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28日，据《北京日报》报道，一起触目惊心的国家机密泄露事件震惊公众：某单位的外包保洁员段某利用职务便利，向境外间谍组织泄露了多项国家机密，造成严重危害。
据悉，段某通过偷拍、盗取等手段，泄露了1项机密级、2项秘密级国家秘密及其他情报共计6项。
这一案件暴露了外包机制和边缘岗位管理中的漏洞，再次为国家安全敲响警钟。
这并非近期唯一的泄密事件。2025年3月19日，刘某泄密案细节被公开。
曾任科研所助理工程师的刘某因经济困境和对工作单位的不满情绪，将核心技术情报出售给境外间谍组织。
两起案件的接连发生，反映出当前境外间谍活动的新特点，也揭示了我国在保密管理和反间谍工作中面临的严峻挑战。
“灯下黑”：边缘岗位成新目标
保洁员段某的身份令人意外，作为一名外包员工，其日常职责似乎与机密并无直接关联。然而，正是这一“灯下黑”的特性，使其成为间谍组织的理想目标。
段某通过工作便利频繁进入敏感区域，利用外界对其职业的低警惕性，实施偷拍和盗取。相比核心岗位员工，边缘岗位更容易被忽视，其泄密行为的隐蔽性更高。
刘某的案件则呈现出另一种模式。作为科研所的前助理工程师，刘某因职业不满和经济压力，主动与境外间谍组织接触。在离职前，他利用职务便利拷贝并留存了大量机密资料，最终以极低价格将其出售。
这种行为严重到了威胁国家安全，也暴露了涉密单位在离职员工管理上的疏漏。
两起案件反映了境外间谍活动的新趋势：从核心岗位向边缘岗位渗透，从专业技能驱动到心理弱点挖掘。无论是保洁员这样的边缘岗位，还是离职工程师这样的前核心岗位，均可能成为境外间谍组织的切入点。
人员管理漏洞的暴露
与两起泄密事件相关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人员管理的缺陷。
当前，许多单位为了节约成本，将保洁、安保等工作外包。然而，由于外包人员流动性强、背景审查不严，这一机制在许多场合成为国家机密保护的薄弱环节。
段某事件正是这一问题的直接体现。保洁员身份虽为外包公司员工，却可以长期接触涉密场所。相关单位在人员审查、责任划分方面显然存在管理盲区。
在刘某泄密案中，则表现出离职员工在掌握机密后缺乏有效的后续监管，也暴露出涉密单位在信息管理中的疏漏。
境外间谍手段升级，安全防线再受考验
从技术手段到心理操控，境外间谍组织在情报获取上的手段不断升级。
近年来，微型设备、信息窃取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窃密行为更加隐蔽。同时，境外间谍组织还擅长利用目标对象的心理弱点，例如段某的贪欲和刘某的经济困境。这种“技术+心理”的双重渗透使国家安全防线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国际经验表明，境外间谍活动的复杂化趋势并非我国独有。例如，美国国防部近年来多次曝光间谍组织渗透外包承包商的案件，俄罗斯也加强了对间谍活动的侦查和打击。
如何在技术、制度和心理防控方面构建全面的国家安全防线，已成为全球性课题。
法律与技术双重发力，筑牢安全防线
针对此类泄密问题，我国已有相对完善的法律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泄密行为规定了严厉的惩罚措施。
以刘某案为例，情节极其严重，最终其被判处死刑。
但法律威慑力必须与制度完善和技术创新相结合，才能真正有效。在制度层面，应对外包人员和离职员工加强审查与管理。例如，要求外包公司进行更严格的背景调查，对涉密岗位的外包接口加装多重安全措施；同时，对重点离职员工的行为进行持续关注，确保机密信息的安全。
在技术防护上，可通过信息加密、行为分析、区域监控等手段防止泄密。例如，使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对员工涉及机密资料的行为进行动态监控，及时发现异常；在涉密场所设置电子围栏，严格限制人员进出权限。
技术创新与管理机制的无缝结合，将成为防范间谍活动的重要武器。
全民反间谍意识刻不容缓
除了法律和技术手段的防护，提升全民的反间谍意识也至关重要。近年来，我国通过反间谍宣传片、主题活动等方式加大了公众教育力度。后续，反间谍教育的覆盖面和深度仍需进一步加强，尤其是对外包人员、特殊单位员工的专业培训。
从个人层面来看，每位公民都应增强防范意识，做到“不该看不看、不该问不问、不该说不说、不该传不传”。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发现可疑行为及时举报，守住国家秘密的最后一道防线。
结语
段某和刘某案件的接连发生，再次警示我们：国家安全无小事，任何岗位、任何人都可能被境外间谍组织盯上。
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我们必须持续加强对泄密行为的防范，从法律、制度、技术到全民教育，多措并举，筑牢国家安全的铜墙铁壁。
每一个公民的警觉与担当，都是守护国家机密的重要力量。只有全社会共同努力，才能让任何企图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无所遁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