交媒体上的风言风语，误会升级为友谊破裂，甚至大打出手，最后二人均以退学收场。
他深刻地感觉到，现在的孩子“心思藏得很深”，思想的复杂程度远超21世纪初他刚刚成为一名中学教师时接触到的孩子。“那时候很容易看到一个孩子的底，现在的孩子你是看不到底的，他们的过于早熟是被互联网上的信息催化的，这是值得整个教育界去反思的。”
《混沌少年时》聚焦在“有毒男性气质”和厌女网络社群“男性圈”（manosphere）对青少年心智造成的毁灭性影响，这也是英国女性主义作家、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荣誉研究员劳拉·贝茨（Laura Bates）近年来研究的课题。贝茨走访了英国数百所学校，注意到大量年轻男性正在被网络上的极端厌女分子接触并激进化，却少有人关注。在《隐秘的角落》一书中，贝茨卧底网络社区，通过大量访谈、真实案例和翔实数据，揭示了性别刻板印象如何污染公共话语。
贝茨也看了《混沌少年时》，她虽然赞赏这部剧集很好地剖析了男孩所承受的社会压力、网络极端主义与激进化的危险，以及父母在保护孩子免受这些伤害时所面临的无力与困境，但她也对其缺陷直言不讳：
“这部剧在描绘年轻人与‘男性圈’之间关系时不太真实。比如，孩子们并不会真的用‘男性圈的召唤’（call-out from the manosphere）这种说法，也不会彼此深入引用非自愿独身者（incel）的意识形态。他们更有可能是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接触到极端的厌女内容，但未必会直接使用incel这样的术语。剧中还呈现了女孩用‘incel’来嘲讽男孩的情节，并将此作为谋杀发生前的‘激化’事件，这同样不够真实。看到这一点令人不快，因为它（讽刺地）呼应了典型的incel论调：男孩是被‘厌男’情绪‘逼迫’走上暴力之路的，现实并非如此。”
贝茨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相关研究已经反驳了“男孩掉队”“工人阶级白人男性失去工作机会和话语权”这类通常被用来解释男性保守主义思潮兴起的叙事（最近的一项研究是2022年《英国男孩状况报告》）。在她看来，把各种背景的男性——包括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男性——推向极端厌女主义的最重要因素并非男性被边缘化，而是算法的压倒性力量。这些算法被有意设计为优先推送越来越极端的内容，而非高质量或有实际关联性的内容。“看看安德鲁·泰特（Andrew Tate）在TikTok上的内容单是浏览量就超过了110亿次，我们就能更清晰地看出这种内容传播背后的真正驱动力所在。”
“社会中真正享有特权的是女性，所有的好处都给到了她们，男性才是受害者。”——安德鲁·泰特或许在中国鲜为人知，但以他为代表的这种男性论调在中文互联网内也并非罕见。作家荞麦长期活跃在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据她观察，性别观念的快速变化的确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男性（特别是年轻男性）的失落感和被剥夺感：“这一代年轻人十多岁的时候，男性还是被看重的性别，男孩是在一种被重视的感觉下成长起来的。当时的社会隐约向他们允诺了一些东西，但等他们长大之后，我们的社会发生了剧烈变化，他们小时候感受的世界和长大后的世界有了很大的区别。他们可能会觉得是女性主义动摇了他们主角的位置，却很少想到，这个位置并不是一个应得的允诺。”
对于“男性身份认同危机”的问题，媒体人孟常思考了很多年，并在旅居欧洲的经历中形成了自己的观点：“中国的男子气概本质上是你要成为一个很受尊重的养家者，是你要在金字塔的竞争序列中占据一个更上面的位置，它本质上还是一个温饱的逻辑，有很强的前现代社会文化烙印。在欧美社会，们不再生活在温饱逻辑下，那么男性的吸引力就来自性魅力、克里斯玛（注：某种个人魅力）——为什么体育运动这么流行？它也是一种克里斯玛的体现。无论在意大利、荷兰，还是英国、美国，男性的挣扎其实是你没有性吸引力、不够有趣、不够酷。”
“《混沌少年时》给我们展现的这些问题——无论是有毒男性气质、性别教育还是网络厌女文化——只是告诉了我们一件事：我们跨过了‘现代社会’这条河，解决了社会资源短缺和社会权利不公的问题，但迈向下一个阶段仍然有新的烦恼。”他说。
在德国一所学校中，男孩坐在花园的长椅上看着智能手机。（视觉中国 图）
社交媒体禁令有用吗？
无论如何，各色各样的偏见、刻板印象和偏激观点如今都有可能被互联网扭曲和放大，推送到身心皆不成熟的青少年面前。在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看来，这已经造成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他在《焦虑的一代》中提出一个核心论点：1995年以后出生的孩子经历了“玩耍式童年”向“手机式童年”的转变，他们是在现实世界被过度保护、在虚拟世界却保护不足的“焦虑一代”。当他们的社交生活大规模转移到线上，社交媒体会干扰他们的社交、情感和认知发展，导致青少年心理健康和学业表现持续恶化。
海特呼吁保护性法律的出台，明确要求科技公司区别对待未成年和成年用户，把用户的最低注册年龄设定为16岁。2024年秋，澳大利亚通过了一项史无前例的全国性法律，要求社交媒体平台（包括TikTok、Facebook、Snapchat、Reddit、X和Instagram）禁止16岁以下的用户使用。新西兰也正在起草类似的法案。目前，在英国合法使用社交媒体平台的最低年龄是13岁，《卫报》的民意调查显示，3/4英国公众支持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
从家长、教育工作者到学者、媒体人，所有与南方周末记者就这一问题交换过看法的人都认为社交媒体禁令治标不治本。杨芮认为，我们首先需要认识到青少年为何会被社交媒体吸引。任何成瘾行为——即使它有伤害性——都源自镇痛的需求。“你在什么地方可以得到尊重和喜欢，就会去往什么地方，这是一个永恒的定律。如果关闭线上空间，孩子在日常生活中是否能得到社交和尊重？从这个角度去想，我们更容易理解为什么很多孩子会投向社交媒体。”
在她看来，与简单粗暴地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相比，更重要的是学校、家长与社会需要共同努力，尝试培养青少年对网络有毒信息的免疫力。
虽然对社交媒体有所担忧，但龚姚东对他的学生在校八小时的时间里不会产生很强的手机饥渴颇有信心，因为他们的时间和注意力被各种各样的信息和活动占据。英特是一所以外语教学为特长的六年一贯制民办中学，约85%的学生在初中毕业后直接升入高中部。较低的中考压力意味着学校能够得到家长和学生的支持，在常规教学活动以外开展各种创新性教学实践，包括选修课、项目制学习和社团活动。外语节、科技节、运动会等全校师生参与的大型活动几乎每月不断。学校为学生创造了各种机会，与同龄人和校友互动交流。
龚姚东相信这些互动的积极意义，让孩子未来“走进高校、走上社会，天然就有更强的应变能力和沟通能力”。他曾以浙江省教育评估院副院长的身份走访过全省三四百所学校，深知这样的举措是一种“奢侈”。“我们的基础教育以学业分数为最直接的目标，学生们彼此交流得少，被认为有助于提升学习效率。学生往往被鼓励只跟书本、跟老师打交道，不要跟同伴打交道。”
李萱认为，虽然我们的社会非常强调保护青少年，但对青少年的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缺乏实质性、系统性的关注。社会情感能力，是指个体识别和管理自身情绪、理解他人情绪并建立健康人际关系的能力，这是任何一个身心健康、能参与社会生活的人都必须具备的能力。在这一方面，丹麦是一个值得借鉴的榜样。她注意到，小自幼儿园，大至大学，在每个教育阶段，培养孩子与同伴的相处能力都是教学目标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她所在的哥本哈根大学，即使是大课上，学生之间的成对、成组深入讨论都是常见且深受学生喜爱的教学活动；对于必修基础课，学生还常常会被分派到不同的学习小组，以便他们课后能找到共同学习的组织。
海特和贝茨都相信，学校为青少年的线下社交创造有利条件对他们益处多多。海特不仅建议建立“零手机校园”，即学生在整个在校时间都禁止使用手机，而且建议增加课间休息时间，每天早上提前半小时打开校门允许学生去操场自由玩耍，每周至少抽一天给学生提供一个全开放、混龄的玩耍空间。他援引一位采取了上述措施并获得良好效果的美国小学老师的观点指出，“自由自在的玩耍有助于应对，甚至可以说直接解决了孩子们的诸多问题和需求，比如交友技能的提高、同情心的培养、情绪的管理和为人处世等。”
贝茨进一步认为，开辟更多线下空间促进青少年与异性同龄人的交往，是培养青少年健全人格、抵御互联网有毒信息的关键：“很明显，我们的社会必须整体性地采取措施，比如加大对心理健康支持与服务的投入，以及为年轻人提供线下空间，例如青少年活动中心和体育俱乐部，让他们有地方可以感受到归属感、伙伴情谊、社群联结与自我价值的肯定。”
线下社交对青少年益处良多。（视觉中国 图）
更好地养育下一代男孩和女孩
教育是孟常近年来非常感兴趣的话题。今年他在上海住了几个月，近距离观察了外甥在某重点公立小学上学的情况。他还组建了一个“教育群”，每天与群里的家长和教育工作者交流。外甥有一天放学回家告诉孟常，他被五十岁左右的男性班主任训斥，“怎么跟女孩子一样”。他还曾听群里一位家长谈起自己去学校与老师交涉的经历，那位老师在班里发表厌女言论，要求学生“别成为不男不女的”。
每一个中国孩子或许都会在生活中的某个瞬间懵懵懂懂地接触到此类言论。在孟常看来，希望践行更先进教育理念的家长在培养具有平等意识和思辨能力的孩子的过程中，需要认识到社会的平均观念水位与他们的价值观是有差距的。家长或许控制不了学校里讲了什么、互联网上流传着怎样的信息，但家长能做的，是为孩子提供更多元的观点，对冲和稀释孩子在家庭外接收到的种种偏见、刻板印象和偏激观点。
朱潇时常看到有家长在管不住孩子的时候就拿出手机给孩子放动画片，但她的个人原则是不让孩子在那幺小的年纪接触手机。她会跟儿子说，在手机上看动画一点都不好看，不如等到晚上在电视上看。儿子早慧，三岁多开始识字，满四岁就能够独立阅读绘本。在母亲潜移默化的影响下，阅读成为了他最大的兴趣，甚至会因为看书不想睡觉。朱潇给儿子制定了晚上十点到十点半熄灯的规则，儿子睡不着时会要求她哄睡，在黑暗中讲自己编的故事。朱潇笑道，她会把这些现编的故事录下来，将来有时间了，就整理成一本儿童文学去出版。她相信，这些方法比直接禁止孩子使用电子产品更好。
她很注意引导儿子表达自己的情绪、理解他人的情绪，认为这是防止男孩掉入“有毒男性气质”陷阱的关键之一：“表达爱意、讲出心里话是男女都应该具备的能力，但男性在这方面得到的引导很少。”儿子如今特别喜欢说“妈妈我爱你”，很会表达自己的感受，令她欣慰。
荞麦在2024年出版的非虚构作品《无尽与有限：36岁当妈妈》中记录了自己如何实践“去性别化”的育儿方式，包括刻意保护儿子的敏感特质（包括允许哭泣、接纳不爱打斗），反对用“男子汉”标签压抑其情感需求；允许儿子按照自己的心愿留长发；质疑“有担当”等词汇隐含的男性赋权逻辑，主张用平等的语言描述所有性别的责任等。
儿子如今已八岁，虽然已剪短了头发，但依然会因为长相清秀被人误认为是女孩。荞麦得知，儿子在学校里不太热衷于和同学打成一片。她虽然有些担心儿子的社交过于单一，但又觉得儿子用“温柔”来形容自己最好的朋友很有意思。“他这么说的时候，（讲述的）是一个不一般的小男孩形象。他喜欢温柔的人，而不是说这个人‘很厉害’。”
荞麦注意到，夸赞女孩厉害、吐槽男孩不行成为了她周围带娃朋友的通行话语。她一方面隐隐担心这种很进步、很女性赋权的话语可能会从另一个角度加深“女性应该更加完美”的刻板要求，加剧女孩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的压力；另一方面，她又觉得这样也不错。“你们男孩真不行，女孩多厉害——这个话语的流行未必不是好事。男孩如果从小知道自己有些地方确实做得不够好，长大了可能不会有那么大的失落感。当我们说‘男孩危机’的时候，我们还是把男孩放在主体位置上，认为他受到了挑战。那女孩难道不是一直在危机中吗？我觉得现在‘打压’一下男孩也挺好的，我实际上希望他们变得更温和一点，从男子气概的期待中解脱出来。”
王智涵身上有很多不符合“中国直男刻板印象”的东西。他留过很长一段时间长发，注重穿搭，以织毛衣为乐趣，关心性别平等问题，习惯于认真严肃地聆听或讨论情感话题。在高中时，他曾因为从来不打篮球而被其他男生视为怪胎排挤。回望过去，那些“成长的烦恼”已随着时间消散，留下的，是他对“何为真正男人”的坚定信念：“你只要相信自己这么做是没问题的，你就不会有特别强的男性危机。作为一个男人，意味着从不怀疑自己；但作为一个女人则意味着无时无刻不怀疑自己。”
他觉得，这个心理暗示固然是“男性的便利”，但如果一个人能够以这种勇气去对抗结构性不平等问题，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去捍卫那些弱势群体和被侵害权利的人，就不失为一种“好东西”。这也是他希望教会他未来的孩子——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的一点。
“坚持自我的勇气是所有人都值得拥有的美德。我不会说‘你是个男孩，所以你要勇敢’，而是说你要勇敢地去面对这些问题。当你去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就是一个好人，就是一个善良的人。善良的人是光明的，善良的人会得到回报。”他说。
（应受访者要求，朱潇为化名。）
南方周末记者 林子人
责编 李慕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