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萝卜花开白似银，蚕豆花开黑良心”｜陈益

读初中的时候，我忽然迷上了申胡，很用心地练过两年。

同班同学的哥哥是一个小儿麻痹症患者，依靠拐杖支撑瘸腿，行走十分不便，无奈当了钟表匠，每天将放大镜嵌在眼眶里，埋头修理手表，却还狂热地喜爱文艺，吹拉弹唱样样精通。当他把瘸腿搁起，眯缝眼睛悠然拉响申胡，仿佛全部的灵性都飞向了另一个天地。他还有一个小弟，擅长演奏扬琴，于是吸引不少同道，一有空就带上乐器聚集在他家客厅里，拉琴，唱戏。我的琴很破旧，弦线易断，蟒皮松弛，但我仍然努力跟上节奏，乐此不疲。

后来，我和几个同学下乡插队落户。一度，大队里让我去“戴帽子小学”（编注：指小学增设初中班）当民办教师，教数学、英语和音乐。我并不擅长唱歌，但也只能硬着头皮上阵。村校没有脚踏风琴，我就拉起胡琴伴奏，居然也能让孩子们接受。

申胡，是一种专门为申曲伴奏的胡琴。跟京胡、板胡、坠胡不同，它似乎没有北方乐器那种高亢响亮的粗犷、穿透人心的激越，而是柔美中蕴含明丽，纡徐中透显雍容。但一旦加快节奏，那喷薄而出的力量也足以令人感染。不管在哪里，只要申胡一响，听者的心顿时被吊起来了。申曲其实是沪剧的前身。沪剧舞台上常演不衰的《雷雨》《阿必大回娘家》《碧落黄泉》《庵堂相会》，都是家喻户晓的申曲文明戏。只要台上琴声一响，观众就知道唱的是赋子板，还是紫竹调，随即跟着哼了起来。行走在乡下田埂，随便哪个角落都可能冒出几句“春二三月草青青，百花开放鸟齐鸣。……萝卜花开白似银，蚕豆花开黑良心”，这是真正的引吭高歌呢。

记得十一岁那年，我曾跟着祖母，在叔叔工作的青浦沈巷住了半年，并且借读。读书的过程完全不记得了，留下印象的唯有一件事，就是看电视。我有机会在公社会议室看到了电视里播放的沪剧。屏幕是黑白的，不时出现雪花闪烁，要调节蜻蜓式天线的竹竿，才能稳定下来。然而，我终究作为中国电视最早的观众之一，在这个市河流水随潮汐涨落的乡镇见识了沪剧，见识了在日本纱厂当包身工的小珍珠和她的母亲杨桂英，还有那个凶神恶煞的“那摩温”。少不更事的我，被杨桂英的那一长段饱含控诉血泪的赋子板深深打动，竟忍不住抹起眼泪。我不知道一个人的记忆在脑海里能保存多久，能产生怎样的影响力，但从那时候起，被沪剧的魅力所俘虏，已不言而喻。后来迷上申胡，傻傻地练习，也是出自情不自禁的喜爱。

自然，我根本没有天赋，无法成为琴师，以操申胡为业，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与沪剧的缘分。后来进文化部门工作，一度曾分管演出，常与剧团打交道，与演员交朋友，不时有机会观看沪剧演出。去年，我参与“非遗”项目的评审。位于淀山湖畔的淀山湖镇也将沪剧列入了申请名录。他们不仅创作、编排剧目，还组建剧团，邀请沪上名家指导，先后演出了大小沪剧一百多部。四乡八村，老老少少喜欢沪剧，一代又一代人成为沪剧迷。我当然毫不犹豫地投了赞成票。

与昆曲相比，只有一百多年历史的沪剧是后起之秀。昆曲脚本，不外是元明清时期的生活写照，沪剧也有一些晚清、民国的传统戏，但更多的是新写的现代戏。唱词通俗易懂，曲调耳熟能详，舞台朴实亲民。所选择的题材，甚至可以是外国戏中国化，比如由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改编的《铁汉娇娃》，由普契尼原著改编的《蝴蝶夫人》，由美国电影改编的《魂断蓝桥》。国际化大都市的多元文化由此显现。那些身穿长衫马褂、对襟花袄，或者西装革履、衣裙时髦的演员，在申胡领衔的丝竹伴奏下唱得中气十足。他们的沪语对白和唱腔，流露些许浦东口音，不时冒出的几句乡谚俚语，令人感到分外亲昵。所演绎的故事，悲欢离合，人情冷暖，哪怕是彼此之间的挖苦、讥讽、逗趣、调侃，也是一直发生在戏迷身边的，丝毫也不陌生。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农村演出

从前的水乡村镇，很少会有剧场。每逢演戏的日子，主办演戏的东家往往用桅杆、平基板、跳板和桌凳在庙前广场搭建戏台，年轻人尤其起劲，常常天不亮就动手了，白色的篷帆就是台侧幕布。后来渐渐出现移动式戏台，台座、望柱、屏风墙、木踏步是可以拆卸的。戏班子携带这些构件，用大船运到各处，再根据寺庙、宗祠的条件巧妙搭建。尽管场地简陋，看戏却是当时的一件盛事，人们会扶老携幼，摇船动橹，从四面八方赶来，把戏台围得水泄不通。第二天早晨清扫场地，会捡拾到一栲栳单只的鞋子……如此情景，今天或许只是那些不停地刷抖音，独自倾听丁是娥、杨飞飞、邵滨孙演唱视频的资深戏迷，才有真切体味吧。

我们小区围墙外有一条滨江甬道，每到傍晚，总是有很多人结伴快走、慢跑。有个看上去年逾七旬的老人，总是拎着一只老式的收录机，边走边听。我时常在经过他身边时，听到耳熟能详的申胡伴奏，就如一阵和风拂面。他眉眼间溢出的满足感，仿佛一个老饕如愿以偿，我也像被分享了美味佳肴……

作者：陈 益

编辑：钱雨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