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李达将军在开国57位上将中排行第二，仅在萧克将军之后。
李达将军的地位之所以如此突出，并不是因为他的统帅能力，而是他的参谋能力。他一生累计担任参谋长长达40年之久，曾辅佐过6位开国元帅，并获得了他们的认可。刘伯承曾说他是“称职的好参谋长”，陈毅夸赞他是“抱着电话机睡觉的参谋长”，邓小平说他是“最好的参谋长”。
李达则谦虚地说，自己只是一个“站在首长身影里的参谋。”
李达上将：从西北军到红军
李达原名李德三，1905年他出生于陕西眉县，他曾先后就读于西安私立东道中学和陕西省立师范学校，19岁时他毕业返乡，成为了一位小学教员。
但李达的志向毕竟不在于此，很快他又投身军戎，考入了冯玉祥创办的西北军第二军官学校。毕业后他在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任职，参加过中原大战。战后，他被编入26路军，随后他随军前往江西，参加对中央苏区的围剿。
26路军的士兵多为北方人，他们到达南方后水土不服，疟疾和赤痢等流行病一度流行，他们面对机动灵活的红军，也是屡吃败仗，最后军心大乱。
随着孙连仲、高树勋等人相继离队，26路军参谋长，地下党员赵博生和73旅旅长董振堂、74旅旅长季振同等人商议后，一致认为蒋介石消极抗日，还借消灭红军的机会削弱非嫡系部队，搞一石二鸟，坐山观虎斗，遂决定发起宁都起义。
当时的红一方面军只有4万人，宁都起义中，1.7万余名官兵集体调转枪头，加入红军，这简直可以称为奇迹。
这也显示了红军宣传政策的得当和共产党的理想对战士们的感召力。
随后，26路军被改编为红五军团，和红一军团、红三军团一起，被称为红一方面军的“三大主力”。季振同为红五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肖劲光为政委，赵博生为参谋长。
虽然李达这时候还只是红五军团中一个小小的连长，但他的才能很快在残酷的战争中体现了出来，由于他作战得力，多谋善断，仅仅用3年时间，他就成为了红六军团的参谋长。当时红六军团的军团长是萧克，政委是王震。
1934年8月，红六军团奉中央命令，向湘鄂西苏区方向发起西征，实际上承担为中央红军长征探路的重要任务。经过三个月的艰苦辗转，红六军团于10月24日在贵州黄木镇与红三军（即贺龙的红二军团）胜利会师。
之后，李达就被调到了红二军团担任参谋长，负责协助贺龙开辟湘西根据地。
1936年7月，红二、六军团和红32军（由红九军团改编而来，罗炳辉为军长）奉命合编为红二方面军，李达为红二方面军参谋长。不久后，红二方面和红四方面军一起踏上了北上陕甘宁的路。
红四方面军北上后，主力部队渡过黄河西征，执行占领宁夏、甘肃，打通国际通道的重要任务，但由于装备落后，作战目标不一，缺乏群众基础，在河西走廊遭到了马家军的猛烈进攻。
为了增援西路军，中央迅速组建了援西军，刘伯承为援西军司令员，张浩（林育英）为政委，左权（后李达）为参谋长。
援西军一路向西，当他们到达镇原、平凉、固原一带时，却得知西路军已经失败。
据耿飚将军回忆，当时是刘伯承亲自召集援西军团以上的干部前来开来，向他们念了西路军失败的通报，念到一半时，刘伯承声音哽咽，无法继续，台下近百名军官哭声一片，甚至有人放声大哭。门外的警卫不知发生了什么，能让这群身经百战的首长哭得如此伤心。
西路军中的红五军，正是宁都起义后的红五军团，是李达的老部队，它的两任军长董振堂和孙玉清都牺牲在了河西。
援西军只好就地驻防，寻找、收容西路军的失散人员。
抗战爆发后，援西军的主力被改编为八路军129师，领导班底也基本继承了援西军的配置，刘伯承为师长，张浩为政训处主任（即政委），倪志亮为参谋长（未到职），李达为参谋处长（实际承担参谋长工作）。1938年12月，李达升任129师参谋长。
“活地图”李达和刘伯承元帅的情缘
李达一生虽然和6位开国元帅都有过合作，但他合作最久的还是刘伯承元帅。
李达认为刘伯承在军事指挥和军事理论上的造诣在全军中是独树一帜的，所以他对刘伯承一直非常尊敬。尽管他在建国后离开了刘伯承，但在很多讲话中，他总会用刘伯承对自己的教导来教导官兵。
他训练射击时最喜欢引用刘帅的“与其要百发一中的兵一百名，不如要一发一中的兵一名。弹无虚发就是以一当百。”
讲起带兵之道，李达说：“刘帅说过，带兵要夏不挥扇，雨不张伞。士兵没有进帐篷，将帅不要进；士兵没吃饭，将帅不要吃。没有体验过士兵生活的将军当不好将军。”
1972年他担任副总参谋长时，曾组织一众高级将领下连队当兵，大军区干部当连长，军级干部当排长，师级干部只能当战士，他们和士兵们同吃同住，一起训练。当时一些干部因为受不了这样的辛苦发出了抱怨，李达就用刘伯承的这些话告诫他们。
而刘伯承也很欣赏李达的参谋能力，曾说他是一个“称职的好参谋长”。
据陶汉章将军回忆，李达很早就展现出了自己过人的参谋能力。1935年，红二、六军团进入贵州后，打算在毕节建立根据地。当时任弼时询问李达的建议，李达极力劝阻，说毕节绝非建立根据地的地方，首先毕节战略地位显著，直接威胁云南，蒋介石和云南地方武装不会坐视不管；其次，毕节交通便利，蒋介石调兵遣将进行围剿非常方便，红军很难站住脚。
几天之后，果然如李达所说，云南、湖南、贵州的部队相继出发，直逼毕节，二、六军团火速西撤，任弼时在路上感慨：“李达真是有先见之明。”
李达将军人称“军中活地图”，他对地形地势、地理方位有着敏锐、惊人的洞察力，这是他被军神刘伯承欣赏的重要原因。
1947年，晋冀鲁豫野战军挺进大别山，李达一马当先率部为大军探路，刘邓在后跟进。有一天，前锋部队已经安营扎寨完毕，却迟迟没有收到刘邓的消息，派人寻找也不见踪影。
李达沉思片刻，叫来一位参谋，嘱咐他先翻过这座山，再渡过那条河，去一个叫某某庄的地方去接刘邓二位首长。参谋遵计行事，果然找到了刘邓。
事后，刘伯承问李达，他怎么能知道自己在那个庄子迷路了，李达说，地图上这个庄子和另一个庄子重名了，一个在东一个在西，所以我估计肯定在这个地方。刘伯承听后大赞：“李达是活地图。”邓小平也忍不住夸赞：“你这一手真了不起。”
李达对于方位有一种天然的敏锐，最神奇的故事是，有一次他乘坐飞机从湛江飞往昆明，途中要到了雷雨，飞机需要绕行，但机长为了不影响李达休息，嘱咐工作人员不要通知他。李达当时还在闭目养神，他忽然询问：“飞机为何向北飞？”工作人员惊叹之余如实汇报了情况。
每到一处，李达必先搜寻地图、绘制地图。抗战时期，他曾亲自组织绘图人员和侦查部队，在华北的广泛区域内实地测量，最后绘制成了权威的《最新华北明细图》，获得了官兵的一致赞扬和认可。
李达对地图绘制看得非常重要，要求也非常严格，因为他深知，一个地点，一处标记的错误，就可能让战士们付出惨重的代价。
有一次，129师司令部一参谋在做战斗报告时，错误地将太行地区的“来远”写成了晋察冀地区“涞源”，刘伯承发现了他的疏忽，在报告上画了一条粗粗的红杠，并把报告退给了李达。
李达立刻召集中参谋开会，严厉地批评了这种疏忽大意的情况，他说：“这个错误是一只眼睛的人（指刘伯承）看出来，我们这些人都长了两只眼睛，为什么看不出来？”
据李达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李达将军每次出行，一定要坐在前排的副驾驶位，这是他在战争年代当参谋长时养成的观察地形的习惯。
即使在和平年代，李达每次出门，也一定要带地图、指北针和放大镜，每次看到地图，他一定仔细端详，研究一会儿。他每到一处，一定会询问当地的地理情况，比如到了云南，他会问史迪威公路在哪里？到了广东，他会问毛主席说的“五岭逶迤腾细浪”中的“五岭”是哪五岭？到了黑龙江，他会问地图上为什么会有两条松花江。
一直到80多岁时，李达将军依旧能把全国两千多个县的名字一字不差地说出来。可以说，战争年代养成的素养和习惯，已经深深刻进了李达将军的血液中。
李达将军的战争岁月及其与6位元帅的情缘
在抗战期间，李达曾协助刘伯承和徐向前指挥了神头岭战役、响堂铺战役、晋东南反九路围攻、香城固战役、磁武涉林战役、百团大战等著名战役。
1943年10月，李达兼任太行军区司令员。1945年晋冀鲁豫军区成立后，李达担任该军区参谋长兼太行纵队司令员。
晋冀鲁豫军区随即发起了上党战役和邯郸战役，在邯郸战役期间，李达曾冒险穿过层层火线，前去与国军新编第八军军长商讨起义事宜。高树勋是当年26军27师师长，也算是李达的熟人了。高树勋的起义在解放战争中有不小的意义，而李达为促成高树勋起义贡献了不小的力量。
46年6月，晋冀鲁豫野战军正式成立，李达为参谋长，此后他又协助刘邓指挥了陇海路、定陶、巨野、豫北、鲁西南、挺进大别山等一系列战役。
48年5月，晋冀鲁豫野战军改名中原野战军，李达继续担任参谋长，协助刘邓、陈毅指挥了淮海、渡江等战役。之后他又随军挺进大西南，担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政委。当时西南军区的司令员正是他在二方面军的老首长贺龙元帅，这次算是他们的第二次合作。
建国后不久，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李达在1953年接替解方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和彭德怀、陈赓、洪学智等人共同指挥战斗。
回国后，他先后担任国防部副部长，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兼计划部、监察部部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等职，这期间他又一度在叶剑英元帅的直接领导下工作。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军衔制，在授衔前，李达的夫人张乃一曾问李达：“你这次能评个什么衔？”李达说：“可能是中将，也可能是少将。我为党为人民做得还是太少了。”
但事实上，李达却被评为了开国上将，而且位列第二，这充分证明了中央对他多年工作的肯定。
李达将军态度谦虚，从不居功自傲，有一次他的女儿见学校里的同学都在互相比较，说这同学的父亲是中将，那同学的父亲是少将。女儿好奇便问父亲他是什么将。李达回答：“你小孩子打听这些有什么用？我是芝麻酱，黄酱。”
艰苦奋斗，不忘初心
李达将军一生个人名利地位，始终保持着艰苦奋斗的老红军本色，一生最反对大吃大喝，铺张浪费。
1950年，刘伯承离开二野，创办了南京军事学院，该学院在西南地区招收了一片干部学员，离开前，李达特地用太行山的“沁州黄”小米干饭招待了他们，他对这些部下说：“我今天请大家吃太行山的沁州黄，就是希望大家不论走到哪里，南京也好，北京也罢，都不要忘了我们在太行山里的那段艰苦岁月，别忘了我们在太行山的父老乡亲。”
到场的众人无不感动，时任15军军长的秦基伟（开国中将，88年上将）代表众人发言说：“请‘五号’放心，我们一定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
李达调到北京工作后，由于常常开会，而且开会时间总是很长，所以经常需要加餐，但他每次加餐，只吃烤馒头片。管理部门曾多次要给他丰富一下伙食，但他每次都拒绝。
每次外出视察工作，李达都严格要求接待单位把规格降到最低，多一个炒鸡蛋都会挨批评。
李达对自己的子女要求也很严格，他的大女儿李晖在新疆军区工作多年，军区的同志一直不知道她的身份。当时的乌鲁木齐军区政委谭友林是李达多年的好朋友，李达嘱咐他，一定不能搞特殊。谭友林多年之后回忆起此事，感慨地说：“李达同志这样‘关照’自己的子女，令我感动。”
后来，李晖和丈夫一起被调到了乌鲁木齐军区总医院工作，李达听说这件事后立刻把他们找来，问为什么不干边防工作，调到乌鲁木齐去。李晖解释说这是组织因为工作需要才安排的，没有找任何关系，完全符合组织流程，李达这才放心。
1978年国庆，李达写了一首《勉致儿女们》的七言长诗，分给儿女们一人一份，让他们不要忘记过去的艰苦，不要忘了奋斗自强。
晚年的李达还是常常提起刘伯承，他说：“刘帅常常告诫大家，不管你当了多大的官，你的一个口令能让多少万人立正，你都要记住，你的这一点权力是党给的，是人民赋予的，你自己没有什么了不起。决不能自我膨胀，忘乎所以。”
1993年7月12日，一代名将李达因医治无效在北京病逝，享年88岁。
李达病逝后，邓小平委托他的夫人卓琳前来吊唁，卓琳带来了邓小平的话：“李达同志是最好的参谋长！”相信老首长的这个评价足以让李达含笑九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