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驱动下青年群体主流价值观精准传播的困境与路径创新

作者：徐涵（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凌楚杭（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来源：《青年记者》2025年第5期

导 读：

探究主流价值观的精准传播不仅是青年教育的重要任务，更是确保社会和谐发展的关键举措。因此，明晰当前主流价值观精准传播面临的挑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优化策略，显得尤为迫切。

一、引言

截至2024年12月，我国30岁以下的青少年群体已占全体网民数量的30.6%[1]。青少年群体大规模地涌入互联网，正在显著改变互联网用户的年龄结构，“年轻态”逐渐成为互联网发展的重要特征。

智能传播技术的介入重塑了新闻传播行业的固有局面，技术逐渐代替人类承担着传统传媒行业中信息筛选者、内容创作者、用户互动者等多重身份。久而久之，传播结构去等级化、去中心化的特征不断凸显，信息传播的吸引力和覆盖面空前扩大，但由此带来的传播主体嬗变，给网络环境下的信息传播带来了更多不可控性。在技术驱动的今天，以主流媒体为载体的主流价值观传播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多重冲击，无论是利益驱动下算法滥用带来的地位边缘化，还是网络圈子壁垒引发的青年认知偏差，无一不在挑战着主流价值观的主导地位。

瞄准青年群体的主流价值观精准传播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从个人层面来看，青年阶段是个体价值观形成的关键塑造期，其思想尚在发育阶段，对信息的辨别能力有待加强，如何精准地引导他们，将符合主流价值观的信息内容准确推送给他们，关乎个体的健康成长。从社会层面来看，青年群体作为社会发展的主力军，其价值观念的发展将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凝聚力与稳定性。在这种情况下，探究主流价值观的精准传播不仅是青年教育的重要任务，更是确保社会和谐发展的关键举措。因此，明晰当前主流价值观精准传播面临的挑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优化策略，显得尤为迫切。

二、主流价值观精准传播的概念

尽管社会心理学领域关于价值观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2]，但在当时并未对价值观的概念达成共识。随着学界对价值观本质的持续探讨，这一概念逐渐从个体心理层面扩展到社会文化维度。直到20世纪4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克洪（Kluckhohn）指出，价值观是一种显性或者隐性的、对于什么是值得的意识与观点，它是个人或群体的特征，影响人们对行为、手段和目的的选择[3]，这在研究者中达成了共识。随着对价值观概念的进一步辨析，20世纪70年代的社会心理学家普遍认为，价值观是比态度更抽象、更一般的具有评价性、选择性、规范性的深层心理建构，是文化成员合理的信念体系。至此，价值观的内涵已从个体认知升华为集体文化心理的核心要素，这为后续研究主流价值观奠定了理论基础。

要深入探讨主流价值观所面临的传播困境，首先需明确其核心定义。主流价值观是反映一个国家意识形态和社会道德的基本取向，也是反映一个国家主流社会的基本意愿[4]，包括“意识形态、历史传统、民族精神、宗教信仰、道德风尚和生活方式等”[5]。通俗地说，主流价值观是社会中绝大部分人予以认可并奉行的价值观[6]，它经过了社会长期的考验并获得了广泛认可，具备了科学性、先进性和主导性的特征[7]。这表明，主流价值观是国家权力机制和广大民众认同的产物。但随着信息技术的更迭，受众分化愈演愈烈，主流价值观传播的精准性成为问题。精准传播的概念源自广告分发中的“精准营销”，是指广告商将目标信息精准传达给特定的受众。有学者结合现代传播学理论，将精准传播定义为传播者根据目标受众制定有针对性的目标和策略，实现信息的准确传达，提高传播效能[8]。大数据和智能传播技术的介入赋予了“精准”一词新的含义，信息传播者也开始追求技术驱动下新的传播控制决策。探究对作为“数字原住民”的青年群体实现主流价值观信息准确传达的困境与突破，其意义远远超出了传统技术层面的革新，更是应对多元价值冲突、增强后代意识形态凝聚力的必然选择。

三、技术重构主流价值观传播格局的现实困境

媒体是主流价值观传播的重要载体，其中的新媒体凭借双向信息流通模式在传播主体的规模上远远超过传统媒体，成为培育和弘扬主流价值观的重要阵地。尽管智能技术赋能信息传播已取得显著成效，但技术重构下的主流价值观精准传播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结构性挑战。下面，从“技术—结构—个人”三个维度剖析精准传播链条中潜在的现实困境与挑战。

（一）算法黑箱对主流价值观的稀释弱化。算法推荐技术中“流量为王”的底层逻辑逐渐打乱了主流价值观以往的价值层级。过去传统媒体主导下的传播场域，很大程度上保障了主流价值观的核心地位。但随着智能传播技术的推广，信源和传播渠道不再单一地由传统媒体垄断，新媒体催生出扁平化传播环境，这种双向信息流动模式解构了原有的以传统媒体为中心的传播格局，传统媒体话语权受到冲击。同时，追求个性化、轻松化氛围的青年一代，对微博、B站、抖音等双向可自主选择传播路径的媒介平台也更为青睐[9]，平台内的海量网络信息降低了主流价值观的传播密度，呈现出“去中心化”的特点。正是这种特点使青年对主流价值观的共识达成更为困难，其内容价值也就更容易被稀释、淡化[10]。

算法的底层逻辑是基于完播量、点赞量、转发量构建的多维权重计算模型，本就高热度的娱乐性内容在算法作用下如虎添翼，严肃化的主流价值观精准传播却是雪上加霜。愈发趋于低俗化、娱乐化和碎片化的网络传播环境与主流价值观传播的长期性、持续性和系统性背道而驰。如今，算法推荐下信息价值排序的技术危机已经在青年群体中潜移默化地形成系统性的“泛娱乐化”传播偏向，从娱乐领域渗透到日常生活中的各个领域。以B站为例，“鬼畜”作为一种对已有文本的改造和再生产[11]，是青年群体对社会现象看法的个性输出与表达。这本是亚文化与主流文化交融的有益尝试，但随着传播范围的扩大，其内容和形式也逐渐出现偏差。为了追求流量效果，创作者将鬼畜制作延伸到对历史人物、经典文化等的丑化、扭曲，随意篡改客观事实以求获得爆点，以至引发社会价值观的偏差和混乱。“泛娱乐化”思潮对各领域信息传播的侵蚀，消解了主流价值观的严肃性与厚重感，使得主流价值观难以有效精准传达，严重妨碍青年群体正确认知与价值观念的形成[12]。

（二）圈子间的价值区隔与圈内的理性消解。“圈子”概念的本土化应用可以追溯到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一书，他认为传统的社会结构是人们以“自己”为中心、经由血缘和地缘关系连接的同心圆[13]。媒体技术的更迭改变了信息交流的方式，形成圈子的因素也突破了传统血缘和地缘关系的界限，被定义为人们以情感、利益、兴趣等维系的具有特定关系模式的人群聚合[14]。青年群体自我身份认同的需求与圈子所提供的自我归属感和自我认同感高度契合，圈子也逐渐成为青年群体的安全港湾。我们承认圈子化所带来的群体社会认同是其存在的价值，但圈子间的冲突也是圈子化的另一个结果——不同人群的分化与冲突的加剧[15]。这种圈子间的分裂现象给整合社会共识提出了新的挑战。在平台算法的加持之下，不同圈子内的受众接收着高度同质化的信息，尽管信息传播主体趋向多元化，但信息扩散的渠道越来越定向，信息茧房加固着本就存在的圈子壁垒，隔离异己表达后的网络环境影响到圈内青年群体认知的形成，群体观点难免偏激与固化，不同圈子间形成的区隔和意识形态分化更为严重[16]。辛艳艳等人基于“中国青年网民社会心态调查（2009—2021）”的相关数据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青年群体的圈层效应和群体分化很可能促进非主流社会思潮传播的精准化[17]，影响青年正确价值观念形成的同时，也阻碍了主流价值观的精准传播。

圈子间是多群体的价值区隔，圈子内则是青年群体理性能力的弱化。实现青年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是精准传播的根本目的，但泛娱乐化信息悄然渗透到圈子内部，它们凭借情绪性信息的超高个体唤起效率，达到凝聚用户注意力的目的，让用户在短时间内建立起对所述对象的认知[18]。与此同时，圈内个体的紧密连接进一步放大了情绪传播的效果，致使情绪主导正在取代青年一代的理性判断。“饭圈”作为圈子文化的典型代表，利用“传销式话术”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卷入其中，打着对流量明星爱的旗号鼓动身边的粉丝群体近似疯狂的“打榜”应援，这种高强度组织化的追星活动严重影响到他们正确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半月谈》调查了全国2万余名中学生，在关于“国家面前无偶像”的题目选择中，仅有不到40%的群体认为“毫无问题”，也就是说在超过六成的青少年价值观里，偶像催生出的个人主义已经凌驾于家国情怀之上。

圈子化带来的群体分化导致不同的圈子之间产生区隔，主流价值观难以突破圈子壁垒精准触达目标群体。与此同时，圈子内情绪传播的效果加剧，使得部分青年群体丧失理性判断的能力，哪怕接受到主流价值观内容，他们也难以转化为自我认同，精准传播的效果大打折扣。在价值区隔和理性消解的共同作用下，面向青年群体的主流价值观精准传播的链条陷入恶性循环，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认知行为割裂下的数据假象。在传统的认知行为模式中，人们通常遵循“认知、评估、决策、行动”的线性过程，智能传播技术的出现正在颠覆这种固有模式，出现了认知与行为割裂的“去个体化”现象。“去个体化”现象是指在互联网时代符号化、匿名化等特性的作用下，个体的自我导向功能与责任感在群体影响下逐渐消失，个体所受到的来自外界的规范约束压力降低，使得行为与认知态度被分离[19]。生成式AI根据用户指令在极短的时间内对海量信息进行筛选得到的二手内容，简化了传统认知行为过程中的评估与决策环节，部分用户在仅对信息有大致浏览与初步了解的情况下就触发了转发行为，而此时用户本身并未形成深入的认知。与之类似，算法推荐机制和信息碎片化的特点，使得青年群体更容易受到情绪化内容或热点话题的影响，从而在未进行深入思考的情况下迅速采取行动，这种“秒转秒忘”的现象屡见不鲜。

“去个体化”背景下的传播效果评估也面临新的困境。尽管目前包括欧美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都尚未形成一套公认的传播效果评估体系，聚焦于主流价值观传播效果的精确测量更是尚未成型。但综观学界目前采用频率较高的评估体系，点赞量、转发量、评论量等数据被广泛视为衡量传播效果的核心数据，并用以实现主流价值观在个体内达成认知的量化操作。但年轻人“刷屏不认同、点赞不深思”的行为认知割裂已经成为常态。此外，亚文化语境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这种认知割裂的现象，其中“玩梗式传播”的信息表面化和浅层次传播，也昭示着传统的易量化数据已经无法准确反映青年群体的真实认知和主流价值观传播的真实效果。可见，依靠传统的易量化数据作为主流价值观传播效果的衡量依据已难以准确评估青年群体对主流价值观的真实态度和认知变化，需进一步探索新的评估方法。

四、面向青年群体的主流价值观精准传播策略重构

（一）并驾齐驱：算法驯化与价值引领的协同构建。推荐算法的出现本是为了从具有极强噪声的稀疏关联矩阵中挖掘有用的信息，包括获知那些用户靠自身无法发现的“暗信息”。实际上，信息筛选的结果也是算法倾向的体现。主流价值观地位争夺是在商业化利益背景下“流量为王”与价值导向的抗衡，其地位边缘化是抗衡失败的结果。智媒时代的用户注意力演变为平台明码标价的商品，技术开发者为求暴利无脑拥簇。但如今，利益导向的算法技术弊端尽显，解决技术滥用下的群体文化发展方向出现偏移和道德下滑成为燃眉之急。

1.算法技术的价值赋能。任何技术都承载着价值，推荐算法本身就是形塑社会的无形之手。任何技术都离不开人类的支持，算法背后的逻辑本质上就是人类逻辑的再现，算法呈现的价值取向即设计者的价值倾向。也就是说，算法自设计之初便内嵌着价值观，存在着价值负荷，具有着正向价值和负向价值的双重属性[20]。所以，给算法上好价值课是解决主流价值观精准传播的有效途径。构建价值导向的技术方案，一是要从源头确保算法设计者具备较高的政治站位，始终坚持正确的价值观念，自觉将主流意识形态嵌入代码的字里行间；二是要在算法优化阶段充分发挥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整合和规范作用，不断调整优化后的信息合集，尽可能彰显积极、正向的主流价值取向；三是要在算法控制阶段实现“人机协同”，尽管如今的算法推荐已经开始充当信息把关者的角色，但面对虚假、复杂、隐晦的负面信息，仍需要“把关人”的精准检索过滤。以人机协作实现双重保障，着力实现主流价值观的精准传播和信息传播生态的长期、稳定、正向发展。

2.主流媒体的算法转型。如果说给算法上好价值课是技术层面确保主流价值观核心地位的基础，那么给主流媒体上好算法课才是实现主流价值观精准传播的直接手段。主流媒体作为主流价值观传播的核心阵地，其受众群体之庞大、宣发实力之强劲不言而喻。随着网络技术的迭代升级下信息与受众的分流，技术正不断撬动着主流媒体的优势地位，主流价值观的传播危机也日渐扩大。要夺回主流价值观的话语权，必定要主动向算法推荐技术靠拢，完成自身平台的转型升级，着力打造主流价值观引领百舸争流的局面。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主流媒体应努力实现从跟随者到引领者的角色转变，探索“党媒算法”的可行方案，从源头出发找到主流价值观精准传播的最优解。

（二）双重路径：跨越圈层话语与重塑圈内生态。双管齐下，标本兼治。提升青年的理性认知能力，培养其多元信息的甄别意识，是实现主流价值观精准传播的前提；打破圈层话语壁垒，创新主流价值观的“青态化”传播是确保价值观传播效果的关键。这样一来，既能确保主流价值观在青年群体中落地生根，也能增强主流价值观的精准传播效能。

1.话语转译打破圈层壁垒。事实上，圈子的形成是网络传播的必然结果，圈子形成的话语壁垒本身也并不可怕，这些相对封闭的话语体系实现了圈内交流的最低成本。话语之间的争夺才是影响主流价值观精准传播的关键因素，与过去主流媒体话语权的绝对主导地位不同，互联网时代的竞争是相对的。其中，以亚文化为趣缘形成的圈子，展现出了超强社会动员能力和单向输出的话语壁垒，严重影响到社会共识整合。

立足于主流话语，其一要主动承担话语转译工作，总结亚文化网络等青年群体流行的话语表达技巧与特点，生产适合青年胃口的主流价值观信息内容。适合青年取向的内容是可以打破圈层壁垒，维持主流话语的青年态信息生产模式，做到持续向圈内精准输送优质内容。其二，掌握主流话语的媒体要利用好新媒体技术扳手，密切连接新兴技术与权威报道内容，以跨媒体姿态强势出击，再度彰显主流话语体系的强劲优势[21]。

2.保障理性重塑圈内生态。治标更要治本，着手整治圈内问题才是长久之计。重塑圈内理性生态是解决跨圈层对话难的根本。一方面，保障圈子内部的权力地位合理分配，重点培育圈内“理性节点”。圈内“理性节点”类似于常规网络中的意见领袖，掌握着群体内部的话语权。“理性节点”的培育重点在保持对圈内文化高度认同的前提下，建立起价值判断“双重视角”，以防范圈内情绪化传播引发波动时群体理性的消解。另一方面，平台层面也要充分发挥智能技术的驱动作用。青年群体中圈子的物理呈现形式在网络中相对固定，多为类似于豆瓣小组、微博话题的兴趣社群。平台与相关监管部门应合理运用开放式圈内的公开数据信息，利用大数据追踪圈内青年群体的认知变化。面对圈内讨论中潜在的非理性倾向，利用技术推送讨论话题，打造认知缓冲区，引导青年完成自我认知校准，提高群体的理性认知能力。

（三）范式创新：实现青年群体主流价值观的可计算传播。尽管在数字文明与智能传播的双重变革下，主流价值观传播已然经历了从经验驱动到数据驱动、从模糊感知到精准调控的转向，但量化指标的浅层含义与群体认知深度之间存在偏差，传统传播效果评估体系的局限性依旧凸显。破解主流价值观精准传播的“精准性”测量的难题，关键在于构建一套适应智媒时代青年群体传播特征的新型评估框架，突破浅层数据的量变，触达深层认知的质变，实现从“传播效果测量”到“认知轨迹追踪”的范式转型。

为了适应青年群体在认知行为上的割裂，研究者可以尝试对其进行纵向分层，搭建“接触—反馈—内化”的三阶测量模型。其中，接触层是个体点赞、转发等表层行为，具体指向个体社交临场感的实现；反馈层是二次创作、评论延伸等中层行为，具体指向个体浅层认知的形成；内化层是更深层次的认同形成，需要测量者通过个体延时反馈和持续性行为才能加以验证。在实际操作中，因内化层的长期性特征，测量者需根据传播周期设置数据采集时间节点，完成对不同层级的数据收集工作。其中，表层行为的测量可以采集点击量、点赞量、转发量等用户低门槛行为的数据；中层行为的测量可以利用文本话语分析追踪评信息、二次创作内容的情感与话题契合度；深层认同的测量则是一项系统性、长期性的工程，需要测量者对个体开展行为追踪，以统计主流价值观的再现频率。三阶测量模型实现了仪式性参与和实质性认同的有效区分，为确定主流价值观的精准传播成效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测量方案。

除了计算模型的优化，精准传播的测量也可以在测量方法上拓宽智能技术的应用，以求更精准地捕捉情感和认知反应。比如使用脑电测量技术，以实验的形式实时捕捉青年在接触主流价值观内容时的即时神经生理反应，从生物层面更精准地评估个体在当下的认知和情感认同程度。

五、结语

智能技术对主流价值观的精准传播带来的是机遇，也是挑战。作为主流价值观精准传播的重点对象，青年群体的网络使用习惯与群体特质也影响着精准传播的能效。为了明晰其中的现实困境，从技术、结构、个体三个维度看，当前主流价值观精准传播正面临着算法权力异化、圈层结构下的认知壁垒，以及认知行为习惯转变引发的数据假象等诸多难题。进一步探讨破解现实困境的思路，一是要完成对算法等技术工具的驯化，使其转变为价值引领的得力助手。二是要注重圈层的生态治理，要做到跨越圈层壁垒，也要做到深入圈层内部，推动主流价值观在不同圈层内落地生根。精准传播效果的测量作为传播的最后一环显得尤为关键，解决认知行为习惯转变下的数据测量难题，探索“可计算”的精准传播范式。未来，青年群体主流价值观精准传播的探索仍有待进一步深入。例如，尝试构建动态评估体系，并应用于实证研究以期为面向青年群体的主流价值观精准传播提供更有力的数据支撑。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新时代主流价值观精准传播研究”（批准号：23FXWB005）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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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徐涵，凌楚杭.技术驱动下青年群体主流价值观精准传播的困境与路径创新[J].青年记者，2025(05):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