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21Tech(News-21)
作者：杨清清
编辑：李清宇、刘雪莹
12月31日，“时间的朋友”跨年演讲在武汉举办，主题为“长大以后”。这也是罗振宇第六次进行跨年演讲。
今年的跨年演讲是在特殊背景下举办的。新冠疫情，从年初直到12月31日，依然在影响大家的工作与生活。两天之前，在北京疫情的不确定性下，得到公司不得不发出通知，对尚未抵达武汉的听众建议不予出行，退票处理。
在开场之际，罗振宇首先向武汉这座英雄城市致敬。罗振宇展出了一张关于糖果的图片，它是一个名叫冈萨雷斯的艺术家所创作的行为艺术品，为了纪念自己死去的妻子。
“生命是甜蜜的，生命也很无奈，总会流失，但爱它的人总是有能力、有办法让它一次次重生。”罗振宇表示。过去一年，武汉这座城市经历了爱的流失与回归。同时，在年初新冠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也有诸多逆行者来到武汉、支援武汉。罗振宇以这样的故事，向1500万武汉人致敬。
疫情为今年带来太多太多的不确定性。罗振宇表示，今年年初至今有许多朋友询问跨年演讲在特殊时节是否还举办，但罗振宇坚定表示一定会办，“哪怕只有一个人”，就是为了给予当前时代一些“确定性”。
在罗振宇看来，2020年，底线思维成为常态，“行就行，不行我们再想想办法，这就是我们的2020年。”
中国经济的内部结构
中国当前在世界的分量，无疑已经难以替代。
但在时间长河里，确定性究竟是什么？什么事时间越久越有价值？罗振宇给出的答案是“时间的朋友”效应，“我们身边其实充满了确定性，只是你还不知道它的样子。你怎么知道你身边的人将来不会是璀璨的人。”
罗振宇谈及的第一个话题是中国经济。“过去一年，大家都在进行辩论赛，主题是中国经济会好吗？”他给出的答案是“会好”，因为他认为自己是个乐观主义者，并且是个理性乐观主义者。在他看来，悲观主义是个骗子，它吸引我们的注意力，而不让我们参与改变。
“辩论赛”中，一个命题在于，拥有更年轻劳动力、更低劳动力成本等优势的印度，是否会替代成为下一个全球供应链中心。
罗振宇引述彼得森报告观点指出，中国制造业尽管外流了一些低端制造市场份额，但印度在全球制造业的市场份额上涨幅度不超过1%，印度没能接住中国制造转移出去的产能，“接住的”外流市场份额的却是越南、印尼等。
“制造业并非简单的人口、规模、数字，更应该看人是如何组织起来的，要看国家内部的组织样式，”罗振宇表示，印度在全球供应链中取代中国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其在社会内部没有嵌入全球供应链的战略决心。
罗振宇提示观察中国的角度，他点出经济学家何帆给出的“本土时代”四个字。例如，当一座桥大到如武汉长江大桥一般，要关注的是内部结构问题，否则其自重便会将其“压垮”，“就如国家一样，桥梁越大，内部结构越重要。”
中国的内部结构是怎样的？罗振宇团队今年特意研究了联想武汉工厂。1月23日武汉封城，2月联想工厂考虑如何复产，2月底开始启动，3月31日便有1万人开始生产。
联想武汉工厂厂长齐岳透露，工厂最高峰时一天招聘1000人，而这样规模且拥有相关技能的工人，只有中国能够招聘得到。然而在联想的海外工厂，想招聘到1000人是“天文数字”。
招聘之后的后续工作是核酸检测，涉及到医院、护士等环节，齐岳表示这些事情完全没有操心，当地政府完全覆盖了。而在下班之后，工人也能在封闭社区中保证自身的安全性。而在海外工厂，这样的事想都不敢想。
“联想海外工厂几乎是悬浮于社会，孤军奋战。”罗振宇表示，“相较之下，从复工复产至今，联想武汉万人工厂实现了零感染。”
联想武汉工厂只是武汉这座英雄城市的一个微缩。今年一季度，在疫情影响下，武汉的GDP同比下跌40%，今年二季度，这座城市便实现了同比追平，三季度更是强势增长。武汉，真正实现了从“风暴眼”变成“风向标”。
“困在系统里”的分水岭
谈完中国经济，下一个思考是：“2020年自己会好吗？”
今年，一篇“困在系统里的外卖员”的文章，令数字化系统话题引发争议。2016年三公里送餐时限是60分钟，2017年缩减为45分钟，2018年缩减为38分钟，“外卖小哥确实被困在数字化系统中。”罗振宇指出。
不仅是外卖小哥。今年疫情期间，许多人隔离在家，在线办公令几乎所有员工都困在了数字化系统，“2020年我们突然觉得，数字化意味着紧张、压迫和身不由己。”
香帅今年发布的财富报告指出，数字化对我们这一代人意味着加快的进程，2020年疫情令数字化进程至少加快六年，而这会加速人群的分化。
什么会导致分化呢？哪些人被困住哪些人又可以跳脱牢笼？香帅指出，命运的分水岭取决于是对事负责，还是对人负责。
例如，北京十一学校李校长提出“把图书馆搬出教室”，其初衷是为了改造图书管理员这一职业，让图书管理员从对事负责改变为对人负责。罗振宇设问，如果一个孩子爱读书到不经允许将书取走，面对这样爱读书的孩子却要令其接受惩罚，站在它的对立面，这样就是图书管理员最终的目的？显然不是的。
对书负责的图书管理员，技能显然是单一的。而让图书馆进入教室，图书管理员的工作量显然更大了，他需要面对不同的个体进行负责、服务。“挑战不同，解决方案就不同。”罗振宇表示，这样的工作做好之后，图书管理员就不再停留在单一的职业劳作，而有了多样的选择空间，掀开了自己的天花板。
再如，今年北京天坛医院已经使用能够对颅内肿瘤进行诊断的软件，准确度高达90%。如果作为医生只会对病负责，而非对病人负责，等待的自然是被替代，是“被困在系统里”。“从对人负责的角度，重新理解每一个职业。”罗振宇表示。
另一方面，回看数字化系统本身，其实也未必如此狰狞。机器的胜利，一如既往是人类的胜利。罗振宇指出，面对看似吓人的系统，其实可以“背靠系统，面对人”。
如今每个身在职场的人，都几乎身陷系统中。但很多时候，系统也是能够赋能的。甚至，每个个体的社会网络也能够数字化。好的系统，能够让人真的被看见。
突围“卡脖子”
2020年，芯片是中国的关注焦点。中国当前能够生产的芯片半导体，只占全世界的5%，“卡脖子”命题今年回荡在中国人的心中。
中国能做出自己的高端芯片吗？罗振宇向业界多位专家咨询后，得到的答案出奇一致：挺难的，但肯定行。中国芯片问题并非科学问题，而是工程学问题，“5nm、3nm都可以，就是时间问题。”
与此同时，面对中国“卡脖子”问题，罗振宇也向历史寻找答案。他指出，两百年前的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拿破仑，在1812年率领60万大军，却兵败俄国。
有意思的是，就在开战5年前，法俄签订了协议，两者为何开战？罗振宇表示，故事的起源在于拿破仑面对英国，打出道德牌，指责英国不承认全体文明国家，继而拿出大陆封锁的“脱钩”政策：只要英国轮船不许停靠欧洲，英国商品不得在欧洲大陆销售。
但其结果是“自己人”俄国率先受不了：大量英国货品通过俄罗斯口岸进入俄国，再流入欧洲。拿破仑一怒之下，发动对俄国远征，结果其帝国葬送在俄罗斯冰天雪地之中。
讽刺的是，拿破仑试图封锁的英国，五年期间的出口额，从5100万英镑反而增长到超过6000英镑。罗振宇指出，当前中国的状态，是在全球化系统中扮演“蔚蓝色海洋”的角色，高举全球贸易大旗，“我们是200年前故事中的英国。”
与此同时，长大以后的中国创新，可以被多种方式点亮。它已经不囿于高端科学家，而是遍地开花。
“今天的科学创新，是几乎每个工厂工人都在贡献力量，由两亿产业工人、每年300万毕业的学生，每天向前拱一点点、水位持续上升的创新。”罗振宇指出，“我们堆进去资金、资源、人才，日拱一卒，功不唐捐，这样的创新每天都在发生。”
并且，罗振宇表示，在关键前沿技术中，中国技术追赶的速度很快。例如在中国被“卡脖子”最严重的材料科学中，没有华人参与的国际尖端材料论文很少，华人对前沿材料学的参与至少达到一半以上，“我们不仅要看到现实差距，还要看到追赶速度。”
从另一方面而言，中国对人才的吸引也在加大，也包括大量海外人才。这个世界并非由产品和技术决定，而是由人决定的，人才的流动是难以阻挡的大势，也很难被“卡脖子”。
罗振宇还提出，战略决心是最珍贵的果实。如果说过去国内对自主创新仍有争议，但2020年基本已经达成共识，这也是沉甸甸的收获。今年之后，不错的理工科大学生能够参与的企业清单十分清楚，“卡脖子”背后是一个清晰的人生方向，国产替代的企业是清晰的机会清单。
而再度回望今年流传甚广的“卡脖子”清单，包括手机射频器件、芯片制造、机器人核心算法、高端光刻机、核心工业软件等，它们正是我们的“靶心”。“长大以后，我们会将卡脖子清单转化为机会清单。”罗振宇指出，“在隆冬，我们终于知道，我身上有不可战胜的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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