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唐生智，字孟潇，1889年出生于湖南东安， 早年间就读于长沙陆军小学堂，后又转入著名的河北保定军官学堂，他和蒋介石、顾祝同、陈诚都当过同学，当时他们的校长是著名的军事教育家蒋百里。
唐生智一生经历过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其中大大小小的战役他参加了无数次，然而，最为人们牢记的，还是他在1937年11月到12月之间指挥的南京保卫战。
南京作为当时国民政府的首都，它的失陷是和中国的百年国耻、民族耻挂钩的——自1900年清朝在八国联军的侵略下失去首都北京后的又一次巨大耻辱，而南京失陷直接带来的南京大屠杀，更一直是我们这个民族最大的历史创伤和痛苦记忆。
防守还是弃守？李宗仁：唐生智主动请缨是为了趁乱掌握兵权
1936年11月12日，上海全部全部陷落，一天后，日军的15艘军舰开进长江，日军兵分三路，向南京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企图逼迫国民政府签订“城下之盟”，对日投降。
在11月中旬的特别国防会议上，两种观点展开了激烈的交锋，一种观点认为：“目前日军势力正旺，斗志正锐，气焰嚣张，我们对南京原则上只能采取放弃防守原则。如果要守，也只能用几个团的兵力作象征性防守，不然，损失不可估算。”
何应钦的这段发言获得了在场大多数将领的认可。
李宗仁的建议是，与其在无胜算的情况下硬打，“倒不如我们宣布南京为为不设防城市，以免敌人借口烧杀平民。”
白崇禧同意李宗仁的看法，他说:“南京是总理指定之首都，为总理陵寝所在地，不忍为军事破坏，因宣布为不设防之城市。”
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张群补充说：“若我军自动退出南京，日军不是以武力攻占的，万一将来和谈时，它就不能以战胜者自居对我进行要挟。”
包括德国驻中国军事顾问冯·法肯豪森也劝蒋介石：“不要保卫处于长江一个死湾子里的南京。”
从军队对比和战场形势来看，日军直接攻击南京的部队有10万人，而且大都是训练有素的老兵，而且有海军和空军的密切配合，地上有新式坦克、火炮等重装备。
中国军队虽然有约15万人参战，但其编制庞杂，训练、武器、兵员等明显落后，有数据说，当时负责守卫南京的部队中，新兵就占了38%。
应该说，从战场的客观形势和军事、政治策略来看，他们的这些说法并不是毫无道理的，作为一种给予军事战略的讨论，不应该简单地将他们归结为“妥协”、“投降”。
放眼中国军事史和世界军事史，从来不乏“不计较一城一地得失”而获得最终的战例，比如解放战争期间的延安，七战七捷的如皋、海安，俄法战争中的莫斯科。可见，单纯从军事上考虑，南京确实是可以弃守的。
但，蒋介石作为当时国民政府的统帅，他不能仅仅从军事上思考问题，蒋介石认为：“南京是首都，为国际观瞻所系，对全国人心有重大影响，完全是不守是不行的。”他在日记中写道：“南京孤城不能不守，对上、对下、对国、对民，殊难释怀”
蒋介石认为弃国都而不守是不行的，但死守也不是办法，唯一可采纳的办法是“短期固守”。
换言之，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将领都认为，南京失守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或者说是一个意料中的事情。所以，他们在制定战役计划的时候，并没有把永久、长期固守南京作为自己的战役目标。
然而，就是这样的“短期固守”计划，在国民党的诸多将领中都无人敢于站出来承担。现场众将面面相觑，无人应声，逼得蒋介石说出了：“如果没人守，我自己守！”这样的话。
在这样的情况下，唐生智站了出来，他说：“南京是国民政府和先总理孙中山陵墓所在地，只有死守南京，方能明确我们的抗战意志和决心，牵制敌军，赢得全国和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值此大敌当前，在南京如不牺牲一二员大将”则对不起孙中山的在天之灵和蒋介石。他力主“死守南京，和敌人拼到底。”
蒋介石听后点头称赞，当场任命唐生智为首都卫戍区司令长官。
李宗仁后来写回忆录时，称唐生智之所以自告奋勇守南京，其实只是想趁乱掌握兵权。这一论断其实是有待商榷的，首先，如果守南京能掌握兵权，其他人为何全无反应，只有一个唐生智站了出来？其次，镇守南京的部队包括西北军、东北军等，大都为杂牌军队，可见这兵权的含金量其实并不高。
有人曾指出，唐生智是因为认为日军不会真的进攻南京，才站出来故作姿态，这种看法不值一驳，因为稍微了解当时形势的人都不会做出如此判断。
唐生智指挥失误，一道命令导致数万战士送命
不论唐生智是出于何种动机才主动请缨的，都无法抹煞一个事实，那就是：南京保卫战是以大失败告终的，而唐生智在这场大失败中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回顾整个南京保卫战，唐生智作为指挥官实际上执行的是“消极防御，被动挨打”的战略战术。
守城各部队所担负的正面都太宽，且缺乏纵深配置，守城部队表面上是全面防守，实际上却是处处薄弱，日军进攻自然不会全面进攻，只需专注一点或几点，就能击溃我方的整个防线。
《毛选》有言：“军队失掉了主动权，被逼处于被动地位，这个军队就不自由，就有被消灭和被打败的危险。”
国民党的将领有人知道这个道理，比如48师师长徐继武，第2军团军团长徐源泉，他们都认为：“防御若不取攻势，则不能达成目的”，“均衡配备，则敌人随时可以觅得我方弱点。若我守势亦形成重点，趁机打破其攻守计划，则地疲于奔命”，“我方始终固守某某线，毫无主动之能力，终致大败。”
在南京保卫战中，教导总队副队长兼第一旅旅长马振强、第三旅旅长马威龙和工兵团团长杨厚灿等人曾联名建议唐生智，可以趁着敌人主动进攻的机会，集中机动兵力，主动出击日军驻地，威胁敌人后方，争取战场主动。但这一方案被唐生智、桂永清无视。
指导思想的错误导致了整个战役无可避免地走向失败，在这个方面，身为此战最高长官的唐生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身为一位有着多年战争经验，长期接受过军事教育的将领，唐生智的这个错误是令人痛心的。
对全局掌控无力，号令不灵，联络不畅，是唐生智在此战中所犯的第二个错误。
48师当时除负责乌龙山的防守外，还负责和尚庄到杨坊山一线的防守，按照部署，杨坊山的防守任务本属于教导总队，但教导总队却一直未到，48师不得不分兵布防；战役进行到焦灼时，有些部队竟擅自撤退；12月12日，唐生智下令第二军团撤退，但撤退的命令竟未能送达。而二军团的求援电报发出后，一直到夜里都未能联系上司令部……
部队各自为战，司令部无力统筹全局，对战局的发展无力掌控，应该说，唐生智作为最高指挥官，对此负有直接的、不可推卸的责任。
唐生智对战场各部缺乏有效组织，这种失误不仅体现在战斗中，还体现在撤退时。
最初，考虑到人多船少的问题，唐生智制定了“大部突围，一部渡江”的撤退计划，而在下达撤退命令时，他却额外补充了一条命令：“87D、78D、74A教导纵队如不能全部突围，有轮渡时，可过江向出滁州集结”。
这个额外补充的命令，开了一个很坏的口子，犯下了明显的和不可挽回的错误。他的这道补充命令一下，许多原定突围的部队，都拥到了江边，最后聚集起了大概9个师。由于渡船紧缺，士兵人人抢着过河，未上船的士兵向已经上船的士兵开枪，有的船则因为严重超载沉没江中。还有很多官兵拆掉商店门板作为渡具过江，“其淹没江中者，数以千百计”。
据宋希濂回忆，他渡河之后遥望对岸，只听见隔江一片嚎恸之声，惨不可闻，自己却毫无办法，只能黯然泪下。
最后成功渡江的士兵只有4千人，数万未能渡江的士兵，后来都遭到了日军的残酷杀戮……
此战中，因为撤退转移不当造成的部队损失，已经远远超过了部队在守城战斗中造成的损失。这无疑是整个南京保卫战中的最令人唏嘘的地方。
南京保卫战为何是大失败？
前文已经提到，南京保卫战一开始并不以永久固守南京为目的，所以不应该以南京的失守的作为判断整个战役失败的依据，判定南京保卫战为失败，主要有以下三个依据：
第一，此战歼敌有限。
毛泽东提出的“十大军事原则”第三条明确说道：“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往往需要反复多次才能最后地保守或夺取之。”
在国民政府方面已经明确了南京不必长期固守的情况下，歼灭日军的有生力量无疑应该是南京保卫战最重要的战略目标。
据军史学家估计，南京保卫战中中国军队歼敌数量为1万，只占日军攻击南京总兵力的1/10，这样的伤亡数字，对日方来说完全是可以接受的，并不影响他们后来的进攻。南京保卫战在对后续战争的贡献上，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
第二，此战损失惨重。
毛泽东有名言：“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既然无法做到有效地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既然南京必失，那么“存人”不失为上上之策，但遗憾的是，在这方面，以唐生智为首指挥官们也做得很差。
据估计，南京保卫战中，各部队的损失加起来约有10万人，而这10万人中，一大半是在对日军已经不构成杀伤的情况下被残酷杀戮的。
第三，此战失败太快。
抗日战争是一个农业国家对上一个工业化国家的不对等战争，在这样的战争面前，持久战无疑获胜的关键。以空间换时间，是可以接受的，但问题在于，我们用南京这个空间换来了多少时间。
12月1日，裕仁批准“大陆命第八号”，正式下达了进攻南京的命令，10天后，日军就突破了南京的外围阵地，到达了南京城郊。12月9日，日华中方面军司令松井石根通过飞机向南京城内抛洒《投降劝告书》，他扬言：“贵军苟欲继续作战，南京则必难免与战祸，是使千载文化化为灰烬，十年经营终成泡沫……”
10日凌晨，日华中方面军副参谋长武藤章带人在南京城郊等待国军谈判代表，但直到上午，他们都没能等到一人前来。日军显然低估了守城将士的勇气，守城将士死战之心不可谓不坚定，但仅仅3、4天之后，南京城就沦陷了。
国民政府组建南京卫戍部队是在11月25日，而南京城的陷落是在12月13日，也就是说，南京卫戍部队的防守只持续了18天时间。
这个18天，意味着南京卫戍部队没有给全国的战局争取到足够多的时间，没有给友军部队争取到布置战场的时间，休整部队的时间。这可以说是南京保卫战的又一败笔。
如何评价唐生智？
在南京保卫战前，国民党将领就已经知道，南京是个绝地，敌人可以三面可从东、南、西三面进行合围，而南京的北面是滔滔长江，背水而战，无路可退，敌人可以用海军进行封锁，想要让本来就处于弱势的南京守军长期守住此地，无疑是不现实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其他一些方面，守军不可以做得更好。
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南京保卫战的失败，就忽略南京守军在这场战役中展现出的英勇气概，和奋勇杀敌，誓死守城的一系列事迹。
就唐生智个人来说，他守土抗敌有功，指挥失误有过。唐生智在战前曾向蒋介石保证，自己“没有统帅的命令绝不撤退”，这一点他也是做到了的。
应该说，南京保卫战的失败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单纯把此战的失利归结到唐生智指挥失误这一点上是有失公允的。唐生智敢于在国家危难之际站出来，承担责任，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军人担当是值得肯定的。
我们与其把矛头对准一位敢于站出来指挥一场注定失败的战争的将领，不如去追究残酷地发起战争的日本侵略者的责任。与其责怪受害者，不如声讨施暴者，这样才至于模糊问题的焦点。
1981年，中央委托湖南省委重新为唐生智举行追悼会，并肯定了唐生智生前爱国爱民，追求真理的精神，不久后，湖南省委将其故居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