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甄女士。
1941年，抗日战争爆发，福州沦陷。
老百姓为了躲避日军狂轰滥炸，不得不随时保持警惕躲进山洞逃命。
在一次次敌军的扫荡时，飞机飞得非常低，全村的老百姓只能全部躲进了棺材洞里面。
但飞机的轰隆声把孩子吓得大哭不止，当时，一位母亲怀中还抱着一个婴儿，为了不让婴儿的哭声引来敌人，母亲只好大力捂着，导致孩子直接在吃奶的时候被活活闷死了。
这一幕让一位叫陈一坚的孩子看在眼里，记在了心里。
他说，“那时候感觉只有人家有飞机，咱们自己怎么没有。那时候我读中学，还小，不是很懂事。就是感觉无能无力，好像一点办法都没有，挨羞辱，就跟挨打一样的一种感情，切肤之痛。到了后来报名填志愿，我三个志愿都是航空。这种对一个人的刺激，它是一辈子的，解脱不了。”
后来，这个孩子成为“飞豹”之父，在58岁那年让中国首架歼击轰战机问世。
1930年6月21日，陈一坚出生在福建省福州市，他的父亲陈昭奇曾经留学日本，回国后便执教于福州大学机械系，因此在陈一坚小的时候就总是听父亲说只有科技才能救中国。
1952年，陈一坚从清华大学航空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哈尔滨飞机制造厂，负责修理抗美援朝前线受伤的飞机和仿制苏联伊尔-28轻型轰炸机。
几年后，陈一坚便调入六院60l所开始学习机总体、气动、强度、结构、系统等专业的飞机全流程设计，但没过多久，陈一坚就被卷入了时代的浩劫之中，他被安排打扫猪圈、喂猪、种地。
但即便如此，陈一坚还是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专业知识，他每天晚上总是背着人偷偷的读飞机疲劳断裂理论，完成了我国第一份飞机疲劳试验大纲。
从此，我国结束了飞机研制完全参考外国通用疲劳载荷谱的历史。
1974年，我国的西沙群岛受到威胁，我国急需研制一种在平时能对敌人起威慑作用，战时能取得局部战争胜利的“撒手锏”武器。
三年后，歼击轰炸机“飞豹”正式立项，陈一坚被任命为首席设计师。
多年的沉浮终于有了用武之地，陈一坚十分兴奋，为了能够以最快的时间投入研究之中，陈一坚带着团队到了国外学习，可到了德国后，陈一坚又一次受到了刺激，因为当时德国公司根本没把陈一坚放在眼里，所有的器械都不让他们自己观察，只能让他们“远远地看几眼”。
不仅如此吗，对方还狮子大开口：“当时开出的合作条件十分苛刻：核心技术不给，要价21个亿，谈判最终不欢而散。”
陈一坚在回国的路上特别心痛的说：没有技术我们就自己探索，没有先例我们就创造先例。
可就当他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因为我国国民经济调整，此时的军队建设不得不为经济建设让路，多项新装备研发计划被迫终止。
“飞豹”也不得不大量缩减了科研经费。
眼看着“飞豹”即将夭折，陈一坚在向上级汇报的时候哭了。
之后，即便国家停了一年的研制费的情况下，陈一坚依旧带着所有研究人员画出了一摞又一摞设计图，那时他们一进去下定了决心：“只要买纸、笔的钱还有，“飞豹”的设计就不会停。”
为了抓住每一秒的研制时间，全厂的职工都开始日没夜地干，双职工没人带孩子，就把孩子带到办公室里睡觉，这让孩子从搁板上滚下来是常有的事。
10年的蛰伏后，“飞豹”在珠海国际航展上首次公开亮相。
这一天，标志着中国航空工业实现了从测绘仿制到自行研制的历史性跨越。
而“飞豹”的全部研制经费仅仅只有1亿美元，这让外国媒体一直感叹：“不可理解，无法想象！”
只是他们不知道的是，这节省下的20亿美元，是中国科学家在猪圈上建成强度实验室、在草席棚里做实验一分一分省出来的。
虽然“飞豹”首飞成功了，但在陈一坚的心中还有一个很大的困扰，因为他知道，“飞豹”有个致命的问题是振动。
1992年，“飞豹”在一次跨音速飞行中，其在5000米高度、1.07马赫状态下飞行，出现了十分严重的震动，减速的瞬间听到两次响声并且方向舵飞掉了。
这让他承受了巨大的压力，陈一坚通过这次事故判断到方向舵之所以被振掉，是因为飞机在跨越音速时出现了“嗡鸣”，同时受到激波的影响，为此，他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改变了方向舵设计，排除了故障。
1999年10月1日，在建国50周年阅兵中，6架“飞豹”组成的空中梯队，整齐地飞越天安门广场上空。
陈一坚满眼自豪的看着自己的“孩子”冲向蓝天。
那一年，陈一坚69岁，他说：“‘飞豹’来之不易！”
2020年11月，陈一坚获得第十四届航空航天月桂奖终身奉献奖。
他说：“冬去春来十余载，图万卷，鬓如霜。苦辣酸甜，徒手卷平川。晚昏犹萌顽童志，报华夏，慰我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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