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岁单身女人自述：年越来越近，心情越来越沉，一个人也要好好的

那一把年华

＂你真的打算一个人过一辈子？＂王建国坐在我对面，手里端着热茶，目光透过氤氲的水汽，有些小心翼翼。

我笑了笑，没有直接回答。

窗外的春风拂过刚抽芽的杨柳，带着东北初春特有的凉爽，吹散了些许尘埃。

鸟儿在枝头欢快地跳跃，好像在为这个城市的苏醒鸣唱。

那是怎样的一个冬天啊。

九十年代末，我周淑贞站在小学讲台上的最后一天，手里的粉笔断了三次。

教龄证上盖的最后一个红章，像一枚印在我生命里的勋章。

讲完最后一堂课，孩子们硬塞给我一张贺卡，上面歪歪扭扭写着＂周老师，我们爱您＂。

那一刻，鼻子酸得不行，眼泪差点掉下来，又硬生生憋了回去。

＂老师不哭，老师是最坚强的。＂我一直这么教育学生，也这样要求自己。

三十年教书生涯，教了多少届学生，送走了多少个春秋，我自己却一直是孤身一人。

从黑发到白发，从年轻到老去，身旁始终少了个并肩而行的人。

办完离校手续，我慢慢走在熟悉的小路上，路两旁的杨树光秃秃的，好像也在送别我这个老朋友。

小卖部的王大妈远远地喊：＂周老师，今天是最后一天啦？＂

我点点头，挥了挥手，心里涌上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

一个人回到那个老旧居民楼的家，电梯又坏了，我扶着楼梯扶手，一步一步爬上五楼。

屋里静得出奇，墙上的挂钟滴答作响，显得格外清晰。

楼下孩子们打闹的声音透过窗户传来，衬得我这一室的寂静更加刺耳。

站在窗前，我望着窗外纷飞的大雪，心头涌上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孤寂。

＂刘老太太说得没错，人啊，到了晚年就怕一个＇孤＇字。＂我叹了口气，翻出日记本写下：＂腊月将至，年关又近，一个人的日子，该怎么过？＂

电视里播着春晚的预告，主持人笑容满面，说着＂阖家欢乐＂的吉祥话。

＂阖家欢乐...＂我苦笑一声，家在哪里呢？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了1969年，刚下乡那会儿。

一群穿着蓝布衣服的知青在黑土地上唱歌，年轻得像一棵棵挺拔的白桦。

我们扛着锄头在田间劳动，汗水湿透了衣襟，却唱着《东方红》，唱得那叫一个响亮。

王建国站在队伍最前面，他个子高，嗓门也大，领着大家喊口号：＂不怕苦，不怕累，一定要把黑土地改造好！＂

梦里的岁月那么鲜活，梦外的我却已两鬓斑白。

醒来时，枕巾湿了一片，窗外的雪还在下，堆积在窗台上，映着路灯的光，闪闪发亮。

过完春节，我开始收拾书橱，想着干点啥打发时间。

家里的东西不多，却也积攒了几十年，每一样都有它的故事。

一摞旧照片和几封信从书后掉出来，散落一地。

我弯下腰，膝盖嘎巴一响，疼得直咧嘴。

＂真是岁月不饶人哪。＂我自言自语着，慢慢捡起那些泛黄的纸片。

那是赵明写给我的信。

八十年代初，我们一起回城，两个从农村回来的年轻人，肩并肩走在新修的马路上，憧憬着未来。

他在县城一家工厂当了技术员，我去了乡下学校教书。

＂淑贞，回城教书多好啊，咱们就能经常见面了。＂赵明曾这么说，目光灼灼地看着我。

那时的赵明，穿着一件灰色中山装，衬得人精神十足，他手上的老茧还没褪去，是知青岁月留下的印记。

＂春梅，你别犟了，县城学校条件好，工资也高，你干嘛非要去乡下受苦？＂赵明的语气里带着不解。

可我不这么想：＂农村孩子更需要老师啊，我在县城，谁去乡下？再说了，我习惯了乡下的生活，回到城里反倒不自在了。＂

＂你这人啊，就是认死理。＂赵明无奈地摇头，＂那咱们就这么分开了？＂

我当时没明白他话里的意思，只是笑着说：＂又不是不能见面，你有空就来乡下玩呗。＂

后来，赵明来看过我两次，第三次就没来了。

村里放电影那天，我听说了赵明结婚的消息，对象是隔壁厂子的会计。

＂听说挺般配的，女方家里条件不错，还有个叔叔在县里当干部呢。＂村里的李大妈边嗑瓜子边说。

我只是笑笑，没说什么。

那时我正忙着照顾生病的妈妈，又哪有心思去想这些事情。

。

我把她接到了乡下的宿舍里，白天上课，晚上照顾她，累得连做梦的时间都没有。

＂闺女，你这么辛苦，妈心疼啊。＂妈妈常常这么说，眼里含着泪。

＂没事，妈，您身体要紧。＂我总是这么安慰她，却从不提自己的委屈。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偶尔会想，如果当初跟了赵明，现在会怎样？

会不会有个温馨的家，有几个懂事的孩子？

可这念头一闪而过，我又笑自己犯傻。

＂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我轻声对自己说，然后继续忙碌的生活。

妈妈走了之后，我更忙了，除了教书，还管着学校的图书室。

学校条件差，图书室就是一间旧教室，书架是我请木匠师傅用废弃的课桌拼凑起来的。

每个月发工资的那天，我都会买几本新书，放进图书室，看着孩子们如饥似渴地翻阅，心里比吃了蜜还甜。

＂周老师，您看这本《十万个为什么》，能借我回家看吗？＂一个小男孩怯生生地问我。

＂当然可以，不过要爱惜书本，不能弄脏弄皱哦。＂我摸摸他的头，看着他欢天喜地地跑开。

那些年，我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学生身上，耗尽了青春年华，等回过神来，已经人近中年，谈婚论嫁的话题早就成了笑谈。

＂周老师，您怎么不找个伴儿啊？＂学校里的年轻老师有时会这么问。

有些大胆的还会说：＂要不我给您介绍一个？镇上新来的李医生，四十多岁，老婆去世了，带个小闺女，人挺老实的。＂

我都是笑着摆摆手：＂哎呀，我这把年纪啦，找啥伴儿。再说了，我有这么多学生，哪里孤单呢？＂

表面上云淡风轻，可春节放假，一个人对着电视吃饺子的滋味，只有自己知道。

夜深人静时，枕边的泪水只有自己知道。

日子一天天过去，不知不觉退休了。

社区体检那天，排了好长的队，我后面站着个大爷，白发苍苍，微微驼背，说话还有点结巴。

＂您，您也是一个人来的？＂他问，声音里带着试探。

我点点头，没多说什么。

＂多出来走走，不然容易，容易得抑郁症。＂大爷善意地提醒我，＂我，我就是，去年冬天，差点想不开。＂

他搓着手，脸上的皱纹堆成一团：＂儿子在南方，一年也回不来几次。一个人在家，连说话的人都没有，电视都不想看了。＂

我看着他，心里也跟着一阵发紧。

＂那您现在怎么样？＂我忍不住问。

＂好多了，社区有个棋牌室，我每天去下下棋，认识了几个老伙计，日子也就这么过去了。＂大爷的眼神亮了一些。

那天回家路上，我一直在想大爷的话。

是啊，一个人归一个人，也不能把自己关起来啊。

可干啥好呢？我没什么特长，也不擅长交际。

小区的广场上，几个老太太正跳着广场舞，音乐欢快，她们的笑容更欢快。

＂我去跳广场舞？＂我摇摇头，那不是我的风格。

机会来得挺突然。

春节刚过，街道主任李大姐找到我，说社区要建＂夕阳红＂文化站，问我愿不愿意当义务老师，教教书法、办个朗诵班啥的。

＂我？＂我指着自己，有些犹豫，＂我都多大岁数了，还能教啥呀？再说了，谁会来听我这个糟老太婆讲课啊？＂

＂您别谦虚了，＂李大姐笑着说，＂咱们社区谁不知道您教了一辈子书，字写得好，嗓子又亮堂。您要不来，这活儿还真没人能顶上。＂

我没立刻答应，说考虑考虑。

心里却隐隐有些期待，又担心自己做不好，怕让人笑话。

那天下午，天气特别冷，北风呼呼地刮，吹得人直打哆嗦。

我出门买菜，缩着脖子在小区里快步走，忽然看见一个老头在小区角落里支了个小桌子，正在寒风中练毛笔字。

冷风吹得纸张直翻，他一只手按着纸，一只手握着笔，神情专注。

我走近一看，是李大爷，退休老工人，膝下无儿无女，老伴儿去世好几年了。

＂李大爷，这么冷的天，您在这儿写啥字呢？＂我问他，呵着冻得通红的手。

李大爷抬头看了我一眼，笑呵呵地说：＂周老师啊，屋里憋得慌，出来透透气。这不，学着写两笔，打发打发时间。＂

墨汁在砚台里结了一层薄冰，他用手指一点一点地捣碎，然后蘸着冰冷的墨汁，在纸上一笔一划地写着＂福＂字。

我看了看他写的字，歪歪扭扭的，墨汁都冻得发黑了。

＂您这手冻得，怎么拿得住笔啊？回屋里写吧。＂我劝他。

李大爷摇摇头：＂一个人在屋里没意思，在这儿，还能看见人来人往，热闹些。＂

他抬起头，眼里有种说不出的孤寂：＂老了才知道，热闹是别人的，孤独是自己的。＂

那一刻，我心里一动，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击中。

不正是因为怕寂寞，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才会觉得日子难熬吗？

不正是因为怕孤独，我才会在夜深人静时想起那些远去的人和事吗？

＂李大爷，您想不想去社区的＇夕阳红＇文化站学书法？听说要办了，有专门的老师教。＂我试探着问。

李大爷眼睛一亮：＂真的？那敢情好啊！我这一辈子没文化，就想学点字画，给自己充充电。＂

第二天，我找到了李大姐，答应了她的请求。

＂我来当这个老师，不过我有个条件，得给我准备好笔墨纸砚，让老人们都能用上好东西。＂

李大姐爽快地答应了：＂这个没问题，社区有经费，就等您这句话呢！＂

＂夕阳红＂文化站开张那天，来了七八个老年人，大多是独居的。

我紧张得手心冒汗，好像回到了第一次登上讲台的感觉。

＂今天咱们先认识一下，我姓周，退休教师，在这儿教大家写毛笔字，念唐诗宋词。不图别的，就图大家有个地方聚聚，说说话，度过这漫长的晚年时光。＂

我的开场白很朴实，但却引来了一阵掌声。

一开始大家挺拘谨的，不敢放开说话。

老杨是退休公交车司机，手粗笨，握不住毛笔；老刘是退休会计，戴着老花镜，字写得工工整整；还有个姓张的老太太，耳朵有点背，总是大声说话，把大家都逗笑了。

没过多久，随着相处时间增多，大家熟悉起来，聊天的声音也就大了，笑声也多了。

我教他们写＂福＂字，准备贴在门上迎接新年；教他们朗诵《再别康桥》，感受那种淡淡的忧伤；也教他们唱《夕阳红》，唱出对生活的热爱。

那段日子，我忙得不亦乐乎，每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想今天要教啥内容，该怎么讲。

晚上回家，虽然累，但心里踏实。

日子有了着落，人也跟着精神起来。

邻居老刘看见我，笑着说：＂周老师，你这退休后反倒比上班时气色好了，面色红润，走路都有精神了。＂

我笑笑没说话，心里却美滋滋的。

可天有不测风云。

一次活动中，我正在朗诵《再别康桥》，念到＂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时，突然觉得胸口一阵钝痛，眼前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醒来时，我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输着液，阳光透过窗帘，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影子。

＂周老师，您可吓死我们了！＂李大姐坐在床边，眼眶红红的。

医生说我有轻微心脏问题，需要住院观察几天。

他叮嘱我：＂老同志，您得注意休息，别太操劳了。您这个年纪，身体最重要。＂

让我没想到的是，文化站的那帮老人们轮流来医院看我，有带水果的，有煲汤的，还有背着二胡来给我拉曲子的。

老杨憨厚地说：＂周老师，您快好起来，没有您，文化站就没了主心骨。＂

老刘拍着我的手说：＂我那字写得越来越像样了，等您出院，我要让您好好指点指点。＂

。

躺在病床上，听着外头的笑声，我突然想起那些年在乡下教书的日子。

学校条件艰苦，但师生关系亲密无间。

夏天蚊虫多，孩子们给我做了个纱窗；冬天炉子坏了，村里人帮我修好，还给我送了一筐煤球。

学生们放学了，三三两两往我宿舍跑，东家拿个红薯，西家拿个煮玉米，围着我说笑打闹。

那种温暖，与现在何其相似。

刚出院那阵子，我还有点虚弱，每天只能在屋里走动走动。

外面下着小雨，雨滴打在窗户上，像弹钢琴一样，奏出一曲思乡的歌。

一个雨天的下午，邮递员送来一封信，信封有些旧，像是在邮局里放了很久。

＂谁会给我写信呢？＂我纳闷着，拆开信封。

打开一看，我愣住了，是王建国的来信。

王建国，谁啊？

我仔细回想了好久，才记起这是四十年前一起下乡的知青战友。

当年他比我大两岁，是知青点的小头头，带着大家朗诵《雷锋的故事》，干农活，搞创作。

他写得一手好毛笔字，画得一手好宣传画，在农场很受欢迎。

后来听说他考上了大学，再后来，就没了消息。

信中说，他现在是某大学的退休教授，老伴去世两年了，整理旧物时发现了当年的合影，想起了我，就托人打听到了我的地址。

信的最后写道：＂清明节前后，我打算回老家祭祖，顺道去看看你，不知可否？＂

我捧着信，手有些发抖。

四十年过去了，当年那个高高瘦瘦、说话铿锵有力的年轻人，现在会是什么模样？

我们之间，还有什么可说的吗？

几经辗转，我们通了电话。

听筒那头的声音沙哑了些，但还是能听出年轻时的影子。

＂淑贞，是我，老王啊。你还认得出我的声音吗？＂他的话里带着小心翼翼的试探。

＂认得出，当年你的声音最洪亮了，喊口号的时候，能把整个农场的人都震醒。＂我笑着说，心里却有一丝紧张。

我们约好，清明节后见面。

不知为什么，我开始留意镜子里的自己。

满头白发，脸上的皱纹像刻刀雕出来的，眼角的笑纹倒是越来越深了。

＂老了，真的老了。＂我对着镜子叹气，却又忍不住掏出口红，轻轻点在嘴唇上。

＂哎呀，周淑贞，你这是干嘛呢？＂我赶紧用纸巾擦掉，笑自己犯傻。

可就在王建国到来前三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是山区小李的父亲打来的。

小李是我资助的贫困学生，从初中开始就资助他，现在读高三，成绩很好，眼看就要高考了，却突发急性阑尾炎，需要手术。

他父亲打工的工地上还没发工资，急得不行，想问我能不能先借点钱应急。

＂大妹子，我实在是没办法了，才想到给你打电话。＂电话那头，李父的声音哽咽着，＂你要是不方便，我再想别的办法。＂

＂李大哥，你别担心，我这就去银行取钱，明天就到。＂我二话没说，把存折里的钱都取了出来，坐了六个小时的长途车，赶到了山区医院。

病房里，小李躺在床上，脸色苍白，看见我进来，勉强笑了笑：＂周老师，您来了。＂

我看着他，心疼得不行：＂别怕，手术费有了，你安心养病，等高考完，周老师再来看你。＂

＂周老师，我不会耽误高考的，我一定会考上大学，不辜负您的期望。＂小李眼里含着泪，坚定地说。

我点点头，转身时，眼睛也湿了。

谁说没有子女就没有牵挂？这些年，我资助的学生，不也是我的孩子吗？

因为这事，我错过了和王建国的见面。

回到家，我给他写了封信，解释了情况，心里却难免遗憾。

＂老天爷真会开玩笑，四十年没见了，偏偏这时候出了这档子事。＂我自言自语地嘀咕着，却也没多少后悔。

谁知道，不久后的一天，社区＂夕阳红＂文化站举办了首届文艺汇演，我担任了总策划。

那天，会场坐得满满当当，邻居们、社区干部、甚至区里的领导都来了。

我穿着一件浅蓝色的旗袍，这是退休那年同事们送的礼物，一直舍不得穿，今天总算派上了用场。

我和朗诵班的老人们一起演绎《我的祖国》，声情并茂，感动了许多人。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当我们唱到这句时，台下有人跟着哼唱，气氛格外融洽。

演出结束后，掌声经久不息，我们鞠躬谢幕，心里满是成就感。

这时，一位中年男子捧着一束水仙花向我走来，西装革履，精神矍铄。

＂周老师，还记得我吗？我是您教过的学生，赵小军。＂他笑着说，眼神里满是尊敬。

我一下子愣住了。

赵小军？那个当年调皮捣蛋、被我训过无数次的孩子？

那个上课总是坐不住，下课却第一个帮我拖地板的男孩子？

＂小军啊，你...你现在...＂我激动得话都说不利索了。

＂我现在在市教育局工作，今天是代表局里来看您的演出。＂他笑着说，＂没想到您退休了还这么有精神，真替您高兴。＂

赵小军又压低声音说：＂老师，您知道吗？当年您坚持让我读书，我爸妈都想让我辍学打工。是您去我家做工作，还借钱给我交学费。要不是您，我哪有今天啊。＂

我摆摆手，心里却满是欣慰：＂你肯学，肯努力，成绩是你自己考出来的。老师只是推了一把。＂

正说着，人群中走出一个头发花白的男人，穿着板正的西装，背挺得笔直，眼神明亮。

＂淑贞，好久不见。＂

是王建国。

原来他提前来了，就坐在观众席里，看了我的整场演出。

＂你怎么来了？＂我惊讶地问，心跳突然加快了。

＂你的信我收到了，我理解。但我想，既然来了这座城市，总要见见你。＂王建国笑着说，眼角的皱纹里藏着岁月的痕迹。

他还是那样挺拔，只是鬓角已经斑白，眼神却依然炯炯有神。

＂我坐在台下，看着你在台上引领那些老人朗诵，就像当年在知青点，你带领大家朗诵革命诗歌一样。＂王建国的声音里带着怀念，＂四十年了，你还是那么有激情，那么有活力。＂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哪有那么夸张，就是喜欢热闹，寂寞久了，就想找点事做。＂

一眨眼，春暖花开。

东北的春天来得晚，但一旦来了，就格外热烈。

小区的花坛里开满了迎春花，远远望去，一片金黄，像是铺了一层金子。

我和王建国在社区的小花园里散步，说起各自这些年的经历，笑了，也哭了。

王建国大学毕业后留在了学校，后来结了婚，有了孩子。

孩子现在在国外工作，一年难得回来一次。

老伴两年前走了，肝癌，走得很突然。

＂我一直以为我会走在她前面，没想到她先走了。＂王建国说起老伴时，眼里满是思念，＂她临走前，让我好好活着，别太想她。＂

我轻轻叹了口气：＂人生无常啊。＂

＂你这一辈子，都在为别人活啊。＂王建国忽然感叹道。

太阳西沉，晚霞染红了半边天，给我们的脸上也镀了一层金色的光芒。

我摇摇头：＂哪有，就是随遇而安罢了。咱们这代人，哪有那么多选择？能把自己的生活过好，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你后悔吗？一个人过了这么多年。＂王建国问，目光里带着关切。

＂后悔啥呀？＂我笑着反问，＂我虽然没有自己的孩子，可教过的学生比谁都多。＂

我看着远处嬉戏的孩子们，继续说：＂虽然没有家庭，但现在有社区这个大家庭。文化站的老人们，不也是我的亲人吗？＂

我顿了顿，又说：＂人生哪有十全十美的事情，知足常乐呗。＂

＂说得好。＂王建国点点头，沉默了一会儿，又开口道：＂我明天就要回去了，学校还有些事情要处理。＂

＂这么快？＂我有些诧异，心里竟有一丝不舍。

＂是啊，不过...＂他犹豫了一下，＂暑假我还会再来，到时候，我想多住些日子，多了解了解你这些年的生活。＂

夕阳的余晖洒在我们身上，树影婆娑，风轻轻吹过。

回到家，我泡了杯茶，端坐在窗前，望着外面的景色。

楼下的广场上，老人们在跳舞，音乐声隐隐约约传来。

小区的孩子们在追逐打闹，笑声清脆。

我想起了这一生走过的路，遇见的人，经历的事。

有欢笑，有泪水，有遗憾，也有满足。

第二天中午，王建国要离开了。

临行前，我们在社区门口的小茶馆见面。

＂你真的打算一个人过一辈子？＂王建国坐在我对面，手里端着热茶，目光透过氤氲的水汽，有些小心翼翼。

我笑了笑，看着窗外摇曳的杨柳，心中思绪万千：＂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没有白吃的苦。这大半辈子，我走过的路，吃过的苦，都是我的财富。至于后半生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