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家垴之战至今仍有争议，敌我双方投入兵力之悬殊，伤亡比例之悬殊，在惋惜八路军为此付出的惨重代价的同时，也不禁对小股日军的负隅顽抗而切齿。
如果将粟裕指挥的新四军部队（假设为1940年同期的精锐支队，如第一或第二支队）置于关家垴战场，粟裕的战术会不会与历史上的强攻有所不同呢？
作为运动战大师和战场机会主义者，粟裕的打法可能会偏向于以下战术：
绝对避免正面强攻：粟裕深知我军装备劣势，从不硬拼坚固设防之敌。他曾总结：“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歼敌为主，略地次之”。
创造战机，调动敌人：通过佯动、袭扰、断粮道等手段，逼迫日军离开工事，在运动中歼灭。
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即使总体兵力占优，也力求在局部形成绝对优势（3:1 甚至 5:1）。
利用夜战、近战抵消火力劣势：这是新四军的看家本领。
灵活应变，及时调整：粟裕战场嗅觉极其敏锐，不利时果断撤退。
按照粟裕的打法，他在每个阶段都会采取不同的战术。
第一阶段：封锁与袭扰（“困”与“疲”）
严密包围，切断补给：用主力封锁所有下山通道，辅以地方武装和民兵彻底切断日军水源、粮弹补给线。新四军擅长敌后渗透，封锁效果可能优于八路军。
昼夜不停袭扰：组织神枪手（冷枪冷炮）、小股精锐分队（类似“短枪队”），利用夜色和地形接近阵地，以精准射击、投弹、偷袭方式杀伤日军哨兵、火力点操作人员，制造心理恐慌，疲惫敌人。粟裕在黄桥战役中就精于此道。
佯攻试探：在多个方向发动小规模佯攻，迫使日军暴露火力配系和预备队位置，同时消耗其弹药。
第二阶段：引蛇出洞（“调”与“诱”）
围点打援预设战场：这是粟裕最可能的选择。他会将主力（至少60%-70%）隐蔽部署在日军最可能增援的路线（如武乡方向）两侧险要地形，精心设伏（如利用山沟、隘口）。只留部分兵力（非主力团或地方部队）继续围困关家垴，并故意示弱（如减少袭扰强度、佯装撤退），诱使关家垴日军突围或吸引外围日军大举增援。
制造“逃生”假象：可能故意放开一个“缺口”（实为死亡陷阱），让日军觉得有突围希望，诱使其离开坚固工事进入伏击圈。
打击后勤节点：派出精干部队深入敌后，袭击日军附近的兵站、运输队、小据点，迫使日军分兵或动摇其坚守决心。
第三阶段：运动歼灭（“歼”敌于野”）
伏击援军/突围部队：当日军（无论是关家垴守敌还是援军）进入预设伏击地域，粟裕会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可能形成5：1以上局部优势），在极近距离（通常50-100米内）突然发起猛烈冲击，以白刃战和手榴弹解决战斗，最大限度抵消日军火力优势。类似黄桥战役对翁达旅的“黄鼠狼吃蛇”式伏击。
分割包围，速战速决：一旦接敌，迅速将日军分割成数段，使其无法组织有效防御，力求在数小时内结束战斗，避免僵持。
梯次配置，连续突击：预备队充足，保证攻击锐势。
第四阶段：灵活应对与止损
若调动失败，日军死守不出：粟裕绝不会像历史上那样持续强攻。
他会评估：能否长期围困饿垮日军？（取决于敌增援速度和自身补给能力）
是否有更有价值的目标可打？（如攻击日军其他薄弱据点）
若判断代价过大或无胜算，会果断解围而去，保存有生力量，另寻战机。粟裕在苏中“七战七捷”中就多次主动放弃据点，在运动中歼敌。
若敌援军过于强大：在伏击圈给予先头部队重创后，迅速脱离接触，避免陷入消耗战。
粟裕与陈赓/彭德怀决策的本质区别
目标不同：彭德怀（陈赓执行）的目标是必须攻克关家垴，歼灭守敌。粟裕的目标是最大限度歼灭日军有生力量，消耗敌人。如果关家垴守敌是“死子”，粟裕更愿意吃它的“援军”这块活肉。
战术核心不同：关家垴是阵地攻坚战，粟裕会将其转化为围点打援或调动伏击的运动战。
代价观念不同：粟裕对部队伤亡极为敏感，强调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战果。他不可能接受强攻关家垴那种敌我双方的重大伤亡比。
所以，粟裕极大概率不会强攻，而会选择围困调动+伏击打援
成功可能性（歼灭大部日军）较高，但歼灭对象更可能是援军或被迫离开阵地的突围日军，而非死守山顶的日军。
如果伏击打援成功，即使关家垴没打下来，战略上也是胜利（消灭了更多日军有生力量）。
攻克关家垴山顶阵地可能性很低，只要日军指挥官（如冈崎）不犯傻，死守不出，粟裕同样缺乏攻坚手段，但他根本不会追求这个目标。
自身伤亡大概率会远低于历史上的关家垴之战，伏击战的伤亡比例远优于强攻，即使围困袭扰阶段有损失，也在可控范围。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如果是粟裕指挥下的关家垴战斗，场面将截然不同。
山顶的血腥强攻会被山下的严密封锁、小规模精准袭扰以及通往关家垴道路上的致命伏击所取代。
战斗的焦点不再是“能否拿下山头”，而是“能否在运动中吃掉更多日军”。这正体现了粟裕“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军事智慧——避开敌人最强的阵地，在敌人最脆弱的环节（运动、补给、增援）上做文章，以己之长攻敌之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