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军界有“两个半”军事家的说法。“半个”是指“小诸葛”白崇禧，而能称得上“一个”的，分别是指蒋百里和杨杰，后者即为蒋介石亲自任命的古北口方面总指挥。 杨杰，云南大理人，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中国留学生班第三期。陆军大学可不是陆军士官学校，在此校毕业的中国人寥寥无几， 蒋、杨之所以能称得上是“一个军事家”，缘于两人在军事理论方面皆有独创，其中，蒋百里著有《国防论》，杨杰则著有《新国防论》。 那个年头，如果你在军校上课或肩扛将衔，却不知道“两论”（《国防论》和《新国防论》），别人一定会对你侧目而视，认为你这家伙实在够落伍，绝对out（落伍）！ 在理论造诣上，杨或许不及蒋，但在战略战术的参谋运用上，杨却超过了蒋。 早在杨杰留学日本时，就是中国班里的佼佼者，考第一名是家常便饭，渐渐地，连日本教官都对这个中国学生另眼相看。全班的试卷，教官一律交给杨杰批改，野外作业，则让他当裁判官，谁扮参谋长，谁扮旅长，谁扮团长，皆其一手指派，好坏分数也由他来打，成了不是教官的教官。
正是因为成名太早，杨杰自视甚高，可以说是目空一切，常将自己比做当代的姜太公、诸葛亮。国内除了蒋百里，他没一个看得起，曾当着别人的面，说何应钦、陈诚这些人“其蠢如牛，其笨如骡”。 苏联军官总算是厉害了吧，也根本不入人家的法眼，说是对方倒贴给他做学生都不要。 苏联人不行，日本人跟在后面做学生还凑合，不过也就只有三个够格，曰：石原莞尔、东条英机、小矶国昭（时任关东军参谋长）。
既是牛人，则必有可牛之处。 杨杰很早就追随蒋介石，是后者帐中的必备幕僚，深得蒋介石的信任和重用，杨杰的不少建议也都曾被采纳和运用。 二次北伐，蒋介石要打安徽的陈调元，问杨杰应如何打法。 杨杰立即提笔在纸上写道：临之以威，诱之以利，其降必矣。 蒋介石心里一动，心战为上，确实是高招。随后又问：如果诱降，需要多少钱？ 那意思，代价大不大，如果太大，我可拿不出那么多银子。 杨杰笑了笑：吴佩孚、孙传芳已倒，陈调元，一介庸才耳，何须太多。 有钱你就多给点，没有就少给点，无妨。 蒋介石依计而行，只花了几万块，陈调元就乖乖投降了，不知道省了北伐军多少力气。 让蒋介石印象最深的，恐怕还是中原大战那会儿。 蒋介石在火车上指挥，忽然遭到冯玉祥骑兵部队的攻击。当是时，蒋介石手中只掌握一个特务营，对方却是一个骑兵军，于是立马处于既打不了也逃不走的绝境。 众人慌作一团，杨杰献计：可将列车的两头各安一个机车。 骑兵追上来了，火车就往北开，开出二三十里后，又往南，这样反反复复，就是不停，骑兵跟着跑来跑去，累得够呛却一无所获。 事后连一向喜怒不形于色的蒋介石也称赞杨杰，说要不是你在身边，我一定做了冯玉祥的俘虏。 杨杰笑言：此不过牛刀小试耳！
作为参谋，杨杰称得上一流高手。连“半个军事家”白崇禧都不得不服，说杨杰确实有学问，让他照张地图做方案，他一会儿工夫就能把一份完整的作战计划写出来，这功夫当时没几个人能及得上。 杨杰如此有才，此前却主要是参襄军务，基本上没有独立领兵打过仗，因此很早就有人主张让“军事家”挂帅出征，蒋介石也有此意，但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却力持不可。 何应钦和杨杰同时出道，然而两人素不相容。杨杰将何应钦比做“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中的“廖化”，而何应钦则认为杨杰是马谡一类人物，不干实事，只会吹牛，所以私下也奉送了一顶帽子：杨大炮。 何部长甚至向蒋介石直谏，说你让杨大炮做个参谋还凑合，若是由他掌握军机要务，必然坏事，说不定还会起到汉奸都起不到的作用呢。 早在长城抗战前，杨杰就已官居参谋部次长，要想再往上升，那就得有点实际军功才行，再加上正在用人之际，所以虽有何应钦等人的反对，蒋介石仍力排众议，将古北口之战的指挥权交到了杨杰手上。 牛刀终于不是小试，要大试了。 可是何应钦的话却不幸言中，杨杰此后真的成了翻版马谡。 《三国演义》记述“失街亭”这一段时，说马谡骄傲轻敌，不遵从诸葛亮“依山傍水”的指令，却将军队部署在远离水源的街亭山。 当副将王平提出异议时，马谡嗤之以鼻：你算什么东西，偶通晓兵法，世人皆知，连丞相有时也得请教我哩。 杨杰几乎是一模一样，他身为古北口总指挥，其实前线从没去过，就在家里闭门造车，弄一些大而空的方案。至于前线如何协调，怎样部署，他一概不问，对战事进展情况当然也一概不知。 当关东军快逼近古北口时，东北军和中央军还在为谁守一线，谁守二线而争执不下，这事他不知道。 交战之后，东北军“提前告退”，闪出一个大空当，致使古北口全线失守，他也是事后才知道。 如果你亲自到一线去指挥，实地看看，情况肯定不至于如此糟糕。 打仗，是要死人的，而且会死很多人，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古北口的失守，让蒋介石十分震惊。 二十九军守喜峰口，不仅守住了，还取得了大捷，自己嫡系的中央军守古北口，却没几天就丢了，太不可思议，也太没面子了。 失守的原因很复杂，还涉及各派系军队的内部矛盾，所以蒋介石不可能对杨杰一个人开刀问斩，但你要说他不失望那也是假的。 从这一刻起，杨杰并非主官之才这一印象已经初步在蒋介石的心里有所萌芽了。 应该说，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很快蒋介石对杨杰的人品也产生了怀疑。 对于古北口失守，杨杰自然也感到脸上无光，同时察觉到了蒋介石对他的失望之情。 别人可能还无所谓，放在他这样“一个军事家”身上实在有些让人受不了。 在军事会议上，杨杰便准备好好地打一个翻身仗，所以会议一开始，他就语出惊人，说要把长城抗战从守势转为攻势。 如何攻呢？ 诱敌深入！ 具体策略，是让中央军后撤，待日军尾追进来后，再在两侧埋伏，同时出击，如此可一举歼灭日军主力。 在杨杰看来，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计策，事到如今，不给大伙亮点绝的还行？ 但等他说完，与会众人皆面面相觑。 杨杰的计策听起来很好，可是实行起来根本不可能。关东军有多强，中国军队有多强，就算你将其围起来，哪里能“歼”得了对方。 更何况，长城尚有险可守，放进来之后一马平川，根本无险可守，那还不把平津给直接交代了？ 大家都知道“诱敌深入”行不通，却又熟知杨大炮的脾气，所以谁也不愿意站出来直接点破，就任他在那里胡乱放炮。 说起比较虚的“妙计”时，杨杰很带劲儿，但具体到实际，他又强调古北口前线（现在是南天门前线了）相当困难，必须增援。 接着，大炮又着力渲染了一下自己负责的前线是如何“相当困难”的，包括日军大批涌入，战斗异常激烈的情形。 这里面有一大半当然都是“军事家”关着门自己在房间里“合理想象”出来的。 到这时候为止，杨杰还不知道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蒋介石难得到前线，你要是一对一地给他汇报工作，吹点牛或许还没问题。那天会场上还坐着一个何应钦，他天天在分析战况，南天门那里究竟怎么回事，他怎么可能不知道。 那几天，根本就没有什么激烈的战斗。 从职务上说，何应钦是杨杰的上级。当着蒋介石的面，他自然不能认同部下的这种说法，于是当场就提出异议：南天门战事很激烈吗？不可能吧。据我所知，整个长城防线最近可都很平静。 其实何应钦还算是一个比较温和宽厚的长官，话里面也留了台阶可下。这时候杨杰如果打个哈哈，一下也就混过去了。可他那天不知道吃错了什么药，竟然来了一句：我刚刚从前线回来，怎么可能不知道那里的情况，当然是很激烈了！ 这下好，你信誓旦旦，大爽特爽了，可把别人给逼到绝路上去了。 假设杨杰的话是真的，那何应钦的问题就大了。这不明摆着连自己的下级都不如吗。 虽是两人之间的争执，蒋介石可一直在瞪着眼看呢：何应钦，你是华北战局的总负责人，却连战场的基本情况都不知道，你究竟吃的什么饭，当的什么心？ 为了证明自己，何应钦一改老实厚道人的本色，当下就让人打电话到前线，询问南天门前线的情况。 毫无任何悬念，对方的回答是：前线很平静。 杨杰顿时满面通红，一言不发。 这时候蒋介石的心里肯定一声叹息。 用杨杰错矣！ 马谡失了街亭，杨杰丢了古北口，同样是言过其实，同样是不可大用，如再不对指挥官进行调整，南天门亦将不保。不久，杨杰便被免去古北口总指挥一职。
杨杰的故事并没有结束，虽然遭遇了人生的重大挫折，但他喜欢放大炮的毛病竟丝毫未改。 很早以前，杨杰的军衔就是中将，然而等到小字辈的顾祝同、陈诚等人升为上将，他仍然是中将。 杨杰对人发牢骚说：我二十年前是中将，现在仍是中将，不知道二十年后是什么将！ 大概这话让蒋介石给听到了，便派他到苏联去做特使，顺便将其由中将升为上将。 到苏联是去争取军援的，因为那时抗战已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可是杨杰很快就在异国过上了花天酒地的生活，相关报告在蒋介石桌上放了一大堆。 蒋介石忍不住了，问他究竟有没有弄到军援。杨杰却答非所问地说，他在苏联见到一个人，此人掌握一项秘密武器，只要把它弄过来，在华日军便会全体死光光，只是需要一大笔钱购买（难道是原子弹？似乎又不像）。 杨杰的语调极其神秘，可是蒋介石再也不问他了。 直到日苏签订互不侵犯协定，身在苏联的杨杰事前竟被蒙在鼓里，一无所知。 这件事之后，他被调派回国，从此再未能得以起用。 多少人生机遇，在别人看来可遇不可求的人生机遇，就这样一一错过了。 那个时代，也许人们实在太渴望太苛求出现一个完美的军事家了，可惜杨杰不是。 某种程度上，他更像一个顽童。这个顽童一手拿着一叠漂亮的纸片，一手拿着剪刀，在大人们的惊叫和惋惜声中，把纸片剪得粉碎，然后扔在了阳光里。 你们哭，我就笑，你们笑，我却哭，这才是杨杰，一个只能看到自己的影子，却从未真正找到过自己的人。
摘自《一寸山河一寸血》
杨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