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76年的夏天，当我把那封署名＂顾惠琳＂的信拆开时，里面飘落的那片干透的桃花，让我一下子就愣在了那里，仿佛又回到了那年春天的点点滴滴。
整整四年了，那片桃花还保存得这么完整，就像我对她的思念一样，从未褪色。
那会我在部队当文书，一干就是三年。
说实话，能当上文书还真有点意思。
记得1972年冬天，我们这些新兵坐着闷罐火车，在寒风刺骨中颠簸了一天一夜，终于到了部队。
那时候，我还是个乡下来的毛头小子，裤脚上沾满了泥巴，说话还有点结巴。
家里条件不好，爹妈都是种地的，我读完高一就退学了。
那阵子我整天躲在家里不出门，满脑子都是＂没考上大学就完了＂的想法。
要不是发小张建中骑着自行车来找我，告诉我部队在征兵，我这辈子可能就栽在地里了。
现在回想起来，我能进部队还真是一波三折。
当时我跑去报名，民兵连长说名额满了，我差点就哭出来。
不死心的我，骑着张建中的破自行车，顶着寒风就往公社武装部赶，八公里的山路，我硬是一口气骑到了。
见到接兵排长时，我浑身都是汗，裤子都湿透了，但我也不知道哪来的胆子，把想当兵的心情说了个明白。
也许是看我诚心，接兵排长破例收下了我的报名表。
那天回家的路上，我骑得特别慢，生怕把这份来之不易的幸福摔碎了。
在新兵连三个月，因为字写得好，我被选去当了文书。
每天起早贪黑，整理文件、记录训练成绩、写汇报材料，虽然累是累了点，但比起战友们天天操练，我这日子也算是舒坦。
沈连长是我们连队的第二任连长，来的时候正好赶上1976年。
他来的第一天，我就被他身上那股子干练劲儿震住了。
闲聊时才知道，我俩还是老乡，这一下可把关系拉近了不少。
那年七月，沈连长的家属来探亲。
因为带着两个孩子，他妹妹顾惠琳也一起来了。
惠琳是村里的小学老师，二十岁出头，身材瘦瘦的，穿着一件蓝色碎花布衣裳，说话轻声细语的，特别让人舒服。
她来了没几天，就主动帮着洗衣服被子。
有一次我正在值班室写材料，她端着暖水瓶进来倒水，我俩四目相对，她脸一下就红了，赶紧低下头。
那会我心里就跟打鼓似的，连笔都拿不稳了。
后来我带她在营区转转，给她讲我们连队的趣事。
每次说到好玩的，她就捂着嘴笑，那模样特别招人喜欢。
更让我惊喜的是，她的字写得比我还好，我们经常研究怎么写出更漂亮的字来。
可是好景不长，一个战友不知怎么跟指导员说了什么。
指导员把我叫去谈话，说我这个文书太不像话，整天跟女同志说说笑笑的。
我心里委屈，可又不敢解释。
那天晚上，我躲在仓库后面抽了一支烟，看着月亮发呆。
突然背后传来脚步声，是惠琳。
她站在月光下，眼睛亮亮的，说：＂陈大哥，我听说你被批评了？＂
我摆摆手，说没事。
她咬着嘴唇说：＂要不，以后我们少见面吧。＂
我心里一痛，想说什么，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第二天开始，我故意躲着她，每次见面就低头走过。
可是越是这样，我心里越难受。
终于在她临走前一天晚上，我在营区后面的小树林里截住了她。
月光下，她的眼睛红红的，显然哭过。
我鼓起勇气说：＂惠琳，等我。＂
她愣了一下，然后点点头，从口袋里掏出一片桃花，塞在我手里就跑了。
第二天一早，她就随嫂子和孩子们一起走了。
我站在营门口，远远地看着她上了车。
没想到一个月后，指导员突然把我调去了炊事班当饲养员。
我心里委屈啊，好好的文书不当，让我去喂猪。
可日子久了，我才明白指导员的良苦用心。
养猪的活计，把我那急脾气给磨没了。
每天清理猪圈的时候，我就想着惠琳，想着她说过的每一句话。
三个月后，我回到了连部。
这时候一个意外的好消息传来，我被选上提干了。
等提干命令下来，我成了二排排长。
这时候沈连长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他家的地址。
＂小陈啊，探亲假批给你了。惠琳的事，得看你自己本事。＂沈连长拍拍我的肩膀。
我攥着那张纸条，眼眶发热。
可是当我真的站在惠琳家门口时，却听说她已经被介绍给了邻村的一个干部。
我一下子懵了，在村口的大树下坐了整整一天。
临走时，我让沈连长的母亲帮我转交一封信给惠琳。
信里我只写了一句话：＂我等你，一辈子都等。＂
就在今天，我收到了惠琳的回信。
信里除了那片干透的桃花，还有一张火车票。
票上的日期是下个星期，目的地是我们部队的所在地。
此刻，我看着窗外的月光，想起四年前那个夜晚。
你说，这人生的缘分，是不是就像那轮明月，明明看着很远，其实一直都在我们心里？
人们常说，军营里没有爱情。
可我想说，正是因为这份克制，才让我们的感情更加纯粹。
窗外的月光透进来，照在我的被子上，就像当初她给我晒被子时那样明亮。
我小心翼翼地把那片桃花夹在日记本里，期待着下周的重逢。
那些年轻时的等待，那些克制的思念，那些无言的坚持，终究都会有回报的，不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