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24日，由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二院编印出版的《导弹人生》一书正式发布，首度向全社会公开了十二位此前隐姓埋名的中国导弹武器型号总指挥、总设计师。在这十二位导弹专家之中，钱文极、陈国新两名总师是西电人。日前，经中国宇航出版社同意，西电记忆将分期连载两位总师的导弹人生，以飨读者。
1960年5月，钱文极任“543”导弹总设计师；1962年2月，任红旗一号总设计师；1964年4月，任红旗二号总设计师。作为中国第一代地空导弹的总师，钱文极组织了导弹仿制到自行设计，负责和领导了几种弹道导弹控制系统的研制工作。
20世纪60年代初，他主持仿制成功从苏联引进的P-2液体近程弹道导弹控制系统，开辟了这一全新的技术门类，使中国从此有了自己制造的导弹。为此后导弹研制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培养了我国第一代航天工作者，对我国导弹事业的起步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代导弹总师
1958年3月开始，美蒋高空侦察飞行队频繁飞临我国内地进行高空侦察，侦察目标主要是我国大陆西部的核工业基地、核试验基地和导弹发射基地。美国生产的U-2高空侦察机，专门配置了用于高空侦察的B型照相机，可以较为清晰地捕捉情报和拍照留存。
每隔一段时间，U-2高空侦察机就会从大陆南部入境，绕经西北，再返回台湾。仅1962年上半年，U-2高空侦察机就对大陆纵深地区进行了多达10余次的侦察。
为了逃脱我地空导弹部队的打击，U-2高空侦察机接受RB-57D高空侦察机遭我地空导弹部队重创的教训，不断变换飞行路线和飞行高度，使我军仅有的三个地空导弹营很难捕捉到战机。中央军委及空军领导对高射炮和歼击机都无能为力的局面十分焦急，能对付U-2侦察机的武器只有从苏联引进的地空导弹。
1958年11月，满洲里火车站。一个寒冷的冬夜，由苏联方向开来的一列火车驶进车站，车上装的是提供给我国的萨姆-2导弹中的第一套。
萨姆-2导弹采用无线电指令制导，能在各种复杂气象条件下击毁高度在3000~24500米的空中目标，作战半径达到29000米左右，属于中高空、中程武器系统，主要担负要地防空任务，具有较高命中率，是当时世界上性能先进的防空武器系统之一。
整个系统由六个部分组成，即导弹、目标搜索指示雷达、制导雷达、导弹发射架、供电设备、技术保障设备，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
导弹运抵北京后，中苏双方在长辛店进行了交接签字仪式。主管国防科研工作的聂荣臻副总理决定，在引进苏联萨姆-2的基础上，一方面装备部队，另一方面仿制生产，研制我国第一代中高空地空导弹。
“543”导弹系统即苏联萨姆-2地空导弹的仿制代号。从1958年开始，在苏联的帮助下，我国地空导弹武器系统研制在仿制苏联援助的“543”型地空导弹基础上艰难起步。
“543”型地空导弹是战斗武器，所以仿制生产以三机部为主，国防部五院作为设计师单位参加。1959年4月，二分院组织学习“543”，旨在通过学习，使年轻的技术队伍能够掌握现代的地空导弹设计技术。
为了完成此次学习任务，二分院详细策划了学习安排，包括学习内容和参加人数：一中队21人，学习自动驾驶仪；二中队116人，学习“543”的整个系统；五中队3人，学习引导雷达；六中队5人，学习电子器件、元件等。在全院形成了学习“543”、仿制“543”的良好氛围。
作为二分院副院长，钱文极要求，在苏联专家到京之前，要组织相关人员对资料进行翻译、复制和消化吸收，要大胆提出问题。
为了做好资料整理和翻译工作，钱文极要求在翻译复制工作过程中，必须高度关注质量问题，他讲道:“我对这批资料的内容有些了解，对我们建院工作关系重大。若在翻译中出现差错或不准确，将对今后的工作带来很大影响。因此我认为，在组织翻译时必须特别强调质量，强调内容的正确和名词的统一，在复制中要强调不出差错和遗漏。”
为了做好这一点，钱文极多次要求，在工作中必须强调校对制和责任制，要求译者、制图、校对者必须在图纸上面签字。针对二分院的翻译人员对资料中很大一部分有关土建方面的内容很生疏，钱文极专门与十院吕理复总工程师商量，请十院派人参加翻译工作。
1959年，“543”导弹系统资料陆续到达。1960年上半年，苏联专家先后到齐，资料翻译工作全面展开。国防部五院的技术人员有的翻译资料、消化吸收资料内容，有的深入工厂参观实践。
1960年6月，正当仿制工作刚刚全面展开时，苏方突然撕毁协议，撤走专家；加之我国国民经济下滑、物资匮乏，科技人员营养不良、体质下降很多人患上了浮肿病，有的还患上了夜盲症。“543”仿制工作被迫处于半停顿状态。
▲1960年，钱文极（左一）与苏联专家
面对困境，聂荣臻指出，“要发挥中国专家的积极性，依靠自己的技术力量，把'543’仿制出来。”对于苏方的背信弃义，二分院科研人员非常气愤，下决心自行设计地空导弹。
为加强“543”仿制工作，1960年5月，国防部五院下发文件，任命钱文极为“543”总设计师，徐馨伯为“543”副总设计师，陈怀瑾为“543”弹体主任设计师。
1960年9月19日，红旗一号型号设计委员会成立，钱文极任主任委员。
1961年5月26日，钱文极主持召开红旗一号型号委员会会议。特别是针对“543”仿制工作提出全面的保密要求，对“543”设备、部件等的保管、使用、维护和运输等均作出明确的规定。
二分院党委高度重视仿制工作，加强“543”地空导弹的仿制力量。到1961年9月，已经集中了一支包括钱文极、蔡金涛、吴朔平、黄纬禄、梁思礼、张履谦、陈怀瑾等专家在内的科技专家，成为二分院重要的科研力量。
在工作中，蔡金涛与钱文极密切配合。1956年，金解军通信兵部军事电子科学研究院总工程师。进入二分院后，任二分院总工程师，后任副院长兼第二总体设计部主任。
在仿制“543”导弹武器系统中，钱文极与蔡金涛密切配合、精诚合作，负责和领导了几种弹道导弹控制系统的研制工作，初步掌握了自行研制导弹的技术，共同见证了我国导弹从仿制到独立研制的历程。
组织设计师下厂
1961年12月，为加强红旗一号的仿制工作，国防部五院党委决定组建地地型号和地空型号总设计师室，作为总设计师的办事机构。
1961年12月28日，国防部五院向国防科委上报了组建型号总设计师室的报告。报告指出，为健全新型号设计工作中的技术责任制，加强技术组织与协调，拟实行单一型号设计师制度，即每个型号均设总设计师、副总设计师、主任设计师、主管设计师和设计师。
该报告很快得到国防科委的批复。型号总设计师制度的实施，实现了型号队伍逐级负责，责任明确，将一支庞大的设计队伍有序地组织起来，协调开展工作。
1962年，中央决定恢复“543”仿制工作，要求集中力量，抓好“543”任务的完成。1962年2月24日，国防部五院党委常委会决定，钱文极任红旗一号总设计师，主要负责地空型号总设计师室的工作。
国防部五院副院长王诤批示，红旗一号设计任务不能动摇，要落实好新型材料、电子元件、仪器仪表、精密机械、特殊设备、测试技术和计量基准，做好型号的仿制工作。
1962年5月，国防部五院任命林爽为国防部五院第一总设计师室总设计师，负责地地导弹；钱文极为国防部五院地空导弹总设计师，负责地空导弹。至此，中国导弹事业有了总设计师制度。
作为总设计师的钱文极，认真贯彻聂荣臻副总理的指示，他要求科研人员自力更生，继续加强对技术资料的学习和钻研，提出通过对“543”的仿制，保证把“543”技术学到手，全面加速二分院的建设。
为推动“543”的仿制工作，9月，分院备召开543”学习交流会。筹备工作中，钱文极、蔡金涛等认真地进行交流会的准备工作，审改二分院提出的13篇技术报告，严把技术报告的质量关。这次会议是对1958年以来仿制学习“543”的一次检查，总结了经验，也提出了不足，对推动“543”的仿制工作起了积极作用。
为了加强设计师队伍建设，国防部五院设立了地空导弹总设计师办公室。钱文极搬到国防部五院办公，领导一、二分院1100多人，参加各工业部门的仿制工作,参与仿制的人员绝大部分是大学毕业来院不久的大学生。
钱文极记忆力极强，很少在工作笔记本上记录，各项工作全然记在脑子里，无论是布置安排，还是落实检查，从来都是条理清晰，全面准确让与他共事的同事们都非常佩服，这也成为钱文极独特的工作方式。
在地空导弹总设计师办公室，钱文极组织领导技术人员同三机部的科研人员一起，解决仿制生产中发生的各种技术问题，经常通宵达旦、废寝忘食，保证了仿制工作的顺利进行。当年国防部五院总师室的很多技术人员日后都成了导弹各专业的精英。
当时中国的经济基础和工业基础都十分薄弱，承担仿制生产任务的各个工厂共有18个，其中导弹生产厂8个，制导站厂6个，地面设备厂4个，加上外协的新元器件与新材料的试制和生产厂，共有数十家工厂。各厂都有设计科和一批技术人员参加仿制。
“543”的仿制工作分技术前方和技术后方。前方即派出驻仿制工厂的工作组，主要处理仿制生产中的设计技术问题，派技术人员下厂，直接参加仿制生产、履行设计师方面的职责。后方则是在分院内利用试验室设备，处理厂际之间的协调和驻工厂工作组所不能处理的设计技术问题。这种工作模式也是型号工作中的管理创新。
钱文极积极倡导、组织、鼓励科技人员下厂，他坚持认为，技术人员下工厂参加生产实践是加速培养技术队伍的捷径。工厂生产是从图纸下厂到产品出厂的一个完整过程，这个过程也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
在生产过程中会有一系列的技术问题，需要技术人员去解决，因此，钱文极主张，通过仿制来练兵，通过下厂学习来培养能独立设计的队伍，技术人员深入科研生产第一线，并身体力行，深入仿制厂去处理和解决各类技术问题，才是培养技术人才队伍的最佳途径。
为协调科研单位下厂人员与生产厂技术人员在仿制生产中的关系，钱文极带领生产厂领导和相关部门共同拟订了《地空型号设计师下厂工作条例》。
条例按武器系统分别规定了国防部五院设计师系统下厂人员与生产厂技术人员的职责分工，特别明确了设计师系统下厂人员负责生产过程中“超差代料”以及底图更改的审批权限，规定了设计师系统的组成和各级设计师之间的关系，解决了不同行政单位的人员在仿制工作中的技术指挥关系问题。
该《条例》的发布，明确了各级技术责任制，从源头上把控“543”仿制工作的质量，为保证仿制试验的一次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钱文极（前排左四）、林爽（前排左三）与总师办公室人员
面对设计师队伍从未接触过导弹技术的特点，钱文极提出了“搞清设计原理、吃透设计思想、把握技术关键、严格控制质量”的要求。工作中钱文极要求实行“三分之一”加“三分之二”的工作方式，安排三分之一的技术人员长期驻厂，其余三分之二的人员在本院办公室进行反设计，并轮流下厂工作。
这样的做法使技术人员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中，通过反设计理解设计文件的内涵，在参加生产实践的锻炼中基本掌握了地空导弹武器系统的设计技术。
在工厂生产中，“超差代料”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超过误差是否可以使用，工厂就需要技术人员进行确认。设计师要解决问题，进行签字确认，总师要进行最终签字确认。
在国防部五院工作期间，钱文极对规划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他认为，“工作必须要有长远的目标，要有方向”。钱文极重视长远规划和人才队伍培养，这和导弹研制周期长有很大关系。
这一时期，出差成了钱文极的工作常态。当时，上海、南京、沈阳、太原、西安、成都、重庆、桂林、柳州等地，也都有军工企业，承担了我国地空导弹的研制和生产任务。钱文极作为型号总设计师，一年中有几个月的时间都在出差，经常深入这些企业了解和掌握情况，及时处理和解决出现的各种问题。
红旗一号转批产
1964年，“543”正式定名为红旗一号。经过两年多的艰辛努力，各厂产品陆续出厂，运往酒泉导弹试验基地做分系统试验。至秋天，仿制“543”型地空导弹的全型号武器系统实弹试验一次成功，并通过了生产定型。
1964年12月，国务院特种武器定型委员会批准红旗一号地空导弹武器系统定型，转入批生产，仿制工作完成。
“543”仿制成功的意义在于：第一，它使我国形成了一条能生产并装备部队的完整地空导弹生产线；第二，形成了立足国内的全套生产协作网，在仿制生产的同时，试制并生产出一批新材料和新型元器件，攻克了许多生产技术难关，在国内建立起全套武器系统独立生产的条件；第三，为我国培养出第一支年轻的初步掌握地空导弹系统研制技术的设计队伍，为我国自行设计地空导弹武器系统奠定了基础。
纵观“543”地空导弹仿制工作的全过程，在出成果、出人才这两个方面。无不凝聚着钱文极的心血。
雷达技术大攻关
1965年1月，钱文极任第七机械工业部第二研究院副院长。5月，二院全体军人转业，钱文极也退出现役，由正师级定为国家行政9级。
同时，国防部五院一分院、二分院由原来按专业划分改为按型号划分，一分院成为地地导弹研究设计院，改称为一院；二分院成为地空导弹研究设计院，改称为二院。
弹体和发动机的设计部分原在一院，若要搬到永定路地区，这里没有合适的厂房，也没有场地可以新盖厂房。因此决定与上海市合建一个全弹的科研试制生产基地，将一院有关地空导弹的弹体和发动机设计部分，加上二院有关弹上设备部分，包括自动驾驶仪、指令接收机、无线电引信等，一起迁往上海。为此，上海市专门成立了机电局负责此事，机电二局成为二院的一部分。
▲1964年，试制成功的中国第一批地空导弹红旗一号
“543”定型后，还遗留了一个最困难的生产技术问题，主要是雷达天线的使用频率数未达标，严重影响了“543”的使用性能，制约了新型地空导弹的研制。该天线采用的是制造飞机的蒙皮铆接技术，尺寸精度要求极高，但由于生产厂工艺水平低，很长一段时间都过不了关。
1963-1965年，二分院开展了对红旗一号改进工作，钱文极作为总设计师，积极组织科研人员开展相关工作。为了攻克这一技术难关，钱文极亲自担任雷达攻关组组长，发挥技术专家的作用，组织该技术领域的专家进行设计分析和反复计算，制定技术方案，并与专家们一起下厂协调与厂方的关系。
经过半年的反复计算与试制，最终采用在天线内部开口的办法突破了难关，使雷达天线可用频率数全部达标，此技术还获得了国家科委成果一等奖。
▲钱文极的军官兵证
1965年1月10日，我空军用红旗一号国产导弹击落了一架入侵华北地区上空的U-2侦察机。这是被我空军导弹部队击落的第四架U-2侦察机，也是采用仿制并加以改进的红旗一号国产导弹击落的第一架U-2侦察机。
红旗二号获成功
在各生产厂陆续完成第一批仿制生产任务后，国防部五院驻厂的设计师代表也逐步回到各自的研究所，开展红旗一号的反设计和改进工作。因此在红旗一号定型之后，国防部五院立即着手开始组织红旗二号的研制工作。
1964年1月，为了满足对敌斗争的迫切需要，国防部五院提出在红旗一号导弹的基础上研制红旗二号导弹的任务，争分夺秒地进行新的抗干扰研究工作。红旗二号导弹在当时是世界上较为先进的防空武器，最大射高在2万米以上。
1964年4月22日，国防部五院颁布命令，任命钱文极为红旗二号总设计师，吴展、陈怀瑾和李蕴滋为副总设计师。在红旗二号研制队伍中，还有张履谦任引导站主任设计师，刘从军任弹体结构主任设计师，何午山任弹上无线电设备主任设计师等，他们后来都成为空天防御事业发展的重要技术骨干。
与红旗一号相比，红旗二号增加了燃料舱容量，加大了前翼面积，增加了射高与射程，还有针对性地加装了“28号反干扰电路”。作为一种用液体推进剂提供动力的导弹，它的最大射程可以达到35千米，最大射高为27千米，但发射准备时间仍然较长。
红旗二号的基本战斗单位是营，每营有制导雷达站1套，导弹发射架6个，配发导弹10~20发。对付每一目标一次最多可连发3发导弹。除这些主要装备以外，还有庞大的技术勤务保障设备，机动性很差。若需要远距离转移，全营人马需要装两列火车才可以完成。
红旗导弹的生产是全部国产化的，所以通过大批量生产，我国建立了一个相当规模的导弹生产体系。这和地地导弹是不一样的，地地导弹因为批量小，基本上是国防部五院自己的工厂就可以生产，但地空导弹生产则是分布在各个军工生产部门进行合作生产，促进了我国常规武器的生产。
1965年4月，七机召开红旗二号导弹研制工作会议，决定由二院负责导弹总体技术及遥测弹设计试制。
从1965年4月至1967年2月，设计人员和工艺人员密切配合，同心协力，红旗二号研制进展很快。红旗二号先后进行了7发飞行试验，结果证明设计满足要求。
1966年6月，国务院特种武器定型委员会通知，军委批准了地空、海防导弹定型委员会名单，七机部副部长钱学森任地空导弹定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二院副院长钱文极为委员。
1966年7月至12月，红旗二号两次进行定型飞行试验，第二次取得6发5中的好成绩。
红旗二号的问世，标志着我国的防空导弹已经由单纯的仿制走上了自行研制的道路。红旗二号连续生产了十多年，为部队提供了大量导弹装备。
1967年9月，敌U-2侦察机入侵华东地区，尽管使用了转播干扰手段仍被红旗二号导弹一举击落。这是被我空军导弹部队击落的第五架U-2侦察机，也是采用红旗二号导弹击落的第一架U-2侦察机。
二院创造的技术和战术相结合的“近快战法”，在世界上首创电子战背景击落U-2侦察机的战例，取得令人瞩目的光辉战绩。此后，美蒋停止了对我国大陆的侦察飞行。
红旗一号仿制生产和红旗二号改进设计的成功，表明已经锻炼出了一支由数千人组成的、可以独立设计现代化地空导弹的设计队伍。作为总设计师，钱文极欣慰地感叹：“从1959到1965这六七年时间内，由完全不懂导弹技术为何物的青年学生，达到了能掌握当时世界上先进的地空导弹设计技术，而且形成了几千人的完整的设计队伍，这是一项很了不起的工程!”
1965年后，二院开展了红旗三号、红旗六十一号等型号的研制工作，同时继续协助解决各军工生产厂在生产红旗二号过程中存在的部分技术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西安786厂生产的雷达天线。
此项雷达天线生产要求高，使用航空工厂生产飞机的工艺这对无线电厂是个很大的难题。为了解决雷达天线工艺问题，1965年年初，院党委决定成立一个专家组，专程赴786厂攻关解决问题。
专家组由二院23所有关技术人员和院相关技术管理人员组成，钱文极带队赴厂指导工作。在786厂，钱文极多次组织技术人员进行分析，针对关键技术进行论证，最终攻克了这一技术难题。
▲红旗二号导弹
总师感悟凝心血
钱文极从一个学生时代的无线电业余爱好者到从事电子技术工作，进而参加尖端防空武器的研制，作为新中国第一个地空导弹型号的总设计师，从工程项目和技术攻关中，钱文极认真总结了工作体会和管理方法，为后续导弹研制提供了重要借鉴。
▲地空导弹总设计师钱文极
一是运用系统工程理念。组装一部电台，用简单的元器件和结构即可完成。而一个地空导弹战斗单位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由导弹、雷达发射架等主要设备和众多辅助设备组成，各个部门之间在技术上紧密关联、不可分割，研制过程就是一项系统工程。因此，研制和生产必须以系统工程的理念来把握，以系统工程的方法来管理。
二是跨界学习多技术门类。研制一部电台主要运用无线电通信技术，地空导弹则涉及众多技术门类。宏观有雷达技术、空气动力学、弹体结构、液体火箭发动机、火工技术、自动控制、弹道学、战斗部杀伤技术，等等。科研人员面对从未接触过的技术领域，要不断摸索，拓展学习范围，扩大自己的知识面。
三是必须高度重视精加工技术。精加工技术是保证导弹研制质量的突出指标之一，主要包含于陀螺制造技术中，大体分精密机械加工和精密电镀两类。陀螺是一个超高速运转器件，为使其运转平稳、高效，首先要求机加工精度极高，加工物表面应当光亮如镜，装配应当一尘不染，因此必须要有超净厂房。
其次要求陀螺转子和电刷的接触点用如金、钯、铂之类贵重金属精密电镀，以保持接触状态始终良好电镀的表层始终保持光亮如新，不因温度、湿度等变化而氧化。导弹之所以作为尖端技术，也在于它包含了精加工技术。
四是严格要求产品质量。导弹研制技术极其复杂，而质量要求是严苛的，同时还得保证存放3~5年并经长途运输后仍保持质量稳定。为达此目的，要在设计和生产过程中采取一系列相应措施，如制定测试细则、维护保养细则等设计文件，从设计、生产、使用的全过程考虑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尽可能地制定出完善措施，要求实施过程中严格执行各项规定细则，确保武器装备正常使用。
五是职责分明的管理方法。国防部五院的研制与生产系统在产品从设计、试制到成批生产过程中，严格遵守“所管产品设计，厂管产品试制；生产厂无权更改设计文件，生产工人无权更改厂制定的工艺文件；厂所结合，在统一计划下为生产出合格产品共同合作”的管理方法，使设计、试制和生产三者密切结合，平稳过渡。
六是建立分层分级工作体制。地空导弹是一个大型的武器系统，包括弹体、雷达、发射架、辅助设备等分系统，在每个分系统内又分解为很多组成部分，如弹体分为助推器、液体发动机、自动驾驶仪、指令接收机、无线电引信、战斗部和弹体结构等。
参加这一大型工程的设计人员是很多的当时在国防部五院内部就有技术人员3000多人，分属于各个研究所，而每个所在同一时期内承担型号研制任务往往就有两三个。这样复杂庞大的设计任务，靠少数总设计师是无法完成的，为此要组成一支技术力量十分雄厚的总体设计师队伍和分系统设计师队伍，形成设计师系统。
这样逐级负责责任明确，把一支庞大的设计师队伍组织进来，协调进行工作，把握全系统全过程、全周期研制过程，从任务的可行性论证，到系统、分系统的设计任务书、设计条件等文件，一直到写出定型试验大纲和定型试验报告为止。
在全过程中还要了解各分系统设计进展情况，并及时协调各分系统之间的技术问题，型号总设计师就是依靠这一设计师系统来完成型号设计任务的，一个型号设计工作就是一个典型的系统管理过程。
七是大型的综合试验的管理。导弹的试验是大型的综合试验。试验场地是在几十平方千米，甚至几千、几万平方千米范围内；参加试验的人员有几百、几千，甚至上万人。例如地空导弹的设计定型试验就是大型的综合试验，需要上千人参加。
试验时需将全套武器系统在靶场上对接起来，进行实弹打靶试验。试验靶场本身就是一套庞大的组织系统，有很多先进的设备，如靶机、光学观测设备、通信设备等；还要有靶机起飞的机场、机场设施和人员。被试验对象本身，即武器系统除了有关设计人员到场外还要有一套操作手来实施试验。他们都属于靶场的工作人员，整个试验全部由靶场工作人员来实施。
八是制定规划至关重要。导弹型号的研制周期长，没有规划无法开展工作。规划的面要广，不仅要有近三五年内完成几个型号的规划，还要有为三五年后研发新型号做准备的预研课题规划。规划的确定要经过相关人员参与讨论，并且在一段时间后，再讨论、再修订，使其不断完善，更加符合实际。
唯此，方能保证一个大型系统工程的研制与生产稳步进行，避免造成时间、人力、财力的巨大损失。尤其在重大项目的决策上，必须要有可行性论证研究，要有相关人员参与意见。
这些宝贵经验是对我国导弹研制初期重要工作的总结，凝聚了一位总设计师对导弹事业的热爱和心血。
1978年，钱文极调离二院。
—未完待续—
本文摘自：马杰，宋晓明. 导弹人生（上）[M]. 北京：中国宇航出版社, 2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