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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2月22日，上海公共租界内的大光明影戏院正如往常一样开放迎接观众，当天放映的是一部新近上映的美国电影《不怕死》。
上海被誉为中国电影事业的发源地，早在电影刚刚诞生的1896年，上海就开始放映“西洋影戏”。这座城市，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吸引了大量西方电影进入中国市场。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初，上海却掀起了一场轰动全国的风波，起因竟是一部来自西方的电影。
1930年2月21日，美国派拉蒙公司的滑稽大片《不怕死》在上海的大光明和光陆两家影戏院上映。各大报刊纷纷以显著版面大肆称赞，形容其为“胜过一切高水准的滑稽巨片”，表扬其中的笑料丰富，堪称无可挑剔。影片的主演哈罗德·劳埃德被中国观众亲切地称为“罗克”，此前他的多部无声片在中国上映都颇受欢迎。
然而，《不怕死》却引起了一股强烈的反感浪潮，其中的中国形象被丑化为猥琐不堪，女性裹小脚，男性吸食鸦片。更为引人注目的是，电影中频繁出现哈罗德饰演的植物学家戏弄一名华人老头的侮辱性情节，明显污损了华人形象。
正当影片即将放映时，一名年约35岁的男子突然登上舞台，声情并茂地向观众抨击了这部影片中的侮辱中国情节，并号召抵制。观众们闻言纷纷涌向票房要求退票，导致影戏院经理大为恼怒，将该男子拖入办公室，并报告租界巡捕房。经过将近3小时的讯问，巡捕最终释放了这位男子，然而，他们并未意识到，一场更大的风暴即将爆发。
第二天，《不怕死》上映的第一天，就有35位观众联名向《民国日报》投诉，表示“血几乎沸腾”，并警告如果不停止放映这部影片，中国人也有不怕死的决心。这一事件的爆发令社会舆论一边倒支持，包括外资经营的《字林西报》也认为这是中国进口影片中最糟糕的一部，任何看过该片的中国人都会被激怒。
洪深，一位复旦大学教授和剧作家，也受邀前往大光明观看《不怕死》。面对影片中的丑陋画面，他怒不可遏，认为这部影片对中国人民的侮辱无法容忍，随即离开戏院。但他心情依然愤怒，返回后又前往大光明，发表了一场激情澎湃的演讲，谴责影片中的侮辱情节，并号召观众抵制。在他的号召下，观众纷纷离座，有300多人要求退票，并前往经理室交涉。
这一事件愈演愈烈，最终导致了一场冲突，洪深与英国籍经理茹尔斯在戏院内发生激烈的争斗。戏院立即报警，巡捕将洪深押至老闸捕房，要求他向戏院经理道歉。然而，洪深坚决拒绝，并表示将起诉戏院和捕房。在外面，众多市民聚集在捕房外，声援洪深。最终，面对舆论压力，捕房在晚上8时30分释放了洪深。
此后，洪深委托律师向上海临时法院提起诉讼，指控大光明影戏院“公然侮辱妨碍自由，传述虚伪诈财惑众”。他还在《民国日报》上发表文章，阐述事件真相，声言中国人不能容忍这种侮辱和诬蔑。许多戏剧团体和组织也纷纷表态支持洪深，要求禁映辱华影片。
面对压力，光陆戏院首先承认错误，停映了该片并登报道歉。大光明戏院则直到10月15日才承认片中有侮辱性情节，被电检会罚款5000元，并同意接受国民政府的检查。洪深和大光明影戏院也达成了庭外和解
，结束了长时间的法律纠纷。这场轰动一时的“不怕死”事件在中国人的胜利宣告下落下帷幕。
令人有趣的是，正是由于这场事件，大光明影戏院遭受了沉重的打击，生意急剧下滑，最终于1931年9月30日宣告停业。然后，被誉为“华南影戏大王”的美籍华人卢根与美国资本联手收购了这家影戏院，并在原址上兴建了一座新的电影院，即今天的大光明电影院。这座新电影院的设计师正是享誉世界的建筑大师邬达克。
对于“不怕死”事件，当时的上海社会舆论一边倒支持中国人的抵制行动，国民政府也积极参与，迅速采取行动。在事件爆发当日，上海市电影监察委员会下令停止放映《不怕死》并禁止刊登影片广告，各影院也纷纷响应禁令。海关开始加强对该片拷贝的查验，外交部则与美国政府展开交涉。一场声势浩大的抵制辱华电影的民族主义运动迅速兴起。
在多方的压力下，哈罗德·劳埃德终于向中国观众道歉，承认完全无意侮辱中国民族尊严，最终影片得以解禁。然而，尽管哈罗德·劳埃德是一位备受尊敬的喜剧演员，曾获得奥斯卡荣誉奖，但自从出演了《不怕死》，他在中国市场失去了观众的喜爱，名声一落千丈。
总而言之，“不怕死”事件是中国电影史上的一段重要历史，它展示了中国观众坚定的民族自尊心和对外来影片中侮辱性情节的敏感反应。同时，这场事件也反映出国民政府积极维护国家尊严的决心，以及上海作为电影发源地的历史地位。最终，这场事件不仅导致了影片的禁映，还深刻影响了上海电影产业的发展和大光明影戏院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