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讨论会上对如何估计国内形势问题产生了两种意见分歧。同时在之后召开的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上，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发表的许多讲话，更是对当时的经济与政治进行了相应的指正与调整。
在会议上因黄克诚支持彭德怀的言论，继而被罢免了职务，总参谋长这一职位便出现了空缺。
在选定下一任总参谋长时，有人提议由当时的空军总司令刘亚楼担任，而当这件事被林彪知道后，他却说：“我不同意刘亚楼当总参谋长，他锋芒太露。”
林彪平日里和下属很少私交，当面寒暄、背后请客一类的交际几乎没有。但他与刘亚楼的关系却是非常不错的，早在红军时期，作为林彪麾下一员能征善战的骁将，刘亚楼就立过显赫的战功，仅用29小时便攻克了天津。
在东北战场上，刘亚楼所参与组织、指挥了大大小小场战役与战斗，并获得重大胜利，为解放东北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久而久之二人自然是建立起十分深厚的革命友谊。但也正因如此，林彪对于刘亚楼的工作方式太过熟悉，所以他才会公然表态，不同意让刘亚楼担任总参谋长。
1955年2月7日，中、苏军事代表团举行了一场联席会议，会址设在交际处对过——苏军大连警备司令部会议室。
当中国军事代表团一行抵达警备司令部门口时，受到苏联军事代表团列队欢迎，双方拥抱致意，气氛极其亲切。这场联席会议先后已经开展了四次，到了第四次，双方却在飞机移交一事上产生了激烈的争论。
会议进入正题后，中、苏代表团团长各自陈述了在旅大地区防务交接中所应遵循的原则与要求。双方达成如下共识：
其一：苏军在旅大地区的军事设施，如营房、办公楼、仓库、码头、机场、靶场、炮台等不动产，无偿移交给中方；
其二：军事武器，除飞机、大炮、坦克、舰艇等作专题研究外，所有轻型装备，随苏军撤离而随身带走；
其三：苏军撤离，原则上分三期三批，主要出境口岸为绥芬河。撤离工作由4月1日开始，5月31日结束。在苏军撤离回国途中，中方保证火车皮供应，负责行车安全，使撤离工作顺利实施。
两国代表团前三次联席会议进展十分顺利。每次会前，双方已就会上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进行了对口协商，原则上取得共识。在正式会议上，基本上没有争议而通过。但第四次联席会议却一反常态，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使会议无果而散。
第四次会议是专题研究飞机移交问题。负责飞机移交任务的是苏军总参谋部军火外贸部。会议一开始，苏军总参军火外贸部长别良耶夫少将立即起立发言。
这位部长40多岁，个头不高、身体健壮，讲话嗓门很高，旁若无人。他左手叉腰，挥动起右手，以不容商议的口吻说：“我方在旅大地区的作战飞机，有米格-15、米格17两种型号，可以全部卖给中方。”他又加重语气说：“但是，一要按生产时的价格计价，二不能供应飞机用油。”
别良耶夫少将话音刚落，我方代表、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将军立即起立。他环顾了一下会场，面向苏方发言人，态度严肃而郑重地说：“中苏是友好国家，就是按照国际贸易惯例，已经服役多年的飞机，怎能按原价出售呢？再说，你们知道我们现在还不能大量生产飞机用油，我们要那些不能升空的飞机干啥呢？”
刘亚楼的话还没讲完，别良耶夫霍地站起来怒冲冲地说：“友好是友好，贸易是贸易，两者不可混为一谈，你们不要，我们就全部撤走。”这位苏军总参军火外贸部长盛气凌人的发言，一下子激怒了刘亚楼。刘亚楼将军立即起立用俄语直截了当地回答别良耶夫：“我们一架也不要，你们全部撤走。”
会议进行到这里便形成了僵局，会场鸦雀无声，一片寂静。在会议沉寂三分钟之后，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肖劲光从座位上站起来，十分严肃而恳切地说：“中苏两党、两国、两军一向是友好的，我们不要因此事争吵而伤害感情。我建议会议不要再讨论这个问题，分别提请两国最高当局去解决。”
接着，肖劲光面向苏方代表团团长：“什维佐夫同志，你同意我的意见吗？”当我方翻译话音一落，什维佐夫如释重负地站起来连声说：“哈拉绍，哈拉绍（即‘好，好’的意思）。”全场报以热烈掌声。
后经中苏两国最高当局协商，苏军飞机折价移交给中方，并供应飞机用油10万加仑。至此，一场争端，以友好、合理的方式得到解决。
1955年中苏关于旅大地区防务交接工作是紧张而有序的，总的来看，进展比较顺利。这与中苏两国达成的原则协议密切相关，同时，两国军事代表团真诚、友好合作，认真贯彻执行协议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两国军事代表团前后共召开了七次联席会议，除飞机移交问题发生争论外，其他六次会议，所讨论的问题，经过会上、会下协商，都得到了圆满解决。
尽管刘亚楼在过去的斗争中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但此次联席会议上的局面只能证明，面对谈判桌这个战场，他并不擅长那些所谓的谈判与沟通技巧，从这里就足以看出他工作的方式的确是锋芒毕露，在团结干部与群众方面还有所欠缺，也就无怪于林彪会反对他担任总参谋长一职了。
但这也正是刘亚楼自己的优势所在。面对困境迎难而上毫不畏惧，如此他才能把空军部队从无到有给建立起来，并且在后来的朝鲜战争中及时组建了志愿军空军，搏击长空，与意欲独霸朝鲜天空的美国空军展开殊死搏斗，承担起庄严的国际主义义务。
中国人民空军1949年11月才成立，当时仅建成两个歼击航空兵师、一个轰炸机团、一个强击机团，各型作战飞机不足200架。两军对垒，双方实力悬殊，面对号称世界一流的强敌，这仗能不能打？怎么打？不少人为年轻的志愿军空军担忧，为他们攥着一把汗。
连身经百战一向坚毅刚强的志愿军空军司令员刘震，这时也感觉心中无数。也难怪，他从参加红军到解放战争结束，征战20多年，指挥过步兵、炮兵和坦克兵，却从未指挥过空军作战。空战是什么样？怎样组织指挥？对他来讲的确是个未知数。
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看出了他的心思，鼓励他说：“我们同在四野工作过，我了解你会打仗，你这次调动就是彭德怀司令员亲自点的将。我军打仗从来都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刘亚楼的一席话，使刘震很受鼓舞，增强了取胜的信心。
1950年毛主席批示了刘亚楼“积蓄力量，选择时机，集中使用”的作战原则，在考量了敌我力量对比和战局的发展之后，志愿军空军缜密地拟制了参战计划。战前朱德总司令和刘亚楼司令员更是专程赶赴前沿机场，为即将出征的指战员送行。指战员们纷纷表示：“一定要打好第一仗。宁愿血洒蓝天，撞也要把敌机撞下来！以战斗的胜利回答党和人民的信任和希望！”
这一战初战即胜，自此朝鲜的天空不再任由美国空军称霸，新中国空军的空战史也从此掀开了第一页，同时打破了“美国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后来更是一举粉碎了美国空军制定出的所谓“绞杀战”的计划，在朝鲜空中战场筑起了一道铁的长城，为护卫后方做出了显著贡献。毛主席看到空军的战况报告后，更是亲笔写下贺词，对空军第四师和第三师表示嘉勉。
作为共和国的首任空军司令，刘亚楼对文工团的工作也非常重视，他曾说：“我有两支部队，一支是几十万的作战部队，一支是500人的文工团。”他认为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同样重要，文艺工作在政治工作中有着特殊的作用，因此他把文工团当作部队使用，指导文工团的工作更是精益求精。
在全军第一届文艺会演中，空军文工团获奖最少，空军文工总团成立后刘亚楼更是亲自抓创作，力求要打个漂亮的翻身仗。空政文工团推出的《年轻的鹰》、《以革命的名义》、《渔人之家》等剧，几乎都能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空军的文艺在当时带动了全国的文艺方向。
不仅如此，他还是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总导演，对划时代的歌剧《江姐》，刘亚楼更是倾注了心血，甚至还把文艺家闫肃关在了自己家里，不改词就不放人。1964年9月，《江姐》在北京儿童剧场公演，当天就座无虚席。在京公演20多场，场场爆满，各报社记者和观众更是纷纷撰稿赞扬。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其实刘亚楼也清楚自己尚有许多不足之处。1957年整风运动开始后，他作的动员报告不仅传达了中央整风的精神，号召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还顺势做了自我检讨，自己脾气急躁，常常骂人，影响很不好，希望大家特别是党员干部要带头贴大字报，对他提意见，帮助他改正缺点，等等。
会上他的态度很是诚恳，大家很受感动，于是打破了顾虑，说出了原来不敢说的心里话。建筑部有一位工程师挨过刘司令的骂，刘说要枪毙他，自此他就害怕，不敢见刘司令员。有不少同志都有类似的经历和感觉，因此希望刘司令员“如冬日之可爱，不要如夏日之可畏”，等等。
毛主席曾经评价刘亚楼，说他这一路敢打敢冲，战功卓著，雷厉风行，仗也打得不错，当空军司令，更是干出了一番成绩；周总理也称他是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刘亚楼在他的革命生涯中，三十六年如一日，将毕生精力都献给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在革命斗争中，对党和人民建立了卓越的功勋。在创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和加强人民军队革命化、战斗化的建设以及国防建设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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