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历在目）乡土故事：六七十年代农村孩子的童年记忆

2022年08月23日02:02:33 故事 1599

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的农村人，由于新中国才建立十几年，加之国家又经历了三年特大自然灾害，所以，这代农村人的童年，是在穷困和苦难中度过的。现在回想起来，很多事情还历历在目。

一、衣不蔽体

那时由于大多数农民家里很穷，娃儿又多，实在买不起布料、缝不起衣服，上学以前的小娃儿，不管是男是女，只要天气稍微暖和点，几乎都是不穿衣裤的，仅有的衣裤要留着冬天冷了才穿，平时都是打着光胴胴、光着屁股，三五成群在一起玩耍，或做游戏，或帮大人做事。那时的小娃儿两小无猜，所以不穿衣裤，大家也不觉得羞耻，更不会乱来，十分淳朴。

那时的冬天比现在冷得多，几乎每年都要下雪（现在难逢难遇下一次雪），水田里都要结一层厚厚的冰，路面冰滑，容易摔跤。人们都穿得很单薄。且很多人一年四季只有一双鞋子，多是冬天才穿。但若遇雨雪天，怕把鞋子打湿了也不会穿的（包括去上学，哪怕再寒冷刺骨，也是赤脚上阵）。大人们经常干农活，还不觉得太冷，而小娃儿就不同了，时常冷得瑟瑟发抖。加之小娃儿在上学以前，怕尿湿裤子，父母给小娃儿穿的几乎都是单薄的开裆裤，大冷的天，屁股露外面，就显得更冷。

我们院子里的五六个小娃儿，遇到天气寒冷时，就跑到废弃的红苕窖里去玩，或抓石子、或弹瓦珠、或扇纸块等；有时或钻进竹林中堆放的芭茅垛里去耍（芭茅是蓬堆的，中间有较大的空隙），或猜谜语、或贴鬼脸、或讲大人讲过的故事等。

记得有一年腊月，天下了鹅毛大雪后又打起了白头霜，因衣着单薄，手脚冻得钻心的痛，鼻涕长流不止。我们先是在小斌家堂屋外的阶沿上跳绳，觉得还是很冷，小远就邀我们到他家芭茅垛旁去烤火取暖。那时两分钱一盒的火柴很珍贵，大人用了都会藏起来的。没有火种怎么办？小远说他爸出工时忘记带走吸烟用的打火石和引纸了（两块打火石相互敲打棱角边缘，便会产生火星，火星溅到引纸上，就会点燃引纸），便偷了出来。开始我们在芭茅垛外取火，但由于有风，加之手冷僵了，握不稳打火石，很久都点不燃引纸，小远和小斌就钻进芭茅垛里去取火。

不一会芭茅垛就冒起了青烟，我们在外的几个小伙伴，还以为是引纸点燃了，便高兴地跳了起来。哪知瞬间浓烟四起，整个芭茅垛上方蹿出了火苗，这时才觉得是芭茅垛引燃了，大家都惊慌地尖叫起来，并使劲喊：“小远、小斌，赶快出来！赶快出来……”见小远小斌还没有及时出来，我和小华就立马奔到芭茅垛洞口去拉小远小斌。

拉出小远小斌时，幸好小远小斌除头发被烧焦了、脸被熏黑了，只见牙齿雪白，两眼珠还在直转，除了看似“非洲黑人”外，没有大的伤害。

这时正在挑干田泥垫坡土的大人们，发现了浓烟，及时放下担子赶了回来救火，大火很快被扑灭了。幸好除了烧毁两堆芭茅垛和三垄竹子外，没有出现烧毁房屋的大火灾。不然我们几个小娃儿是要被大人打“死”的。

自那以后，哪怕天气再冷，我们再也不敢玩火了。

还记得那时的小娃儿的手、脚、耳朵在冬天里几乎都要生冻疮。刚开始冻疮是奇痒的，有时实在忍不住了就用手去抓，但一旦抓破了皮，就会溃烂，十分难受。

二爹的二娃小武，比我大两岁，我叫他武哥，由于家里特穷，加之二妈去世早，一年四季都没有鞋穿，年幼的他，脚掌下虽已磨起了一层厚厚的老茧，但到了冬天仍抵不过寒冷的侵袭。每到冬天其脚后跟都要习惯性地生冻疮，溃烂得脓血淋漓，目不忍睹。为了保暖，他把家里的烂棉絮撕下来，包在脚后跟，用谷草捆上，每到晚上洗脚时，烂棉絮已被粘住了，要扯下来很不容易，往往扯得鲜血直流，痛得撕心裂肺。

武哥的冻疮都要到第二年的四五月份才能完全好。由于年年得冻疮，武哥脚后跟的韧带（脚筋）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后来就成了跛脚子，挑不起重担。大集体时，只能与妇女一起干活，每天只能挣8分工分，从来没有挣到男主要劳动力每天10分的工分，由此留下了终身遗憾。

二、食不果腹

那时农作物品种、品质都差，农家肥少、化学肥料奇缺，粮食产量极低，根本就满足不了农民基本生活的需要。但，尽管如此，每季收成后，生产队还是要先把国家的公粮缴了，并留下一些储备粮以后，才分配给农民。到农民手里的粮食就少得可怜了，实在不够老百姓吃。无论再节约，哪怕把所有粮食都磨成粉，搅成汤糊喝，也是一季不接一季。每年四五月就盼着收小麦大麦，六七月盼着收玉米，八九月盼着收谷子，十冬月盼着挖红苕。最难熬的是正二三四月，因这几个月正是青黄不接，更是吃了上一顿没有下一顿的饭了。尽管生产队要开仓分一点储备粮，但远远抵不够实际所差，仍然煎熬难忍。老人们总结出了“正半年（一月如度年），二啰啰（二月将就过），三四月更恼火”的生活状况。

大队生产队的干部，每年都要求农民在自留地里多种些红苕、牛皮菜、瓜、豆等之类的作物来补充食物，并建议农闲吃稀、农忙吃干。实际上哪里有粮食来煮干的，能保证每天喝饱汤糊就不错了。

农民喂的猪由于没有饲料，一般两三年甚至三四年才能出肥，生产队集体喂的猪一般一到两年才能出肥一条。所以，那时的病死猪肉都要弄来吃，还都想吃点肥的，根本没有什么猪瘟病会传染人的说法。

老百姓一年半载见不到油荤，吃的食物又缺乏营养，胃口大，特能吃，无论怎样做，几乎每家人都吃不饱。尤其小娃儿更可怜了，由于营养不足体质差，晚上经常尿床，大人就认为小娃儿吃了晚饭更容易尿床，所以就不给小娃儿吃晚饭，小娃儿常常被饿醒而睡不着觉。

每年三月清明后，各家各户几乎都要把嫩胡豆、牛皮菜、青菜等混和着煮来充饥，实际上是以牛皮菜、青菜为主，胡豆却很少，而小娃儿们又都喜欢吃胡豆，吃了胡豆不易饿，这时大人们也都让着小娃儿。但胡豆皮不易消化，易胀肚子，多数娃儿吃了，便出现“胡豆、胡豆，越吃越瘦，肚皮胀得青筋鼓，两眼还在盯胡豆”的惨状。

那时尽管在农村流传着“富贵不能淫，饥寒不能偷”的古训。但在那个年代的农村，没有富贵，只有饥寒。“饥寒不能偷”根本做不到，哪个愿意去饿死？偷鸡摸狗的事在农村经常发生。所以，各生产队为了防止粮食被偷，除轮流安排人员每晚守护保管室（存放种子和储备粮的地方）外，还在每季粮食作物快成熟时，在与其他生产队交界的山梁上搭棚子，派人日夜巡逻守护。一般情况晚上派壮劳力守护，因晚上被偷的可能性大些；白天派老人或小娃儿（少年）守护，因壮劳力白天还要干农活，加之白天被偷的可能性小些。壮劳力守护一晚上挣5分工分，老人守护一天挣6分工分，小娃儿守护一天挣3分工分。

记得我读小学二年级时，放了暑假，队长安排我和他的儿子小军以及邻居小华三个小娃儿，去守护与第7生产队相连，且比较偏僻的山梁上的玉米。由于大家早饭都是喝的稀糊糊或南瓜汤，每天到半上午肚子就饿了，前三天我们都坚持住了，来回巡查，认真守护，等到中午大人喊吃饭了，才轮流回家吃饭。

到了第四天，太阳实在太大，汗水流得更多，肚子饿得更快。加之在山梁上巡查时，肩背被太阳晒掉了皮，似火烧的痛。虽然后来躲进了守护棚里，但由于守护棚是用几根竹竿和两床竹篾晒席搭的“剪刀棚”，并用打谷子的拌桶倒扣过来，既当座凳又当晚上守护时睡觉的床，所以棚矮空间小，躲在里面仍然很闷热。

到上午十一点钟左右，我们三人的肚子都饿得咕咕叫。饿热交加，实在难受。此时，小军提议去掰三个玉米来烧着吃。其实我和小华也有这个想法，只是不敢说出来，怕小军给他当队长的爸爸讲了，说我们“监守自盗”，不但不给我们工分，在分配时还要扣家里的粮食。既然小军主动提出来了，我和小华当然高兴地同意了。但，怎么烧？如果在露天烧，烟雾冒上天空容易被大人发现的。小军说他有办法，把拌桶顶起来，在拌桶下面烧。

我们说干就干，小军负责去挑选三个玉米，我负责去捡干柴，小华负责去搬石头来顶拌桶。由于大的石头小华搬不动，只搬来了一些小石块，我们用大树枝把拌桶拗起来，将小石头一块一块地砌起，支撑到拌桶的边沿上，随后三人就钻到拌桶下面去烧玉米。

可是刚烧一会儿，拌桶下面闷热得实在受不了，加之烟雾太大，睁不开眼睛，且出现了呼吸困难的情况。我和小华马上从里面爬了出来，并叫小军也赶快爬出来。

因小军已闷热得心慌意乱，在往外爬的时候不小心碰垮了支撑拌桶的石块，一两百斤重的拌桶突然砸了下去，正砸在小军腰部的脊柱上，我与小华被吓得脸青面黑，心想小军肯定会被砸成重伤，或被砸死的，怎么办？如何向小军的爸爸交代？

哪知，正在我们惊恐万分之时，小军却从拌桶里爬了出来。原来拌桶砸下去时，正好被下面一坨较大的石头垫着了，没有砸到小军的身上。此时我们便松了一口大气，真感谢上天保佑啊！

小军爬出来后，满脸全是烟灰，可手里仍拿着三个已沾满了黑灰的玉米，“我们再也不去烧了，干脆就这样把玉米吃了吧”小军说。

我们实在太饿了，三个人便狼吞虎咽地边啃着半生不熟的玉米，边相互嘿嘿地笑着。尽管玉米浆四溅，烟灰弄得满嘴都是，但劫后余生，还是觉得很开心。

随后，我们把地面清理干净，恢复了原样，并订立攻守同盟：我们三人不许任何人把这件事告诉家长。还好，到最后大人也不知道这件事，不然我们是要受到严重惩罚的。

三、帮做家务

由于大人们每天都是早起晚归，除了白天干活外，有时早晨还要出早工（或挑水兑茅厮（稀释粪坑），或收割油菜子），晚上有月亮时还要出夜工（或割麦子，或掏红苕厢等）。他们每天都十分劳累。所以，家务活只能由我们小娃儿帮做了。

那时农村小娃儿从四五岁开始，就会帮助家里做事，如扫地、抽风箱、烧火煮饭、洗红苕，稍大一点就会喂猪、外出捡柴、打猪草，再稍大一点就会推磨、舂米，捡狗粪、拾牛粪挣学费等。

每年十冬月，我和小哥哥小姐姐放学后都要及时回家，忙着去把生产队分配的红苕藤或半截子红苕从土里搬回家，这是家里喂猪的主要饲料，怕去迟了被别人弄去了。一般情况我用手抱肩扛，小姐姐用背篼背，小哥哥用箩筐挑，每次搬完后天基本都黑了。回家后还要忙着淘红苕、砍猪草、煮饭、煮猪食等。每天的作业只能在晚上煤油灯下做。

每到腊月份，放学后又忙着去小河边搬运生产队分配的芭茅秆，因这是家里煮饭和煮猪食的主要柴火之一，马虎不得。但搬运芭茅秆非常困难，一是芭茅秆太长又重（湿的），扛起来很吃力，若遇吹风更难扛了，稍不注意会连人一起被吹倒在地，或掉进河里的。二是芭茅叶两边都长有锯齿，又附着很多灰尘，加之又是捆成剪刀叉，叉在脖子上双肩扛的，所以每搬运一次，脸上、脖子上、手上都会划起许多带血的小口，若被汗水灰尘染了，伤口既奇痒又辣痛，非常难受。

我从四岁多就跟着哥哥姐姐去捡柴、打猪草。开始由于个子小，背不起大人的背篼，捡的柴或割的猪草就放在哥哥姐姐的背篼里。时间长了觉得这样很不方便，便央求父亲给我编织一个小背篼。父亲抽空闲时间用竹篾条给我编织了一个。因天气暖和，我没有穿衣服，加之背篼是新的，靠背部这面还没有被磨光滑，所以，刚背半天新背篼，就把我的背部磨得血肉模糊，肉皮和肉血填满了篾缝，非常疼痛。后来背部感染了，化脓溃烂，晚上只能侧着身子睡觉。同时因腥臭难闻，又招惹苍蝇无情的骚扰，弄得我更是苦不堪言。好在父亲给我医治了近一个月，才得以完全康复。现在我背上还明显可见那时留下的伤疤。从那以后，我吸取了教训，只要背背篼，就要穿衣服，哪怕穿一件破烂不堪的衣服。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农村几乎没有供电，农产品加工全靠人工。但，我们大队好在有一条小河，大队集体便在小河上筑起了水坝、安装了水车、建起了农产品加工厂。在丰水期每天能满足全大队或外大队部分农民打米、磨粉、绞面、轧棉花等。但在枯水期因水量不足，冲不转水车，加工厂就基本空置了。因此，在丰水期家家户户都到加工厂打米、磨粉、绞面，枯水期就在家里自行解决。

而在丰水期，每天去加工厂加工粮食的人很多，常常都是排起长队等待。大人们因要干农活挣工分，一般都派小娃儿去排队。如果需加工的粮食较多，就先由大人在出工前挑去加工厂，叫小娃儿守着排队加工，待大人收工后再把加工了的粮食挑回去。如果需加工的粮食较少，就由小娃儿自行背去加工。

记得我读小学三年级的下学期，一天下午刚放学回家，妈妈就叫我背二十来斤由小麦、大麦、玉米和苕干等混合的粮食到加工厂去磨粉，用来搅汤糊当饭充饥。虽说我已快十岁了，加工厂离我们家也只有三里来地。但由于身体瘦弱，背二十斤粮食还是显得有些吃力，中途歇了好几次才到达目的地。

可哪知道，前一天因水车出了故障没有加工，所以这天去加工的人特别多，我去时已排起了很长的队伍。大概到晚上八九点钟，前面还有很多人等着，后面又接起了长龙。这时我显得十分饥饿和疲惫，尽管机器在轰隆轰隆地响，还是不知不觉地扑在背篼上睡着了。等我一觉醒来已是下半夜了，可我还在原地，后面排队的人已经没有几个了。

早晨七点多钟我终于磨到粉了。见时间不早了，马上把粮粉背回家，根本来不急吃早饭（妈妈给我留有糊糊的），就到学校去读书了。

在枯水期，加工粮食只能靠自行磨或舂了。那时大多数家庭都有石磨和石臼。干粮食磨粉、湿粮食磨浆（如磨鲜玉米浆）等用石磨，谷子舂米、糯米舂糍粑（只有在中秋节才舂糍粑）等用石臼。石磨有大磨和小磨之分，大磨是推磨，小磨是扳磨或拉磨。我们家人口多，做的是推磨，一般要两个人推，一个人是推不动的。下雨天都是大人磨粉、舂米，其余时间多是我和小哥哥小姐姐承担。但我推磨时，推不了几圈就会感觉头晕脑胀、天旋地转，严重时还伴随呕吐，心里非常难受（觉得比生重病还难受）。遇到这种情况，小哥哥小姐姐就叫我休息。但小哥哥小姐姐年龄也不大（小哥哥只比我大三岁多，小姐姐只比我大一岁多）、个子也不高、身体同样瘦弱，他们推磨相当吃力。所以，一般情况我休息一会儿后，只要心里稍微好一点了，又会去帮忙推一把，每次都要坚持到最后。

四、挣取工分

那时生产队分配钱、粮到各户，都是按工分结算的。我们家人口多，主要劳动力少，全家挣的工分少，粮食分得不多，年年都是超支户。

为了挣钱，我们去捡狗粪、拾牛粪，卖给生产队做肥料。当时狗粪一分钱一斤，牛粪两厘钱一斤。为多捡野粪，除下雨天和必须要做其他的事以外，几乎上学时都要挑着粪撮箕，从沿途的土地里、农院外捡到学校，到学校后将粪撮箕放到校外竹林里，放学后又挑着粪撮箕沿途捡回家。生产队每晚集中收秤一次，一季度结账一回。由于捡野粪的人很多，所以在捡野粪时眼睛要亮、腿要跑得快，这样才有机会捡到大粑的野粪。经过努力，每年还是要挣八九块钱的。这些钱除了缴纳我和小姐姐的学费外，剩余的就交给妈妈买针、线、火柴等。

为了给家里挣工分，在星期天和节假日，我们主动央求生产队长给安排农活（那时没有童工之说）。但不是时常都有适合小娃儿做的农活。只有在割了小麦后，需要小娃儿去捡掉在地里的麦穗；在挖了红苕后翻土时，需要小娃儿跟着犁牛匠去捡掉在土里的红苕；在犁干田时，需要小娃儿去给犁铧浇水，或用木棒去夺沾在犁铧上的泥巴；在向区供销社收购站交爱国棉花时，需要小娃儿跟着大人挑的棉花担子，去捡掉在路上或划在树枝上的棉花（那时县辖区，区辖公社，公社没有收购站）；在栽水稻秧子时，需要男小娃儿去推秧盆；在打谷子时，需要男小娃儿把田里的谷草拖到田坎上晾晒；在粮食作物快要成熟时，需要小娃儿白天去巡查守护等。

这些农活中，最苦的要数推秧盆了，尽管每天要挣四分工分（其他的农活每天只有三分）。但插秧季节性很强，为不误农时，一直流传着两条规矩，一是“插秧不躲雨，打谷不歇凉”，二是插秧时中午不休息，午饭由各自家人送到田里去。

我们推秧盆的小孩，几乎整天都是泡在田里，往往很容易饥饿，且横身上下（包括头顶）都是稀泥。加之一盆秧连泥带秧子足足有几百斤重，要从秧田推到大人插秧处，非常吃力。若是遇到塝田，还稍微好点。若是遇到深沟田或冷水烂泥田，秧盆要被陷很深，身体也要陷大半截在泥水里，哪怕手脚打得笔直向前使劲推，也非常吃力。再若是遇到要翻田埂，推起就更困难了（虽然大人把田埂挖了一个缺口，但田埂基础是硬的，田的底子是软的，田埂与田仍然存在落差，所以，秧盆往往推到这里就被顶住的），遇到这种情况，哪怕把全身的劲都使出来，也很难翻过去，只好请求其他小伙伴来帮忙了。但小伙伴们每一个人都负责了两个大人的插秧任务，这时只有平时关系特别好的才会来帮助一把。

同时，我们推秧盆是没有穿衣裤的，每天都是赤身裸体、光着屁股，所以时常被蚂蟥（水蛭）咬伤，或被蚌壳划伤。一季栽秧下来，我们身上要留下许多小伤疤。

记得有一次，插深沟田的秧子，我只顾了使劲推秧盆，确保两个大人的栽插所需，不知蚂蟥何时已钻进我大腿内侧的肉里去了，待感觉到十分胀痛了才知道，吓得我大喊大叫又大哭。大人知道后，便马上拿来吸烟的烟杆，边安慰我说没事，边从烟杆里掏出烟油来敷在伤口处，并用手掌使劲拍打，一会儿蚂蟥就退了出来。蚂蟥退出来后伤口鲜血直流，大人又用烟油敷到伤口处，并用手指压住伤口，一会儿就不再流血也不再痛了。事后仍照样劳动，坚持到晚上收工。

当然，这些农活中，也有最轻松的、特别愿意去做的农活，那就是背着背篼跟着大人往区供销社收购站送爱国棉花。虽然路途有十多里地，有时还要小跑着去捡担子上掉下来的棉花才能跟上大人。但，中午可以跟着大人一起到食店里吃一碗由生产队集体出钱买的面条。这在家里是一年半载也吃不到有那么多油、那么好味道的面条的。所以，每次送棉花，小伙伴们都要争着去。但，每次是不需要那么多人的，队长就会安排脑袋机灵、不怕吃苦、认真负责的小孩去。有幸我每次都成为了其中的一员，感到非常荣幸。

虽然我们一年只能挣一百多分工分，还不足一个主要劳动力十五六天挣的工分，但老人们常说：“糠壳虽不肥，也能松松土。”这也是我们小娃儿为家庭作的一点点贡献吧，所以自我感觉也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