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恰是“现代遗传学之父”孟德尔诞辰200周年，这是遗传进化学首次获得诺奖，可以视作是最好的纪念。
令人惊叹的是，1982年的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得主苏恩·伯格斯特龙，是斯万特·佩博的父亲。
1999年，佩博在德国莱比锡建立了马克斯·普朗克进化人类学研究所。他率领团队，稳步改进了从古代骨骼遗骸中分离和分析DNA的方法，使DNA测序变得高效。
佩博研究的尼安德特人，是当今人类的近亲，早在3万年前已经灭绝，对其基因组进行测序，似乎是天方夜谭，但佩博和他的团队做到了。他还发现了一种以前未知的古人种——杰尼索娃人。
佩博的开创性研究，建立了一门全新的科学学科——古基因组学。他通过揭示现代人类和已灭绝人类的基因差异，为探索什么使我们成为独特人类奠定了基础，让今人对人类进化史产生了新认识。
2007年，由于对人类起源的划时代的研究，佩博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100人之一。2008年，他又被世界最顶尖的科学新闻杂志《新科学家》评为 8位年度科学英雄之一。
2020年11月，佩博团队在《自然》杂志发表的论文表明：
“新冠病毒感染后的呼吸衰竭风险与人类3号染色体上的一段基因簇相关，我们的研究显示这段风险基因遗传自尼安德特人，约50%的南亚人、约16%的欧洲人携带该基因。”
掌声雷动！
荣膺了全世界科学界的最高殊荣，人生成就抵达了巅峰，佩博自然无比兴奋。
德国莱比锡当地时间10月3日，获奖当天，这位67岁的老人仍像往常一样，背着工作包，前往他一手创建的马克斯·普朗克进化人类研究所上班。
当他走近研究所的大门，发现里面静悄悄的，也许是猜到同事们都已知晓他获奖的消息，只是不知道他们会如何迎接自己，他看到门敞开着，猜测着里头在搞什么名堂，甚是好奇，就犹疑着停住了脚步。
他贴着门，像个孩子似的顽皮地玩捉迷藏，歪着头，朝大厅里头探望。
他看到了朝夕相处的同事们，同事们也看到了他，他藏不住了，开心地笑了起来，径直走了进去。
所有的同事都聚集在了一楼大厅，也有不少真诚为佩博高兴的人，总共一百多人，专门等候诺奖新科得主的到来。
当看到了佩博，人群立即掌声雷动，有人兴奋不已地发出欢呼声，为他送上最热烈的祝贺。
佩博感受到了同事们的热忱，一直咧着嘴笑着。
他感动不已，走过去，放下了背包，连连向人群鞠了几躬。
扔进水池！
当面轮番祝贺、表达敬意后，大家兴犹未尽，不知道是谁先起哄，出了一个歪主意，要捉弄诺奖新科得主一番。
尽管佩博已快七旬了，众人还是想玩一把当地的喜乐习俗，要把他扔进水里。
大家开开心心的来到研究所大楼内的水池边。
佩博看到，水面距离地面足有两米多高，但他不想扫大家的兴，脱去了外衣，只穿了贴身汗衫和秋裤。
众人将佩博抬起来，真的丢进了半人多深的水池里，摔得水花四溅。
从视频中看到，佩博整个人都没入了水中，然后浮了上来，浑身湿透，他抹了抹脸上的水，很是惬意地在水面上仰泳起来，把欢乐气氛推到了高潮。
随后，莱比锡当地举行了一场特别新闻发布会，邀请佩博出席。
同行和同事们跟佩博紧紧拥抱，献上鲜花，庆祝他荣膺2022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堂堂202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竟然被同事扔进了水池中，引发了国际热议。
国内有网友评论说：
“那场面真是太温馨、太感人了，那是何等宽松、自由的科研氛围，何等融洽、真诚的同事关系啊。”
凡人自私，对他人的成就容易心生妒忌。
作者也难以免俗。
对于他人的成就和功德，能够不嫉妒、不讽刺，而是真诚地欢喜和赞叹，这是人类一种高尚的美德。
事实上，这也释家一惯极力倡导的善德之一，专业词语称作“随喜”。
对比屠呦呦的遭遇
同样是荣膺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2015年得主之一，我国著名药学家屠呦呦，却遭遇了不少同行、同事的妒忌、诽谤甚至攻击。
屠呦呦因“发现了一种针对疟疾的新型疗法”，同因“发现了因线虫导致的寄生虫感染的新型疗法”的另两位科学家，同获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半个世纪前，疟疾曾严重危害着人类的健康，夺取了无数人的生命，越南曾向中国发出紧急求助。
屠呦呦的研究，始于参与1967年国家有关部门启动研究防治疟疾新药的“523项目”。
屠呦呦提出了青蒿有效成分低温提取设想，经过了191次实验，终于成功从青蒿中提取了防治疟疾的有效物。
青蒿提取物对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100%，毒副作用低，抗疟药效显著。
但屠呦呦一直遭受着质疑和指责，有人怀疑她的提取物有毒，有人看不惯她的行事作风，认为她个性孤独，不合群。
以致，她不得不与几位同事亲身试药验毒。
1973年，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确定了青蒿素的分子式，“523办公室”决定将屠呦呦发现的有效物命名为“青蒿素”，全面推广使用。
1982年,在全国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屠呦呦以抗疟新药——青蒿素第一发明单位第一发明人的身份和唯一代表，领取了发明奖章和证书。
1987年，屠呦呦的科研成果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但有人专门到科技部投诉,认为屠呦呦“将成绩独占”。
1996年8月，屠呦呦受邀出席“年度杰出科技成就集体奖——青蒿素奖”，遭到一位科学家当场指责，认为青蒿素是“523项目”的集体功劳。
2004年5月，世卫组织正式将青蒿素复方药物列为治疗疟疾的首选药物。全球疟疾死亡率下降47%，非洲疟疾死亡率下降54%，非洲儿童死亡率下降58%。
因为没有博士学位和留学背景，发表论文和著作寥寥无几，同行又认定青蒿素是集体科研成果，屠呦呦受到全面排斥，她曾4次申报院士，但都没有成功。
屠呦呦的研究成果，受到了美国科学院院士、抗疟疾研究专家路易斯·米勒的极力推崇，米勒认为，青蒿素是一项伟大的发明，应该推荐给诺贝尔奖委员会。
米勒在华人助手苏新专博士的协助下，查阅了海量的历史文献资料，最后认定，屠呦呦女士在青蒿素发明中做出了关键性贡献。
从2010年开始，米勒每年都向诺贝尔奖组委会推荐屠呦呦。
2011年，素有“诺贝尔奖风向标”之称的美国拉斯克临床医学奖，授予了屠呦呦。
得悉消息，国内一些同行非但不高兴，反而再次发出质疑声，强调发现青蒿素是集体之功，屠呦呦不应获得诺贝尔奖。
但拉斯克奖和诺贝尔奖都要从源头上追溯，都只能颁发给个人。
2015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讨论组全面调查、了解了屠呦呦发现青蒿素的过程，评委会认定：
屠呦呦第一个把青蒿素引入“523”项目组，第一个提到100%活性，第一个做临床试验，而这三个关键点中任意一条，都足以让她获奖。
2015年12月，屠呦呦终获诺贝尔生物和医学奖，成为第一位荣获诺贝尔科学奖的中国人。
却遭惹了国内同行、同事的更大不满，一些人放风说：评委会不了解实际情况，把当时由“523办公室”领导的数十个课题组都划归屠呦呦了，这个奖项应该是集体的。
还有人挖苦说：屠呦呦夸大了自己在课题组中的作用，她从来没有承认过别人的工作。
甚至有人直接指斥说：她获奖，是以个人之名顶替集体之功。
2015年，屠呦呦已85岁高龄，她拖着病体亲自参加了诺贝尔奖颁奖礼，在获奖感言中，她说：
“我还想邀请85名参与过523项目的科学家来到瑞典，共同发布青蒿素的科研报告，但我怕诺贝尔奖基金会无法承担这笔庞大的开支，最终，我决定还是一个人来，代表中国，代表中国中医和中国科学家，领取诺贝尔奖……”
耄耋之年的老人感谢了大领导、葛洪、数百万非洲人、一起合作过的科研人员，“我唯一不感谢的，就是我自己”。
回国后，屠呦呦向记者表示，“科研成果是团队成绩……”
屠呦呦分享了400万瑞典克朗（约265万人民币）奖金，她自己仅仅扣除了家人陪同她往返瑞典颁奖典礼的差旅费用，将其中的200万元分别捐给了北京大学医学部和中医科学院，成立了屠呦呦创新基金，用于奖励年轻科研人员。
（文中图片来自网络，如果原作者介意，请联系删除。感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