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来，90后文学青年刘楚昕获奖感言刷屏，像一束追光灯投向文坛角落——人们惊叹于他的坚持与泪水，共情他与病故女友彼此扶持的温情故事，也带出了更值得深思的话题：聚光灯照亮的或许只是0.1%的幸运儿，更多的“刘楚昕们”能否“被看见”？
“文学新人要出头太不容易了！”在现场听完刘楚昕获奖感言的作家余华，昨天在浙江参加文学活动时如是感慨。他表示，“文学最好的时代是新人辈出的时代”。
故事动人但需警惕“被过度消费”
“从我大约十三四岁的时候，就有梦想成为作家，之后一直投稿，一直被拒稿，大约投了10多年的稿，直到今天才获奖。”第二届漓江文学奖颁奖现场，刘楚昕小说《泥潭》获虚构类奖，一番感言让人动容。
其间谈起女友生前种种，更是几度哽咽，镜头扫过台下，许多嘉宾抹着眼泪。短短几分钟发言也戳中了很多网友心底的柔软。有条高赞评论说：“她预感到你会感到痛苦，提前埋下了让你积极的力量”。
“如果有一天我的书获奖了，我一定要把我们的故事说出来。我想让大家知道，这个世界上，她曾经来过，留下过许多美好。”刘楚昕提到女朋友曾说起歌词“越过山丘却发现无人守候”。这背后不失为一种“痛的领悟”——“当下即全部，珍惜眼前人”，文学的意义与价值得到了具象呈现。
《泥潭》尚未显真容，出版面世有待时日，眼下热度的确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人们被获奖者经历所打动，“等读到作品，更加能验证他是不是一个值得等待的，有爆发力的新人。”一位文学编辑如是说。
“小说中主人公没有走出泥潭，但自己比较幸运，不管是写作还是人生中，也算重新站了起来。”刘楚昕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为了这本小说查阅很多资料，有一阵子“就像陷入泥潭一样”，但写作仍是唯一支点。这份坚持在《泥潭》中具象化——这部以清末民初为背景的小说分三部分叙事，通过亡灵自述、编辑视角、女性独白交织，暗喻个体在时代与命运中的挣扎。
“刘楚昕能从评选中脱颖而出，说明作品是好的。他讲的故事自然是动人的，但我反而有点希望不要再消耗这份深情。”作家邓安庆道出担忧，作品要传播，离不开宣传卖点，毕竟大家对作家本人还不大熟悉，但更希望关注的是作品本身，而不是凄美爱情故事。“突然成名后需要稳住。珍贵的情感，要越发爱惜。这样的传播流量虽诱人，但也伤人，需警惕被反噬。祝福这位同行的文学之路越走越宽。”
传统挖掘培育新人的路径失效？
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获漓江文学奖虚构类奖提名奖的《阳鸟》，作者王和平是74岁“新人”。余华透露，这位爷爷辈写作者笔耕多年终于发表这部小说。
这在文坛并非孤例。邓安庆曾从事出版编辑，接触过不少四五十岁仍在写作但未出名的作者，“他们过得很苦闷，感觉是在黑乎乎的隧道里走了很久很久，开始前头还有一点点光在吸引着他，到后面这光渐渐地淡下来。作品总是需要读者的，但很多情况下，写了也就写了，没有人看，像是野山坡上一朵花，开了就开了，谢了也就谢了。无人问津，还继续写下去，精神当然难得，但实际很难有人能坚持下去。”
某文学杂志编辑坦言：“新人稿挤不过名家专栏，订户要看余华，不要‘于华’。”事实上，名家也有青涩期，但幸运等到了伯乐——1980年代中后期，《收获》注意到一大批探索文学新形式和新观念的青年作家，在1987年第五、第六期和1988第六期专门开设“先锋专号”，将全国零散的青年作者小说集中推出。其中，余华在《收获》上发表首部作品《四月三日事件》位列其中，还有苏童、格非、王朔、马原、孙甘露等新人新作。
文学杂志或出版社挖掘培育新人的路径在当下是否一定程度上失效？
“我们不能简单以杂志销量或单行本印数下滑，来说明渠道收窄。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全民写作门槛降低后，对文学佳作期待值的稀释。所谓一个文学新人，实际上应是作品大于人的，先看到作品，再看到人。作品本身足够新，足够有力量，让人耳目一新，才能把作者从泥巴下拔出来，让人们看到他的名字。”有文学编辑告诉记者，一些写作者可能花了半辈子或十几年、二十几年，都在比较平庸的表达空间里打转重复，“这可能也是很多写作者的困境，待在茧房里，要找到破茧的方式与力量。”
“刘楚昕们是冰山露出水面的尖角。”资深出版人也有苦衷，出版社很难出一个完全默默无名的作者作品，“哪怕作品再好，没有卖点就没有出路。选题会上，大数据关键词决定生死，比如要有草根光环或泪点炸弹。有时也会提出所谓‘爆款相’，往往是‘苦难滤镜’或‘疼痛美学’，贴上跨界身份标签等。”
那些未被照亮的角落，无数沉默者正用生活本身写作，把自己活成一部部《泥潭》续集。文学不死，但需要更多双手——不是等待救世主，而是织就一张接住“无名者”的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