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全军大授衔，整体上是相对公平的，主要从资历、战功等方面综合考虑。关于授衔的相关事迹，想必不少人听说过这样一件事：
王必成授了中将，他对自己的军衔不满，找到老上级谭震林，请他帮忙找评定军衔工作的罗荣桓元帅说情。罗荣桓觉得谭震林身为上级领导，没有起到带头作用，批评了谭震林。王必成得知情况后，专门登门向谭震林道了歉。
大致就是这么一件事，不少人写过，而且说得有模有样，让人很难相信这是假的 。实际上，通过查阅相关资料，根据王必成将军老部下的说法，此事很可能为假，为何这么说呢？
1955年授衔时，的确有个别高级将领对自己的军衔不满，如四野名将钟伟，担任过纵队司令员，但是军衔仅仅是少将。钟伟不满，说了一些气话，毛主席得知后，说了“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授衔时”这样一句戏谑的话。
按照钟伟的职务和战功来讲，他的确授低了，毛主席也对他给予了特殊照顾，破格任命他为北京军区参谋长，享受中将军衔的待遇。也就说，钟伟的军衔虽是少将，但他的职务和待遇是中将。
王必成授中将，按照1955年的授衔标准，那是没有问题的，他本人没有必要找谭震林反映情况。根据与王必成共事的同志了解，王必成对军衔不满，找谭震林反映这件事为假，原因有四点：
其一：全军大授衔时，对每位将领的授衔是有严格标准的，根据资历、战功，贡献评定，这是极其慎重的一件事。
比如，当时兵团司令员、政委一般授上将，兵团副司令员、副政委一般授中将。华东野战军粟裕身边有三位猛将，分别是叶飞、王必成、陶勇。
叶飞是兵团司令员，授上将军衔；王必成和陶勇是副兵团级，授中将军衔；这个标准非常清楚，王必成将军必定也是知道的。
从革命早期资历来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南方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部队，在1937年被改编为新四军，长江以南地区共有6个团，叶飞是六团的团长，王必成和陶勇是从红四方面军调来的，王必成担任二团参谋长，提升为团长是后来的事情；陶勇是四团副团长，升团长也是之后的事情。
也就是说，抗战初期，在军职上。叶飞就比王必成和陶勇高出了一级或半级。皖南事变后，叶飞、王必成、陶勇三人分别是新四军第一师一、二、三旅旅长，三人职务一样，算平起平坐了。
可叶飞在不久后升任为第一师副师长，成为王必成和陶勇的上级。因此，全军大授衔时，叶飞的军衔要比王必成和陶勇高。授衔时，负责授衔的部门会根据每一位将领的历史任职对每位将领的军衔做出合适的评定，王必成授中将，完全合理，正确且公道的。
其二：1955年9月授衔前，王必成担任上海警备区司令员，授衔时，由刘伯承、陈毅两位元帅，在南京代表中央军委对华东军区的高级将领授衔。王必成在上海工作，他没有进京授衔，而是在南京完成了授衔。
王必成授中将军衔后，回到了在上海警备区的家中，高兴地穿上了新军装，佩戴中将军衔的肩章和胸章，与妻子儿女和工作人员合影留念，整个过程非常高兴，由此说明王必成对自己所授军衔是满意的，并没有不满和牢骚。
其三：王必成是老革命了，在战争年代，他的思想和品德在军中非常好，下属们都是有目共睹的。王必成将军光明磊落，胸怀坦荡，为人谦逊，严以律己，且生活简朴，作风正派。
日常生活中，下属和同事都了解王必成将军为人老实，沉默寡言，有很强的纪律性，不会给组织找麻烦，工作分配也是完全服从，分到哪里就是哪里，不提要求打折扣。
这样一位党性强，有组织有原则的将军，在全军大授衔时，不会给组织、上级领导找麻烦，不会去伸手，为军衔高低的事情提意见，大吵大闹，这不符合将军的一贯作风。
其四：谭震林与王必成的确曾经是上下级关系，那是在1946年3月，华中野战军第六纵队改为第六师，王必成任副师长，师长和政委都是谭震林，谭震林是王必成的直接上级。
到1955年9月大授衔前，王必成在上海担任警备区司令员时，谭震林已经于1954年从浙江调到中央工作，已经没有军职，因此他未能参与授衔。也就是说，大授衔前，谭震林和王必成已经不是直接上下级的关系了。
值得一提的是，1955年9月，华东军区高级将领在南京参加授衔前，谭震林在北京，王必成在上海，二人不在同一地区，王必成不可能擅离职守，专门为了授衔的事情跑到北京去找谭震林反映情况，要求给自己升军衔，这不符合常理。
结语
授衔工作是一件严谨的事情，王必成授中将符合相关标准，结合以上四点原因，根据王必成同事和下属的反映，我们有理由相信，王必成将军所谓“争衔”这件事是无中生有的，此事可能为假。
参考资料《王必成同志授衔前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