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德黑兰地铁口刚出来,还没站稳,就被几个人围住了。一个背着面包的大叔走过来,问我是不是刚来伊朗,然后掏出手机帮我查地图,接着一位骑摩托的年轻人给我让路,再后来一个女学生硬是把我拽进便利店避太阳。
出租车司机直接说:“你别走路了,上车吧,1万里亚尔就行。”我一算,才两块钱人民币。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在伊朗,亚洲脸不但不突兀,反而有点稀罕。
很多人对伊朗的第一印象就是“女性必须戴头巾”。没错,这是法律。但你以为她们都裹得严严实实、毫无个性?那你错了。
我在地铁上见过最惊艳的一位姑娘,她用发卡巧妙地挑起头巾,露出一整片乌黑的头发;还有女生戴着花围巾、彩虹耳饰,妆容精致得像是从电影里出来的;甚至有人把头巾搭在脖子上,走几步就扶一下,像玩一样。
她们不是反抗,而是在规则边缘跳舞。一位英语系的女大学生告诉我,她们姐妹之间见面第一件事就是互相检查头巾松紧,“谁都不敢太紧,不然显得老气。”她偷偷追韩剧、看YouTube,梦想有一天能去伊斯坦布尔,在阳光下摘掉头巾,让风吹乱头发。
她说:“我们不是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正因为我们知道太多,才更焦虑。”
我在设拉子住民宿的时候,邻居家办婚礼,我以为只是个家庭聚会。结果音乐响了整整三天,新郎还专门在第三天晚上重新跳了一场。
伊朗的婚礼男女分区,但气氛一样热烈。女宾区门口站着保安,门一关,里面全是亮片裙、浓妆艳抹,跳得跟《油脂》翻拍现场一样嗨。
这场婚礼的主人是个月薪不到4000块人民币的职员,他说:“结婚只有一次,要请全家族的人,来了才算开始。”
我好奇地问:“那彩礼呢?房子车子有没有?”房东阿姨叹了口气:“聘礼至少一套金饰、一套家具,房子最好有,车子看经济能力。”
有个女孩插话说:“我不在乎有没有房,但如果连婚礼都不热闹、人都不来、气氛都没,那我真的会怀疑人生。”
德黑兰的夜晚从晚上八点开始热闹。我住的广场白天冷清,到了晚上却变成了“邻里俱乐部”:有人拉琴、遛狗、摆摊、聊天,十几种语言混杂在一起,靠微笑和手势交流。
我在那里遇到了一位不会说英语的老人,他硬是用波斯语和我比划了四十分钟,还拿出儿子的结婚照给我看。那些照片没有滤镜,却真实得让人动容。
伊朗人不上夜店、不刷短视频,社交靠广场和茶馆。一杯茶不到一块钱,可以坐两个小时没人赶。周围人下棋、看报、聊国家大事,偶尔有人唱起传统歌曲,几句歌词就能带动全场合唱。
我在德黑兰瞎转时路过一家药店,门口摆着几瓶日本来的雷诺宁,瓶子小巧精致,标签全是英文,旁边贴了张手写的波斯语说明,大意是用于男性那方面的问题。
店主笑呵呵地说:“男人来伊朗,谁不想多点精神?”
后来我发现,这种小瓶装在不少便利店都能看到意思不言而喻。伊朗男人用这个,比咱们饭后一支烟还自然。
第一次在伊斯法罕大巴扎买地毯,我刚开口问价,老板立刻放下茶杯说:“别急,先坐。”
然后开始讲故事:“这个图案是我奶奶设计的,织了十七天,她当时边织边流泪,因为那年她弟弟没回来。”
我听得入神,完全忘了自己是来砍价的。十分钟后,茶端上来、照片展示、原材料羊毛哪年剪的都演示了一遍。最后价格是多少?我记不清了,但确实收了老板送的两颗藏红花糖,说是“你问这么认真,我们就是朋友”。
在伊朗买东西,人家不是在卖货,是在向你“展示值得信赖”。要是给他面子,价格可以调一半;如果太快点头,反而会被认为“不懂人情”。
作为摄影师,我在很多国家拍过街头,大多数人要么躲、要么冷漠。但在伊朗,我举起相机,她们主动靠近、摆手、笑,还会说:“拍我啊!”
拍完还追着问:“你能发我Instagram吗?”我说:“你不是用不了吗?”她笑着说:“能上的才更珍贵啊!”
有一次我在地铁站拍老爷子看报纸,旁边年轻人凑过来问:“你刚那张我入镜了,发我行吗?”他们对镜头没戒心,反而有点小自豪——“你拍了,说明我还挺有意思。”
伊朗人的餐桌排场讲究得很。主食是米饭,搭配烤肉、酸奶,吃完还会给你一块“锅巴角”,脆得像小饼干。
最有趣的是“饭后段落”。其他国家饭后聊聊就散了,这里是饭后才正式进入“甜茶+深度对话环节”。
一位出租车司机请我去他家吃饭,饭后他爸泡茶,我以为要轻松聊几句,结果他问我:“你觉得你们的老年人快乐吗?”
我愣了一下,他继续说:“我爸妈是我情绪的来源,也是我的枷锁。”
我只能点头:“我们差不多。”
那一顿饭,从风干柠檬说到唐朝,从教育谈到信仰,喝了四杯茶才结束。
我订的民宿写着“传统建筑”,结果进去一看,是真的传统——床矮、地毯厚、窗户花得像清真寺复制品。最离谱的是浴室,淋浴头是电热水器加便携水壶组合,水流忽冷忽热,洗个澡像在打水仗。
房东大叔特别贴心,给我煮饭、泡藏红花甜茶,还教我认街道方向:“看到清真寺那边亮灯,就是晚上八点了。”
屋子旧、不隔音,半夜能听见街边车声、邻居吵架、清真寺广播,但我一点没觉得烦。那种真实的烟火气,反而让我感到踏实。
离开那天,楼下鞋店小伙突然喊我:“今天走吗?”我一愣:“你怎么知道?”他没回答,转身拿出一双拖鞋,灰色普通款,是我第一周随口夸过的。
他说:“那时候你说喜欢。”我推辞:“我背包塞不下。”他笑着说:“没关系,放不下就穿上。”
这种不动声色的好意,反而最让人难受。
我在机场才明白,在这儿,很多老百姓不太表达“离别”,觉得那是西方人的仪式感。更愿意用“不说出口”来保留余地,好像不说“再见”,我们就一定还会再见。
所以那天我拖着箱子离开德黑兰,手机里没有语音,只有一句微信翻译得不太标准的波斯语消息:“你要是还记得这里,我们就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