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以“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相标榜的禅宗，到后来却出现了《坛经》、《五灯会元》、《景德传灯录》以及各位禅师的语录、论著等海量般的文字。
一个宗派就像一个人一样，都有一个产生、发展、变化的过程，很多事情都不是事先能控制得了的。
慧能创立的禅宗是以一种反传统的面貌出现的。虽然他没有明确反对学禅、参禅，但认为修行不一定非要按照固定的程序和模式，而是在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处都可以进行参禅修行，吃饭睡觉、担水劈柴都是修行，都是禅道。
慧能逝世后，禅宗有了大规模的发展，出现了众多的支派。各支派的禅师们对“禅”做了更多的发挥。“禅”的形式变得更加灵活多样。一句话、一个手势、一个动作都可以表现为禅。有名的如牛头禅、赵州禅、临济禅、曹洞禅、看话禅、默照禅、念佛禅、野狐禅、安般禅、生活禅等众多禅法。这使得原本相对简单的禅法变得玄之又玄，让修学者更难于把握。
虽说万变不离其宗，“禅”的宗旨都是为了修养心性，进而获得解脱的精神境界。但在其发展过程中，那种自在、活泼的禅修方式逐渐变得形式化、模式化，失去了禅宗原有的精神。一些当机教化的修法被凝固，失去了机锋和棒喝的本意，也失去了参禅的价值。结果，原本“不立文字”的禅宗积累非常可观的文字著述。这其实是禅宗自身衰落的一种表现。
禅宗原本就有大量的佛经作为本宗依据，如《金刚经》、《楞伽经》、《楞严经》、《圆觉经》、《坛经》等等。惠能就是听人念诵《金刚经》而发心的。五代、北宋之后，禅宗内部盛行公案和机锋，造就了大量的祖师语录。形成了区别于“默照禅”的“文字禅”。从“不立文字”转而“大造文字”。
语录主要记载历代禅师的法语，内容包括传法心要、参悟印证、方便施化、诸方学士参学所得以及相互问答、诘难、辩论、参究等。一般由亲随禅师左右的门人随时笔录编集而成。《六祖法宝坛经》就是中国禅宗的第壹本语录。随着南宗禅成为中国禅宗的正统，语录也成了禅宗的一种专门文体，各代都有制造。
在唐代，出现的语录主要有《傅大士语录》、《马祖道一禅师广录》、《百丈怀海禅师广录》、《黄檗断际禅师宛陵录》等。五代以后，“五家七宗”相继成立，禅宗语录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除专门记录某位禅师的个人语录外，还出现了多位禅师的语录集。如雪窦重显（公元980~1052年)所撰《明觉禅师语录》、赜藏主集的《古尊宿语录》，收录了南岳怀让以下马祖道一、百丈怀海、临济义玄、云门文偃等四十多位唐宋禅师的语录。
据统计，从唐至清，流传下来的禅宗语录有三百余种，包括失佚的语录，总文字应在一亿以上。
禅宗的语录、灯录中有在大量的公案。“公案”原指官府判决是非的案例，为禅宗所借用。禅宗把前辈祖师的言行记录下来，作为指示修行禅法的范例，以判断是非迷悟。久而久之，公案本身也成为观察思考的对象。
参公案之风气倡始于唐代，大行于宋代。宋代禅门运用公案往往从语言文字上对其进行解释乃至作繁琐的文字考证，由此进一步促成了文字禅的泛滥。
由于禅宗认为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只要见性，就能顿悟成佛。他们提倡以心传心，强调超越言表思量分别，反对进行逻辑思维分析。所以通常用日常生活中普通的事情、平常的对话进行智慧的启发，以期从小事中照见本有的佛性。因此，公案往往表现出非逻辑性的特点，不易为人们读懂。学习者往往通过对公案的参究以期觉悟，或用祖师的公案对自己的修行进行检视，而老师可以用公案对门人进行教化，或用公案表达自己的言外之意，或用公案对门人的觉悟进行印证。
公案中有一部分是用一个字或一句话供学人参究之用的，这称之为“话头”。如禅师问：“狗子还有佛性也无？”答：“无。”这一组对话就是一则公案，而“无”字则为话头。参禅时，在公案之话头上下功夫，称为“参话头”。沩山一次问其门下香严：“将汝学得者一概不谈，如何是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据说香严为此苦参数年，以至于觉悟，后人把香严之参视之为参话头之始。
公案不仅有用语言，也有用行动而构成的。如禅师南泉（公元748~834年）一日拿起一只猫，对门人说：“道得即不斩”。门人无言以对。南泉于是挥剑将猫斩成两段。后来第子赵州（公元778~897年）从外面回来，听到这件事后，他便脱下草鞋，把它戴到头上，南泉叹道：“你如果早回来，猫就死不了了。”南泉和赵州的行为就构成了公案。
在禅宗之前，佛说的言教和坐禅都是正统的修行渠道。但在禅宗出现之后，这个传统就被打破了。但是，“见性”不是一般智慧所能轻易实现的。禅宗作为佛教的一个派别，它需要对信持者有所指导，需要将其简便速成的得道方式传达给门人。因此，禅宗师徒之间仍无法避免借用语言文字这一中介，交流彼此间的参学心得。这就是禅宗以“不立文字”为宗旨，后来却又写出大量语录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