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从微信群里发来一张高中毕业集体照，黑白，模糊，沧桑，但十分亲切。看着面容庄重的老师，还有一张张稚嫩的同学面孔，宛若推开了一扇斑驳老旧的木门，唤醒了我足足尘封50年的青葱记忆。
50年，足足半个世纪啊！
那是永登中学文革停课后的第一届高中。走进学校的那一年，是秋季，却不算高中，是预备班，因为改为春季招生了，高中得读两年半。那一年，老师和同学中悄悄地传递着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 高考就要恢复！那是期盼，是喜悦，更是一种相互激励。那一年，同学们的书包里除了《青春之歌》《野火春风斗古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还多了一些《中学生怎样学好功课》《高中物理复习提纲》《高中化学复习提纲》......那些弥足珍贵的资料，都是从前面几届毕业的学哥学姐那里苦苦求来的。
那些年，学校里忽然多了好多来自上海的老师。化学老师庄家麟毕业于北大数力系，年龄比我们这届高中生大不了多少。虽然课后他喜欢和我们在一起逗学本地方言，但走上讲台，却腼腆的不敢看自己的学生。坑着头，用流利的粉笔字，把一块黑板填写的满满扎扎白花花一片。他在认真演算和推导化学分子式的分子构成。能够听到他用流利的上海普通话滔滔不绝地向着我们讲课已快期末考试了。
庄老师没来之前，代我们化学的是体育老师许兆年，也是上海人。据说，他来自上海体委。他的体育课上的自然比化学好。一米八几的大块头，一个扣球，不比铁榔头郎平差，就像日本电视剧里的“晴天霹雳”，让你无法接招。那一年我们的排球队在中学联赛中首次捧回了一只金灿灿的奖杯，我的化学也是那一年稀里糊涂的考了个年级第一。许老师对我有点刮目相看。正好学校开展学工学农，办起了一个听起来有点神秘有点科研意味的“5406菌肥厂”，我有幸被许老师看中，成为菌肥厂的 “编外蓝领”。用石灰刷白了两间实验室，地面铺上当时时髦的三合土，用福尔马林喷洒几遍就成了无菌室。他穿上白大褂，坐在接种箱前，将玻璃棒前的接种环先用酒精灯消毒，然后，慢慢的将菌种从一个试管移植到另一个备有培养基的试管。他做这些的时候，一丝不苟，慎之又慎。休息的时候，偶尔也让我接替一下。几天下来，一排排试管架上就站满了密密麻麻的“列队士兵”。一个像模像样的细菌培养室就这样建成了。细菌的繁殖，必须恒温，而学校不具备供暖条件，他便土法上马，用燎炭在门外引燃，然后将火盆搬进细菌培养室加温。那些天，他天天注视墙上的几支温度计，生怕有半点差池。当时学校雄心勃勃，菌肥一旦生产成功，立即敲锣打鼓向教育局报喜，然后扩大规模，批量生产，支援农业建设。可惜的是，那年冬天出奇的冷，尽管每天24小时不停地生着好几个炭盆，但是娇嫩羸弱的细菌终于抵御不了朔风凛冽，有一半细菌在“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中命丧黄泉，我们的”5406菌肥”最终只能贡献给学校的学农基地。那年冬天，基地里的白菜蓬蓬勃勃，葳蕤一片，比齐白石老爷子画的还好。
整个高中我对数学都兴味索然，总觉得那枯燥的同角关系与诱导公式，那排列组合二项式定理是驾雾腾云，对“三大革命运动”没有丝毫可取之处。周胜华老师在苦口婆心巴心巴肝地演算推导公式时，我便坐在课堂上玩起了假寐。周老师用粉笔指着我笑眯眯地说:“史良高又下去了哇！”（下去，趣指巫婆在做法事）顿时，教室里哄堂大笑。我便在大笑中一激灵，面红耳赤，又假猫入鬼地抓起笔来认真的记起了笔记。但是，化学与物理我非常喜欢。我喜欢碘酒让面粉变蓝，喜欢干冰冒出的白雾，喜欢从原油到汽油到塑料到腈纶的生产过程，喜欢那片领域里的神奇与迷幻。我特别爱好无线电，其时已自费订阅了《无线电》杂志，组装过单管收音机。不知物理老师是如何知晓这一切，在上无线电这一章时，他居然让我上台“献丑”。那天，我从矿石收音机讲起，一直讲到“二极管”“三极管”工作原理，讲短波、中波、长波和收音机如何接收无线电波。现在想来，依然为自己的初生之犊汗颜。语文老师何念，出生理学世家，学养深厚，执教师专时就曾参与全省教师进修教材《文选》编撰。其时，新华书店书架上仍是一片”红海洋”，同学间已在背地里流行抄书。抄《千家诗》，抄郭沫若的《天上的街市》，见什么抄什么，就连《林海雪原》《西游记》上的妙词佳句都不放过。我从何老师那里悄悄借来《中华活页文选》，生吞活剥，连蒙带抄。抄《精卫填海》《夸父追日》，抄李密的《陈情表》，白居易的《长恨歌》，还有《滕王阁序》《岳阳楼记》《前后赤壁赋》等。
求知的欲望难以满足，肠胃欲望的沟壑更是难以填充。五分钱一瓢的青菜豆腐，炊事员舀起之后总是习惯性反复地颠几下，让我们眼巴巴的看着那一块两块可爱的豆腐颠出菜瓢。那肉香弥漫的米粉肉生腐烧肉大蒜回锅肉红烧鱼块注定是教职工的专利，同学们无一例外地守着一罐（瓶）从家里捎来的咸菜对付一周的漫长时光。一位来自医院的哥们别出心裁，居然带来了胎盘炒咸菜。吃饭时，肉香四溢，馋涎飞溅，于是，一场迅雷不及掩耳的战斗很快爆发，顷刻之间土崩瓦解，灰飞烟灭。学校食堂每天义无返顾的“一干两稀”，从来不见馒头包子，更没有大饼油条。二两稀粥盛到瓷盆里，“一吹三条浪，一喝九道沟”。每到开饭时间，饭厅里《洪湖水浪打浪》的歌声和着瓷盆瓷缸的节拍比贝多芬还交响。讨厌的是学校幅员辽阔，校区的厕所距离教室又非常遥远。下课铃一响，男生女生一个个奋不顾身，跑得比围猎的野兔还快。以致多少年后，看到《男生女生向前冲》这档电视节目，我就情不自禁的想起当年我的兄弟姐妹们咬紧牙关百米冲刺的镜头来。
肚子里越没油水，“空城计”的锣鼓就越敲得人心慌气短，哪里还有心思学习？二两稀粥，到了上午的第三节课，早已化为汩汩清泉。老师在课堂上绘声绘色，周吴郑王，我的肉体端坐于教室，灵魂却捧着那只米黄色瓷盆早早的去了食堂餐厅排队，管她祥林嫂的阿毛是被狼吃了，还是被狗吃了。班上的生活委员与人打赌：“一餐能吃三斤米饭！”起哄者居然立马打来，满满一脸盆，结果，那位仁兄脖子哽得歪到一边，剩下二两就怎么也咽不下去，却留下响当当的美名“二斤八两”。有回全校师生外出野营拉练，我在5406菌肥厂值班，二两稀饭怎能敌得了漫漫长夜的晚来风急？校园值勤的一位同学半夜饿得实在受不了，就悄悄摸到学校学农基地，将尚在豆蔻年华长得比土豆妹妹还小的山芋弄了满满一脸盆。我们用砖头垒灶，拣树枝当柴。柴很湿，烟很大，俩人熏得泪流满面却又做得十分认真。是夜，那盆烀得焦黑半生不熟的山芋，为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饱嗝。
遗憾的是，我们终于没有等到恢复高考的那一天。在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里，我们顶着刺骨的寒风，背起背包，默默地走向郁郁葱葱的广阔天地，心甘情愿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