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下一个重大任务是在“1985年海战”研究项目中与美国海军上尉飞行员约翰•安德伍德并肩作战。正如这一节的标题暗示的那样、这个海战研究项目的参与者是一大群有着不同背景、精于不同领域的专家，他们来自国防和情报系统的不同部门，目标是研究和明确美国及其盟友如何在1985年对苏联发动一场海战，并在不升级为核战的情况下取得胜利。
这是一项艰巨而重要的任务。这个项目的研究成果将严重影响“五眼联盟”海军未来的作战体系、军备采购、舰队部署以及推进这些行动的总体战略。进行这种研究的关键是从大战略着手，细分到战术、技术和程序等细节。
这项任务伊始必须有最好的情报作为支撑，以确保后续各种分析的大前提是可靠的，并确保分析各种情况、剖析苏军作战能力、拟订行动计划与细节的分析人员能够掌握很好的情报。我和约翰•安德伍德以奉献精神和充沛的精力着手这项任务，并得到一帮非常能干的参谋人员的辅助以及所有渠道的情报支撑。
“五眼联盟”从各个渠道搜集的优质情报对于研究是否对苏发动“1985年海战”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因为这类情报将构成我们的思维框架，并为大批作战分析人员和军事演习人员参与这场海战提供支持。
1977年，美国拥有600艘军舰，但海上优势对遏制苏联的重要性尚未得到充分理解，美国海军部都没有人对此两眼放光，白宫更不会因此展露笑容。然而，“1985年海战” 研究项目组和“五眼联盟”情报机构开展的工作为政治变革奠定了基础，促使人们普遍认识到维持海上优势的迫切需要，这种优势将对遏制苏联做出重大贡献。
当我、安德伍德以及那个规模很大的“1985年海战”研究项目组在1977年着手这项研究时，没有人能预见到苏联的解体，但我们可以肯定一件事情，即强大的、领导有方的“五眼联盟”海军有能力抵抗苏联发起的任何军事行动。为了保持领先地位，必须知道和理解多项关键信息，并据此采取行动。
数十年后回头来看，当年的形势就显得清晰了。但在那个时候，从苏联大战略的方方面面，到它们的能力、行动、训练、人员以及政治、军事基础设施等细节，再到将苏联各个环节联系在一起的通信系统（这个系统其实有一些内在缺陷），我们并没有收到大量详细情报，所以可以说这个大型研究项目一直在黑暗状态下推进，几乎相当于一个猜谜游戏。
苏联军事组织、情报组织和军事行动的最薄弱环节在于自上而下的高度集权管理模式，而这种模式是由苏共和苏联政治、军事体制的特性决定的。
在“五眼联盟”看来，这种缺陷的利用价值非常大，因为苏联人的指挥、控制和通信等方面存在严格的等级结构，在这种等级结构之外，他们展示的主动性非常有限，因此、他们的规划和作战都会以一种可预测的方式开展。此外，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如同他们的军事计划和行动一样，苏联领导者的想法通过苏联海军、空军和陆军的指挥结构逐级向下传达，具有高度结构化及可预测性的特征，不会突破西方情报分析人员可以理解的范畴。
对于苏联人在不同的情景下会采取什么行动，从最高级别的苏共政治局，到具体的作战级别（比如苏联潜艇指挥官如何采取战术行动），我们可以做出可靠的假设。在我看来，这个结构中不仅存在着苏联的内在弱点，也存在着冷战期间整个社会主义体制的内在弱点。我坚信苏联之所以解体，根源在于自身的制度缺陷以及对其领导人的个人崇拜，始终无法摆脱内在缺陷的束缚。
在我离开华盛顿以后，“1985年海战”研究项目就结束了，但它产生的巨大影响一直延续了下去，并在80年代达到顶峰，当时里根总统及其强硬的海军部长约翰•雷曼领导着拥有600艘军舰的美国海军。
回头来看，20世纪80年代是美国发展海上战略的黄金时代，在一定程度上压迫苏联走向衰落和解体。
在冷战期间，“五眼联盟”具有比苏联优越的信号处理能力，这种优势体现在各种类型的被动声呐上，包括固定的圆形声呐阵列、侧翼声呐阵列以及后方拖曳阵列。水听器技术越来越先进，处理能力越来越强大，而且潜艇上配备了性能强劲的计算 机，运用越来越先进的数学算法，加上“五眼联盟”一代又一代的声呐专家不断为声呐技术发展做出贡献，美国和英国制造出了核动力攻击潜艇，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也拥有了极为安静、操控性极佳的柴电动力潜艇，苏联人面对的敌人越来越势不可当了。
此外，在空中，由于美国海军和英国皇家海军（在英国皇家空军的支持下）拥有功能强大的被动声呐浮标，可以探测苏联潜艇，因此，空军可以根据探测信息空投威力强大的反潜鱼雷去攻击苏联潜艇。
上述这些硬件设施是情报工作流程中至关重要的基础条件。这一流程的其他环节也同样复杂。比如，如何确定苏联流体力学研究所（一个重要的潜艇设计机构）内部发生了什么？如何确定莫斯科的潜艇采购机构内部发生了什么？且不提苏联下一个设计方案的细节和可能做出的性能改进，如何确定苏联造船厂的生产计划？
要获得这些情报，离不开间谍活动，但在任何情况下，间谍活动都不容易。美国或英国的特工或训练有素的代理人在这方面扮演着核心角色，因为他们负责说服一个外国公民向其透露自己国家的机密。冷战期间，苏联及华约组织其他成员国的反间谍工作做得非常出色。华约组织成员国内部的安全机构都制定了严格的、高压的管控措施。在这种情况下，即便那些无比憎恨苏联政权、有意为西方国家充当间谍的人也很难成功地同“五眼联盟” 特工或代理人进行持续、定期的接触。
苏联人则可以不用耗费太多力气就能搞清楚“五眼联盟”驻苏联大使馆里面有谁在外交官身份的掩护下从事间谍活动。苏联监视和跟踪“五眼联盟”外交官及其他工作人员的能力令人惊讶。比如，无论官方外交人员名册上怎么写，即便能力最差的苏联反间谍机构也能很快弄清楚谁的真实身份是美国中情局驻苏联的情报站站长，以及他（或她）的下属工作人员都有谁。
冷战期间，苏联24小时监控“五眼联盟”外交人员的活动、对外联络和旅行，从而导致那些在外交掩护下从事秘密活动的情报人员的日子非常艰难。对这些情报人员来说，一个重要的好处是，如果受到苏联人的伤害，或者在最坏的情况下被苏联人逮捕，那么他们可以利用外交人员享有的特权去对抗可能遭到的审判、监禁或处决。然而，一旦某个情报人员的掩护身份被揭穿，就将被驱逐出境，而且不能在全球开展情报活动，因为克格勃会刻意寻找此人的下一个海外任务。
与传统意义上的情报工作人员相比，“五眼联盟”成员国驻苏联的海军武官更有可能目睹或探听苏联海军的发展和活动，因为虽然他们经常处于严密监视之下，但可以在满足特定要求的前提下正常旅行，比如他们可以公开前往圣彼得堡，尽最大努力去访问苏联海军的一些场所，看看里面的情况，或者可以访问苏联海军的一些船坞，公开会见苏联海军官员，公开搜集一些数据，而且如果在访问之前没有受到苏联官方限制，他们还可以拍照。
当然，即便苏联限制拍照，也不妨碍这些武官秘密拍照或搜集一些他们偶然邂逅的东西。在这方面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曾有一位武官在苏联某个重要船坞附近的地面上，偶然捡到了一块从卡车上掉落的钛焊片。
这个焊片的价值非常高，因为当时苏联制造的“阿库拉”级攻击型核潜艇的承压船壳就是用钛这种材料制造的，这种材料非常轻且坚固，再加上采用了当时非常先进的液态金属核反应堆，所以苏联的核潜艇在水下的航行速度非常快，而美国、英国的情报技术部门可以根据这个钛焊片分析苏联制造工艺等方面的信息。
如果按照传统的方式在大使馆或领事馆掩护下开展秘密情报行动，那么成功吸引、说服或腐蚀苏联公民从事间谍活动的可能性非常低。事实上，最有可能成功的情况是苏联人主动上门投靠，以及通过大使馆鸡尾酒会或其他外交场合偶然邂逅有意投靠者，因为有这方面意愿的苏联人会在这些场合主动献殷勤，主动跟“五眼联盟”成员国的外交人员搭话。这是他们愿意从事间谍活动的早期迹象，但事实上，这类情况不会经常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