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三载，我们看到了哪些谬误？

随着将COVID新冠肺炎更名为新冠病毒感染、乙类乙管以及国内外管制的相继放开，持续近三年的“中国式防疫”宣告终结。然而，疫情却并没有终结，包括上海在内的很多地方正在经历放开之后的“疫情海啸”…

回首即将画上句号的三年“中国式防疫”历程，我们经历了哪些谬误呢？

1. 认知谬误：在认知意识中，把防疫视为一场可以速战速决的阻击战、保卫战，而不是消耗战、持久战。基于这样的认知，制定了长期指导防疫工作的动态清“0”总方针。奥密克戎毒株来袭的近一年多时间里，这一总方针的实践愈发低效、高成本且次生问题不绝，直至最终破产。

2. 决策谬误：防疫决策一刀切、一夜之间调转180度，决策时机与现实境况冲突对立。从坚持长期以隔离封控为主要手段的清“0”到扭转180度的全面放开，间隔仅几日，没有过渡期且药物和医疗资源储备亦不充分，放开的时机正值隆冬和春运将至。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这样突兀的决策是怎样仓促出台的？又是否考虑过对于基层和弱势群体的冲击？

3. 体系谬误：高层决策体系很大程度依赖来自于小圈子的公卫体系专家团队，这一体系本身就是脆弱的，因为小圈子团队可能是一群有相同群体或相似个人利益的人，他们传递的声音是否能保证绝对的客观、科学？回想到今年三月，上海之疫爆发，公共卫生防疫专家吴凡曾指出，上海不能封，因为上海是中国的经济金融中心，长江入海口还有近万即将进港的外轮… 她的声音更快就被压制了，上海随后也开始了近三个月的封控。在如今全面放开、各地放“阳”的背景板前，这一段经历是何等的讽刺和荒腔走板… 对于中国，防止体系谬误的方法就是广开言路、允许和倾听代表不同群体的声音，全面严谨进行科学决策；

4. 专业谬误：以卫某委和疾控中心为代表的公共卫生防疫部门从2019年底武汉疫情爆发时的滞后表现，到过去一年动态清“0”过程中的推波助澜，无不体现出它们缺乏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认真严谨的专业精神，“官本位”作风突出。相信高层在很长一段时间也被这其中的专业官僚带偏了方向、带乱了节奏… 远的事情就不说了，近的比如“奥密克戎症状很轻，90%以上的人无症状”、“中药治疗新冠效果好”、“进口疫苗、进口药物阴谋论”等等。泱泱大国，却很难看到一两个“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专业领军之人，看到的只是几个见风使舵、变幻话术的鹦鹉…

5. 能力谬误：新冠病毒的解决之道在于有效疫苗、有效药物、完善的疫情监控体系和完备的分级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三年时间，大量的精力、财政和资源集中在病毒检测、方舱搭建、隔离封控等低效低质措施上，而真正需要提升能力的领域进展甚微。我们身边还有一群鼓动爱国论、鼓吹阴谋论的居心叵测者，对于国外更优秀的疫苗、药物视而不见甚至公然诋毁，企图一条道走到黑…

综上。疫情三年，不是一个可以简单地用“你死多少人，我死多少人”作对比而粉饰自身失误的事情。况且，我们的卫某委已经放弃疫情数据统计了，而它们统计出的数据，有多少人相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