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节临近，儿媳出1万请我旅游当天却反悔了，儿媳：你自己去吧

＂妈，您收拾行李了吗？这次旅游我和姐妹们商量好了，给您一万块，您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儿媳小芳笑着说，手里晃着一个信封。

＂旅游的事儿啊，我看就算了吧，你自己去吧。＂我低头摆弄着手中的毛线，轻声回应，手上的动作却没停。

1984年，我和老伴从农村搬到县城，跟着儿子一家住进了砖混结构的二层小楼。

那时候能住上楼房的人不多，一个院子里七八户人家共用一个大铁门，出门要拿钥匙，回来要敲门，楼上楼下都能听见那＂咚咚咚＂的声音。

老伴说这是儿子有本事，我却总觉得是命好，生了个争气的儿子。

要说起儿子李明，那可是我们村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娃，上的还是省城的重点大学，那年全村人都来我家喝喜酒，连生产队的拖拉机都开来放鞭炮，热闹得像过年。

毕业后，儿子被分到县里的国营纺织厂当了技术员，在那会儿那可是铁饭碗，一月工资四十多块，比我和他爹种一年地挣的都多。

儿媳小芳是县城供销社的售货员，八十年代初，在柜台后面穿着蓝色制服的姑娘，可是城里人眼中的＂香饽饽＂。

他们是通过同事介绍认识的，那时儿子已经当上了车间副主任，厂里分了两间筒子楼的房子，虽说是共用厨房卫生间，但在当时也算是条件不错了。

结婚那天，我和老伴从村里赶来，看着穿着崭新的确良衬衫、的确良裤子的儿子，站在身着红色花布旗袍的儿媳身边，心里别提多自豪了。

小芳虽说城里姑娘，但勤快能干，对我们老两口也算孝顺，每次我们从乡下来，她总会张罗着煮上一锅肉丝面，那香味能飘满整个楼道。

村里的老姐妹们没少在我面前夸：＂李大姐，你儿媳妇可真懂事，瞧人家那手艺，做的饭菜比供销社食堂的还香！＂

搬进城里那阵子是儿子非要接我们进城住的，他们家添了小军，小两口都上班，没人照看孩子。

＂妈，您和爸就别种地了，城里生活方便，我们也好照顾您二老。＂儿子拍着我粗糙的手说，我心里暖和着呢。

那时农村正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我和老伴的一亩三分地交给了弟弟家打理，自己拎着编织袋进了城。

袋子里装的不多，几件换洗衣服，一对粗瓷碗，还有我心爱的那只搪瓷缸子，是结婚时老伴给我的，用了几十年，边缘都磕出了豁口，却舍不得丢。

搬进城里那阵子，习惯了农村生活的我总觉得浑身不自在。

清晨四五点就醒了，听不到鸡叫和牛哞，想去院子里劳作，才发现城里哪有什么院子，只有楼下几棵歪脖子树和一片晾衣绳。

老伴倒是很快适应了城里生活，每天晨练，下棋，听收音机里的评书，和楼下一帮老头子侃大山，好不惬意。

＂老李家的，你看这日子多舒坦，不用起早贪黑下地，想睡就睡，想吃就吃，比老干部的日子都强啊！＂他总这么笑着对我说。

我闲不住，就帮着带孙子小军。

小军那时候才上幼儿园，单位办的那种，每周还要带两斤煤球去烧火，我天不亮就起来生火烧水，给他熬小米粥。

送他上学，接他放学，给他做饭，洗衣服，日子虽然忙碌，但心里踏实。

慢慢地，我也找到了新的生活节奏，早上买菜做饭，照顾孙子，下午就在楼下和老姐妹们唠嗑，一天下来也不寂寞。

城里的生活和乡下大不一样，买菜要用菜票，买粮要用粮票，买布要用布票，刚开始我还转不过弯来，常把票弄丢，幸好小芳在供销社工作，总能想办法帮我解决。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小军也从牙牙学语的小娃娃长成了初中生。

八六年的时候，儿子调到了县纺织厂的厂部，成了副科长，又从厂里分了一套七十多平的楼房，比原来的筒子楼宽敞多了，还是独立厨卫。

搬家那天，邻居们都来帮忙，用平板三轮车拉着家当，一趟一趟地往新家运。

老伴笑得合不拢嘴，走路都带风：＂老太婆，咱这辈子总算是住上宽敞房子了！＂

新家的阳台朝南，我在上面摆了几个泥罐子，种了辣椒和葱花，一到夏天，绿油油的一片，看着心里就舒坦。

五年前，老伴走了，走得突然，连个招呼都没打。

那天他还和楼下的老头子下了一上午象棋，中午回来吃了我做的酸菜肉丝面，说要午睡一会儿，结果再也没醒过来。

那段日子我几乎崩溃，白天看着他用过的东西发呆，晚上抱着他的枕头哭到天亮。

是儿媳小芳陪我度过的那段黑暗时光，她每天下班就来陪我说话，有时候干脆住在我房间，怕我想不开。

＂婆婆，人总有这一天，您要保重身体，爸爸在天上看着呢。＂她总是这样安慰我，手里端着一碗刚煮好的银耳莲子汤。

那时候，我真心把她当闺女看，心里感激得很。

现在想来，矛盾的开始应该是在小军考上高中那年。

九十年代初，高中都要交不少择校费，儿子儿媳工资有限，我就拿出了老伴留下的一点积蓄帮衬。

＂妈，这钱您留着养老用吧，我们自己能想办法。＂小芳推辞道。

＂养啥老，我又花不了多少，小军上学要紧。＂我坚持把钱给了他们。

小军是个懂事的孩子，知道家里不容易，学习特别用功，经常半夜还在台灯下做题，我心疼他，总偷偷给他煮个鸡蛋，炖碗银耳莲子汤。

＂奶奶，您别忙活了，我不饿。＂他这么说，可碗总是舔得干干净净。

高考那年，小军发挥得好，考上了北京的大学，全家人都高兴得不得了。

他去了北京，家里一下子少了个人，我也闲了下来。

恰好那会儿儿子被厂里派去苏州学习新技术，要去小半年，家里就剩我和儿媳两个人。

刚开始，小芳对我还和从前一样，每天下班回来会带些小点心给我，周末还约我一起去看露天电影。

可慢慢的，我发现她回家越来越晚，有时候直到晚上九十点钟才回来，说是单位加班。

那段时间，县里的国营企业开始不景气，很多厂子开始放假，发不出工资，单位食堂也关了门。

小芳所在的供销社也受到了冲击，工资拖欠了好几个月，她整天愁眉苦脸的。

儿子从苏州学习回来后，厂里也开始推行改革，很多老工人被迫买断工龄回家，年轻点的下岗再就业。

儿子因为有技术，保住了工作，但工资也大不如前，家里的日子渐渐紧巴起来。

那年夏天特别热，我听说单位附近的小卖部缺人手，就去帮着卖了一个月的冷饮，想多挣点钱补贴家用。

回来后，小芳的脸色不太好看：＂妈，您这是干啥呢？咱家又不至于缺那点钱，您去小卖部卖东西，让别人怎么看我们家？＂

我愣了一下，不知道该说什么。

在我们那个年代，能够勤劳做事是件光荣的事，可在儿媳眼里，这却成了丢人现眼。

＂我就是闲着没事，想做点事情。＂我解释道，心里却不是滋味。

＂您要是闲着，可以去串串门，跳跳广场舞，何必做这种事呢？＂小芳撇撇嘴，转身进了屋。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去小卖部上班。

但心里却留下了一道深深的沟壑，我开始明白，我和儿媳之间存在着一道无形的墙。

九八年，小军大学毕业后留在了北京一家外企工作，每个月能挣不少钱，常给家里寄些钱和北京的特产。

一转眼，他已经在北京站稳了脚跟，还谈了个女朋友，说是同事，家在天津。

我偷偷地盼着他能早点结婚，这样我们就能抱上重孙子了。

家里又少了一个人，我慢慢发现，儿媳和我说话的次数越来越少，连一日三餐都很少一起吃了。

她时常和单位的姐妹们出去吃饭、逛街，那时候下岗的人多了，大家都开始做些小生意，儿媳也跟着人到处跑，说是找门路。

回来带些礼物给我，一条围巾，一盒点心，却很少陪我说话。

儿子因为工作忙，经常出差，有时一个月才回家住几天。

我知道，这样的日子对年轻人来说并不容易，可我却越来越感到孤独。

有一次，邻居老张家的孙子结婚，我和老姐妹们去帮忙，回来时已经挺晚了。

一进门，就看见儿媳坐在客厅里，脸色难看：＂妈，您去哪儿了？一大把年纪了还到处乱跑，我找您半天了。＂

＂我去老张家帮忙，他孙子今天结婚。＂我解释道。

＂您也不说一声，害我担心。＂她嘟囔着。

我知道她是关心我，可那语气却让我心里不舒服，好像我是个不懂事的孩子，需要人管着。

慢慢地，我开始减少出门，怕惹她生气。

可是这样一来，我的生活圈子越来越小，除了做饭洗衣服，就是看电视，有时候一整天也说不上几句话。

前几天，小芳突然兴冲冲地回来，说她和姐妹们凑了一万块钱，要送我去旅游。

＂妈，您都六十多了，一辈子没出过远门，该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了，这不马上就母亲节了吗？算是我们给您的节日礼物。＂

我心里一暖，觉得儿媳还是关心我的。

那天晚上，我翻出了老伴生前买的旅行包，里面还放着我们当年约定退休后一起去北京看故宫的计划，写在一张发黄的纸上，字迹已经模糊了。

＂老头子，你看，我要替你去完成咱们的心愿了。＂我对着他的照片轻声说。

可就在我收拾行李的前一天，小芳却突然变了卦。

那天下午，她回来得比平时早，手里拿着一个红色的信封。

＂妈，明天那个旅行团可能去不了了，您自己去想去的地方玩吧，钱我已经给您准备好了。＂她把信封放在桌上，转身就走了。

我打开信封，里面整整齐齐地放着一万块钱，崭新的钞票，还带着油墨的味道。

看着这些钱，我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这一万块钱，是真心的关怀，还是变相的疏离？

那天晚上，我辗转难眠，从窗外透进来的月光照在床头的全家福上，照片里，小军刚上初中，儿子儿媳站在中间，我和老伴站在两侧，大家都笑得那么开心。

那时候，我们一家人每到周末都会一起吃顿饭，有时候炖只鸡，有时候包饺子，饭桌上总是充满笑声。

现在，这样的场景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了。

第二天早上，我起得很早，习惯性地做好了早饭，红薯粥，咸菜，还有小芳爱吃的茶叶蛋。

小芳起来后，看了看餐桌，有些意外。

＂妈，您做这么多干啥，我今天要和姐妹们去吃早茶。＂

＂哦，那你去吧，我一个人吃。＂我低头喝了口粥，有些发烫，烫得我眼睛有些湿。

她穿好衣服，拿起包准备出门，突然回过头来：＂妈，您考虑好了要去哪儿玩吗？＂

＂我不去了，这钱你收回去吧。＂我把信封推到桌子另一边，里面的钱因为我手抖洒出来几张。

＂为啥不去？这可是我们几个人一起出的钱，专门让您出去散散心的。＂她皱着眉，看起来有些不耐烦。

＂我一个人去哪儿玩啊，也没意思。＂我低头整理着散落的钞票，手有些发抖。

她沉默了一会儿，似乎觉得有些为难：＂那您想让谁陪您去？＂

我抬头看了她一眼，看到她眼中的躲闪，突然明白了什么。

＂没谁，我就在家待着挺好，你们年轻人去玩吧。＂我故作轻松地说。

小芳离开后，我独自一人坐在餐桌前，看着满桌的早餐，突然觉得很可笑。

这么多年，我一直以为自己是这个家的一部分，可现在才发现，我好像成了一个局外人。

碗里的粥已经凉了，我却没有胃口再吃一口。

起身收拾好厨房，我拿起那一万块钱，塞进了床头的罐子里，那里面还有我和老伴这些年省下的一点积蓄。

下午，我去了儿子结婚前我们常去的人民公园。

那时候他和小芳还在谈恋爱，我们一家人经常在假日来这里散步。

老伴会带着自制的卤肉，我会准备些小菜，儿子会买些水果和汽水。

坐在草坪上，看着两个年轻人说说笑笑，我和老伴心里满是幸福。

如今物是人非，公园还是那个公园，新修了假山和喷泉，栽了更多的花草，可一切都变了。

坐在公园的长椅上，我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有牵着孩子的年轻父母，有相互搀扶的老年夫妻，有成群结队的学生。

我突然觉得很疲惫，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尽力做一个好婆婆，可到头来，还是成了儿媳眼中的负担。

那一万块钱，与其说是孝心，不如说是一种补偿，或者是一种心安理得的推开。

就在这时，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李大娘，这不是您吗？在这儿晒太阳呢？＂

我抬头一看，是小军的初中同学小王，现在在县一中教书，常来公园跑步。

＂小王啊，是你呀，这是下班了？＂我赶紧收拾了一下情绪。

＂嗯，今天下午没课，出来透透气。李大娘，小军最近好吗？＂他在我身边坐下。

＂挺好的，在北京工作，听说还谈了个女朋友。＂我有些骄傲地说。

＂那挺好，小军从小就聪明，将来肯定有出息。对了，李大娘，您怎么一个人在这儿？阿姨和叔叔呢？＂

＂你叔叔几年前就去世了，你阿姨上班去了。＂我淡淡地回答。

＂哦，对不起，我不知道您叔叔......＂小王有些尴尬。

＂没事，都这么多年了。＂我笑了笑，接着问道，＂小王，你这么年轻就当老师了，真了不起。＂

＂哪里，就是赶上了好时候，刚毕业就分到一中了。对了，李大娘，您有空可以来学校看看，我们现在的教学设备可先进了，计算机房，语音室，还有电子图书馆。＂

听他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起了什么：＂小王，你们学校现在还招工吗？＂

＂招啊，食堂缺个切菜的，后勤缺个收发室管理员，怎么了？＂

＂没什么，就是想找点事做，整天在家也没意思。＂

小王笑了：＂李大娘，您想来学校帮忙啊？那太好了，我们食堂的师傅正缺人手呢，我这就给您引荐一下。＂

就这样，在小王的帮助下，我去了县一中的食堂帮工，每天早上五点到校，切菜做饭，中午打饭，晚上收拾厨房，虽然累，但充实。

一个星期后的周末，我正在食堂忙活，突然看见小芳站在门口，脸色不太好。

＂妈，您怎么跑这儿来了？我找您半天了。＂她快步走过来。

＂我在这儿帮忙，挺好的，学校给一天十块钱工钱，还管一顿午饭。＂我继续切着手中的白菜。

＂您不用挣这个钱，家里又不缺这点。＂她压低声音说，生怕被别人听见。

＂我闲不住，在家待着也没意思。＂

＂可您这么大岁数了，还来做这种苦力活，多累啊。＂

我放下菜刀，看着她：＂小芳，你是嫌我给你们丢人了，是不是？＂

她愣了一下，没想到我会这么直接：＂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怕您太累。＂

＂我不累，反而觉得很有用，这里的孩子管我叫＇李奶奶＇，年轻人叫我＇李大妈＇，我高兴着呢。＂

小芳欲言又止，最后只说了句：＂那您注意身体。＂就离开了。

那天晚上，儿子打来电话，劈头盖脸就是一顿：＂妈，您怎么能去学校食堂帮工呢？我和小芳的脸都被您丢尽了！＂

＂我怎么丢你们脸了？做个切菜的怎么了？总比在家里闲着强。＂我反问道。

＂可您是我妈啊，我现在都是厂里的主任了，您去给人家打工，多难看啊！＂

＂难看什么？我又没偷没抢，光明正大做事情，有什么难看的？＂

＂算了，您要是觉得在家闷，我给您钱，您出去旅游，去北京看看小军也行啊。＂

＂不用了，你们的钱留着自己花吧，我自己能挣。＂说完，我挂了电话。

那晚，我躺在床上思考了很久。

儿子儿媳的反应，让我感到陌生和失落。

在他们眼里，我已经不是那个能干的母亲，而是一个需要被安排的老人。

他们给我钱，却剥夺了我自己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

回想起来，自从进城后，我的角色就在悄然发生变化——从一个独立自主的农村妇女，变成了需要被照顾的老人。

这种转变，不是因为我的能力下降，而是因为城市生活的方式和儿女们的期望所致。

第二天，我照常去学校上工，但心里已经有了一个决定。

下班回家后，我径直走进了自己的房间，从床头柜里拿出那个装钱的信封。

我坐在桌前，写了一封信，然后把信和钱一起放进了一个大信封里。

晚上，小芳回来得很晚，似乎刻意避开和我见面。

我把信封放在了她的房门口，然后回房睡觉。

第二天一早，我起床做好早饭，正准备出门，小芳突然从房间里冲出来，手里拿着我的信。

＂妈，您这是什么意思？＂她的眼圈红红的。

＂信上不是写得很清楚吗？那钱我不能要，你们自己留着吧。＂

＂可是......这钱是给您准备的旅游费用啊。＂

＂我不需要，我有自己的积蓄，也有自己挣的钱。＂我平静地说。

小芳突然哭了起来：＂妈，您是不是恨我？是不是觉得我不孝顺？＂

我摇摇头：＂不是的，我只是想告诉你们，我还不是那种需要被照顾的老人，我还能做很多事情，我有自己的尊严和选择。＂

她的眼泪流得更凶了：＂我知道我做得不对，我只是......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和您相处。＂

我有些意外，没想到她会这么说。

＂我们是一家人，为什么要考虑怎么相处呢？＂

小芳擦了擦眼泪：＂妈，其实我一直很敬佩您，您为这个家付出那么多，把我们照顾得那么好。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的感激之情。＂

＂我从来没求过什么感激，我只希望被尊重，被理解。＂

我们就这样坐在餐桌前，开始了婆媳间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推心置腹的交流。

小芳告诉我，她一直觉得自己在我面前很不如意，无论是做饭还是照顾家人，都比不上我。

＂您总是把所有事情都做了，让我觉得自己在这个家没有位置。您照顾小军，做家务，样样都亲力亲为，我反而不知道该做什么。＂

我愣住了，没想到她会这样想。

＂我只是想帮忙，让你们年轻人少操点心。＂

＂可是妈，这样反而让我有压力。您做得太多，太完美，我反而觉得自己做不好，不如您。＂

原来如此，这么多年，我以为自己是在帮忙，却不知道在无形中给了儿媳这么大的压力。

＂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是这么想的。＂我真诚地道歉。

＂我也要道歉，不该用这种方式处理。其实，那一万块钱的事情......＂

＂怎么了？＂

＂其实是这样的，我和几个下岗的姐妹一直想找点事做，最近听说旅游行业挺赚钱的，就想着组织几个老年人去旅游。我们几个凑了点钱，您是第一个＇客户＇......＂

听到这里，我总算明白了。

原来那一万块钱并不全是给我的，而是她们几个姐妹的创业资金，想拿我做试验品。

＂所以，你突然变卦，是因为其他老人不愿意去，你们的计划泡汤了？＂

小芳点点头，有些羞愧：＂是的，我们太草率了，没做好市场调查，几个老人都临时退出了。我不好意思告诉您真相，就......＂

＂就给了我一万块，让我自己去？＂

＂嗯，我真的很抱歉，妈。＂

我突然笑了，原来一切都是一场误会。

＂下次有什么想法，可以和我商量，说不定我能帮上忙呢。＂

小芳惊讶地看着我：＂您不生气吗？＂

＂为什么要生气？你们年轻人想创业是好事啊。只是，下次别拿我当试验品就行。＂

我们相视而笑，气氛一下子轻松了许多。

＂对了，妈，您真的要去学校食堂工作吗？＂

＂怎么，你也觉得丢人？＂

＂不是，我是想说，如果您真的想做事，我有个更好的主意。我下岗的那个姐妹最近在农贸市场租了个摊位卖豆制品，她做得不错，就是人手不够，您要不要去帮忙？＂

我想了想：＂卖豆制品？那我得先学学怎么做。＂

＂没问题，她可以教您，您那么聪明，肯定一学就会。＂

就这样，在小芳的介绍下，我开始了新的工作——在农贸市场帮王姐卖豆腐、豆浆和豆皮。

刚开始只是打下手，慢慢地学会了做各种豆制品，一个月下来，竟然比在学校食堂挣得还多。

更重要的是，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不再是家里那个可有可无的老人。

半年后，王姐要回老家照顾父母，就把摊位转让给了我，我成了一个真正的小老板。

每天早上四点起床磨豆子、煮浆、点卤，五点半就要赶到市场摆摊，忙活到中午收摊。

下午回家休息一会儿，就要准备第二天的材料，泡黄豆、洗菜，累是累点，但充实。

小芳经常下班后来帮我收摊，有时候也会带些豆制品回家，给邻居们分享。

＂李大妈的豆腐脑可真香啊，比供销社食堂的还好吃！＂邻居们都这么说。

小芳听了，脸上满是自豪：＂那是，我婆婆的手艺，县城第一呢！＂

一晃三年过去了，我的豆腐摊生意越来越好，不光村里人爱买，就连县里的饭店也来找我批发豆制品。

小芳的几个姐妹也没闲着，看我做得不错，也各自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营生——有开小吃店的，有做手工艺品的，还有跑批发的。

她们经常聚在一起交流经验，有时候还会拉上我这个＂老大姐＂给点建议。

去年春节，小军从北京回来，带回了他的未婚妻小李。

一家人团聚在一起，吃着我亲手做的豆腐宴，欢声笑语不断。

小军告诉我，他和小李打算今年结婚，想请我去北京住一阵子，帮忙筹备婚礼。

＂奶奶，您得来帮我们把把关，小李做的豆腐脑哪有您做的好吃。＂

我笑着点头答应，心里满是幸福。

前几天，是我六十五岁生日，儿子儿媳特意请了假，小军和小李也从北京赶回来。

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小芳突然拿出一个信封。

＂妈，这是我们给您的生日礼物。＂

我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张去北京的机票和一张贺卡。

＂妈，这次不是一万块了，是我们全家人陪您一起去北京旅游，顺便看看小军的新家。＂小芳笑着说。

看着眼前的亲人，我突然感到无比满足。

那个当初让我心寒的一万块钱，如今已经成为了我们之间的一个笑谈。

更重要的是，通过那次冲突，我们学会了如何真正尊重彼此，理解彼此。

人这一辈子，不求大富大贵，只要家人和睦，互相尊重，就是最大的幸福。

离开家的时候，我认真地环顾了一下我们居住了多年的老房子，目光停留在橱柜上那一排排整齐的豆制品上——那是我的心血，也是我重新找到自我价值的证明。

我掏出钥匙，锁上了门，一家人说说笑笑地向机场走去。

那个原本可能疏远我们的一万元，最终却成了架起沟通的桥梁，让我明白，人生下半场，我依然可以活出精彩。

窗外的风景不断变换，我的心情却异常平静。

这一趟旅程，不仅是去看北京的名胜古迹，更是我们全家人感情的新起点。

从此以后，我们之间不再有隔阂，只有理解和尊重。

这，才是最珍贵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