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通识教育”？ - 教育| 天天要闻

2025年07月05日18:40:17 教育 7892

《通用人工智能：认知、教育与生存方式的重构》

作者：刘嘉

版本：中信出版社

2025年6月

现代教育的起源：为谁而学

在亚平宁山脉与波河平原之间，是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它最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00年的伊特拉斯坎人时期，宜人的亚热带湿润气候和连接意大利北部和中南部的交通枢纽，使得它成为意大利乃至欧洲的商业和贸易中心之一。最让这座城市闻名于天下的，是1088年创建于该地的人类第一所大学——博洛尼亚大学（alma mater studiorum università di bologna）。“alma mater studiorum”是拉丁语，意为“学术的养育母亲”，后来“alma mater”一词被用来泛指母校；“università”是意大利语，意为学者和学生组成的以学术自由为理念的自治学术团体，即今天的“大学”。

博洛尼亚大学的创建并非空穴来风。一方面，作为商业和贸易中心的博洛尼亚因处理复杂的契约、财产分配和贸易争端的需要，对法律和行政人才的需求大幅增加；另一方面，因欧洲各国社会和经济发展，法律体系的完善变得尤为重要，因此对《罗马法》的研究在11世纪后期重新兴起。所以，博洛尼亚大学创立初衷是系统地教授和研究《罗马民法大全》。从现代高等教育的视角看，博洛尼亚大学最初可以说是一所法律专科学校。博洛尼亚大学的成功模式迅速影响了欧洲其他地区。例如，牛津大学（英语世界最古老的大学）和巴黎大学都借鉴了这种以培养专才为核心的大学模式。而发生在18世纪的，以蒸汽动力、机械化生产和纺织工业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更是加速了这一模式的发展。

首先，工业革命创造了大量的工厂，而工厂需要拥有如机械操作、工程设计、冶金技术等专业技能的工人，即专才。同时，工业革命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知识体系变得日益庞杂，如蒸汽机的设计与维护需要了解热力学原理的工程师，机械制造则需要精通材料科学的技术人员。因此，大学需要培养在特定学科深入学习和研究的专才来推动技术革新。

其次，政府的领导者意识到强国的关键是国家的工业化，因此，本意是作为自治学术团体的大学逐渐被赋予为经济和技术发展服务的任务，必须通过专才教育体系为铁路、采矿、机械制造等关键产业输送专业人才。最著名的就是19世纪由德国哲学家和教育家威廉·冯·洪堡在柏林大学（现为柏林洪堡大学）创立的洪堡高等教育模式。它强调大学的最终目标是为国家服务，通过将学术研究与专业技能相结合，培养工业技术领域的专才。在具体实践中，大学从本科开始分专业，通常需要五年才能毕业，最后两年要求完全学习非常精深的专业知识。这种专才培养的模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例如，19世纪末，德国的化工出口占全球市场的80%以上，工业产值跃居欧洲第二，仅次于英国；进入20世纪后，德国因为培养了大量优秀的专业人才而成为欧洲的头号强国。因此，在工业时代，专才教育水平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实力。

教育与人均gdp之间的关系。

在此精神下，美国的大学更是身体力行。例如，麻省理工学院专注于培养工程和技术领域的专业人才，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成为世界上第一所提供商业教育的学院；康奈尔大学则专注农业人才的培养。

我国也不例外。清华大学曾一度将学制改为五年，原因是“要培养具有高度质量的工程师，四年的学习期限是不够的”。这多出来的一年，学生将深入工厂或施工现场，参与实际生产过程，了解工程实践，积累工作经验。所以，清华大学被自己的学生戏称为“五道口技校”（五道口为清华大学所在地的名称）。除了学生自嘲的成分，其实包含清华大学在内的“985”“211”综合性大学，本质上就是职业专科学校。

即使清华大学后来结束了五年制，和其他综合性大学一样，其面向未来职业培养学生的本质并未改变。从这个角度看，所谓填报高考志愿实际上是对未来职业做初步选择。在学生端，通过选择不同的专业，将自己的能力与兴趣相结合，通过大学学习，最终成为某一领域的专业人士；在家长端，父母关心的是孩子在大学毕业后所学专业是否容易就业、薪酬高低。工业革命带来的细致复杂的分工体系，将学习知识变成了职业培训。

《录取通知》（2006）剧照。

尝到教育甜头的欧洲政府进一步把教育向下延伸，开启了针对6~14岁儿童的义务教育。这是因为除了大学培养的专才，国家的工业化还需要具备能读、能写、能算等能力的大量劳动力。义务教育最早是在普鲁士王国的福克旺地区展开的，法国（1882年）、日本（1872年）和美国（19世纪末期）也相继建立了系统的义务教育制度。此外，与大学的“学术自由”不同，义务教育特别强调纪律、时间管理和团队协作，以及服务国家的责任。因此，义务教育借鉴了军队的组织与纪律模式，强调纪律和服从。例如，类似军队中的排和连的组织方式，学校以班级为单位，统一安排课程和时间表（如起床、集合、训练时间）；上下课铃声类似于军队中的哨声，以实现统一行动；学生必须遵守校规和课堂纪律，听从老师指挥，未经教师允许，不得提问和发言。

现代教育的反思：我们学得还对吗

在初等教育中的“军队化管理”和高等教育中的“专才培养”，一方面快速、高效地解决了文盲问题；另一方面，为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提供了具有丰富专业知识，拥有娴熟技能的高素质劳动力。我国能够在短短的40年内，走过西方发达国家300多年的工业化道路，成为世界经济中举足轻重的世界工厂，与此不无关系。但是，基础教育中整齐划一的模式限制了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和创造力培养；高等教育的专才培养让学生专而不广，难以融会贯通多个学科的知识来开辟全新的领域。所以，这样的教育模式与agi时代所要求的培养“颠覆性非共识创新”的人才目标背道而驰。

事实上，许多教育家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早在19世纪初，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谢林在《关于大学学习方法的讲义》中说：“在科学和艺术中，特殊知识只有寓于一般和绝对知识才有价值。但情况往往是，人们宁愿追求特殊知识，而忽视了全面教育所需的普遍性知识，宁愿当一名优秀的法学家或医生，而忽略学者的更高使命和科学所赋予的高尚精神。需要提醒的是，学习普遍性的科学是医治这种褊狭教育的良方。”这里的“学习普遍性的科学”就是通识教育，也被称为“博雅教育”。曾在耶鲁大学担任了20年校长的理查德·莱文更是明确地指出：“不传授任何知识和技能，却能令人胜任任何学科和职业，这才是真正的教育。”

《历史系男生》（2006）剧照。

1945年，哈佛大学出版了《自由社会的通识教育》一书，因其红色封面而被称为“红皮书”。针对当时主流的“专才教育”，该书提出了新的通识教育理想，即培养“社会中见多识广、负责任的人”“公民和共同文化的继承者”，而“一个完全由专家控制的社会不是一个明智而有序的社会”。根据哈佛大学2006年发布的《哈佛大学课程革新》报告，该校用分布式的必修制课程改良传统的核心课程，要求学生在艺术人文、社会研究和科学技术三大领域各选三门课。这些课程在2016年扩展至八大领域，用以矫正日益严重的学科专业化倾向。

2017年，清华大学也开始全面推进大类招生。所谓大类招生，就是不再按具体专业招生，而是按学科大类招生，如人文社科、理工科等。这样可以让学生掌握更宽泛的知识基础。进一步，在清华大学2024年的全校教职工大会上，学校提出要“扎实推进清华特色中国书院制发展”，并明确指出“院系的本科生培养模式将从大类、书院混合模式逐步过渡到单一培养模式”。这个单一模式，就是书院模式。这是清华大学最近采用并快速推进的“通才”培养教育模式。具体而言，新生入校后，首先接受通识教育，学习一些基本的哲学、计算机、医学等多学科知识，等到大二或大三，学生再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具体的专业方向。

理查德·莱文曾尖锐地指出：“如果一个学生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居然拥有了某种很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这是耶鲁教育最大的失败。”他进一步批判说：“处处寻求实用，不配拥有高尚、自由的心灵。”

如果一所大学不教授专业的知识和技能，那么它应该教授些什么呢？

自由教育：重返古希腊

清华大学的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源自1914年梁启超在清华大学所作的“君子”主题演讲。难以想象的是，与清华大学齐名的北京大学却没有校训。作为北京大学的学生，我们解释这种无校训的状态反映了该校“学术开放、思想自由”的特点，因此“无声胜有声”。其实，这只是自嘲而已。北京大学校园以前是燕京大学所在地，燕京大学是有校训的：“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意思是大学教育的目的是教会学生探索真理的技能（追求真理），因为只有通过探索真理，才能摆脱偏见和无知，获得思想上的独立和精神上的自由（思想解放），最终得以服务他人，推动社会进步（回馈社会）。在这短短九个字的校训中，“自由”位于核心，是连接知识（真理）与行动（服务）的关键。那么，什么是自由？

追根溯源，自由这一概念源自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政治学》中所提出的“自由人知识”这一说法。这里的“自由”与“实用”相对立，是“无用之学”，代表了一种非功利、致力于人的精神与心灵自由发展的教育哲学和理想。可以想象，在两千多年前的爱琴海之滨，暖湿的海风轻拂着橄榄树的枝叶，古希腊贵族围坐在石阶或林间，畅谈正义的本质，追问生活的意义，探讨美的真谛。海浪的吟唱与人的辩论声交织在那片阳光洒满的土地之上。

对自由人的教育被称为“自由教育”。自由教育教授的内容，被称为“一般和绝对知识”，即通识。所以，古希腊的自由教育在现代也被称为“通识教育”。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把通识定义为“七艺”。

《怪兽大学》（2013）剧照。

“七艺”包含文法、修辞学、逻辑学、算术、几何学、天文学和音乐7个学科，其中文法是理解文学作品和解释法律文本的能力；修辞学是在政治、法律和公共事务中演讲和辩论的核心技能，在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中有着充分论述；而逻辑学源自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是理性思维的核心。这三个学科关注语言能力与思维能力，被称为“三科”。

关注数学与自然知识的“四科”包含算术、几何学、天文学和音乐。算术被视为理解宇宙秩序的工具，因为毕达哥拉斯提出“万物皆数”，即数是世界的本质。几何学源自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研究空间和形状的性质。天文学源自托勒密，研究天体运动和宇宙规律。音乐的音程和谐与数学的比例关系一致，因此音乐既是数学，也是艺术，能塑造高尚的心灵。

跨学科的知识称为“博”，高尚心灵称为“雅”，因此通识教育也被称为“博雅教育”。通过博雅教育，学生们可以无拘无束、不设限制地思索让他们好奇的任何问题，从而内心充盈，获得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